——为纪念中国佛教两千年而作
一、引言
远在两千年前，古印度佛教僧侣奉持佛经，经由中亚细亚，踏着平沙莽莽的丝绸之路，进入我国新疆地区，再沿着马铃声声的河西走廊而深入到内地，传播佛教。以后，印度佛教的不同派别又分别北上，进入我国西南地区的西藏和云南，弘扬佛教。由此，中国佛教形成了汉语、藏语和巴利语三大语系的完整格局。
佛教传入中国后，它的独特宗教信仰逐渐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传统文化之中，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发芽、开花、结果。中国佛教学者也创立了佛教宗派，并传入周边国家和地区，如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的佛教就是中国佛教宗派的延伸。13世纪初，印度佛教被外来势力消灭。这样，事实上中国成了大乘佛教的第二母国。
两千年来，佛教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也程度不同地影响了东亚、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在中国和这些地区国家的宗教、伦理、哲学、文学、艺术、医学、民俗等广泛领域，无不显示出佛教的巨大作用，这构成了中国历史和上述地区国家历史的显著特点。这是不同民族、国家的不同文化自由交流的成功范例，也是亚洲乃至世界人类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
1998年是中国佛教两千年，是有历史意义的年头，值得隆重纪念。纪念中国佛教两千年，最有意义的活动就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这就要求我们对中国佛教的两千年历程，进行深入的反思，做出深刻的总结。我们认为，中国佛教两千年的历程，其实质就是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佛教是怎样实现中国化的？有哪些成功的基本经验值得总结？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主题。佛教中国化的成功经验，是中国佛教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优秀文化传统，构成了中国佛教的优势、长处、强项，也是佛教赖以长期存在和继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认为，依托佛教历史经验的丰富思想资源，结合未来社会的新形势、新特点、新课题，加以细致研究、缜密思考，就能比较准确地展望佛教的未来前景，并确定相应的思路和举措，以推动佛教适应时代和不断发展。
下面，我们拟从学术文化的视角出发，就中国佛教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走向，做一冷静的客观的探讨，以此作为对中国佛教两千年的纪念。
二、中国佛教的历史经验
中国佛教的历史经验就是佛教实现中国化的成功实践，总结中国佛教的历史经验，就要深入探讨和分析佛教是如何调整角色定位，应对排拒，化解障碍，消除矛盾，从而为中国人所接受，并得以存在的；就要深入探讨和分析佛教是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不断提出与印度佛教既同又异的义理思想和修持方法，从而适应中国人的精神需要，并获得发展的。我们认为，中国佛教的历史经验似可以概括为以下三项基本内容：
（一）与世俗政治的协调。政治通常涵括政权、政治制度与政治观念等内容。中国自秦汉以来，直至清代灭亡，是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实行皇帝"家天下"制度，"天下"（国家）被认为是皇帝的私产。皇权至上，一切大权归于皇帝，"皇帝"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皇位世袭，传位被视为皇帝家庭的私事。皇帝还建立一套相应的政治制度来确保自身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皇帝的至高无上地位和强大政治权势，绝不会容许神权凌驾于皇权之上，也绝不会容许神权漠视皇权的尊严，更不会容许神权对皇权的挑战。因此，历代皇帝都要运用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样那样地驾驭、控制、支配、管理宗教，要求宗教服从自身统治的利益。中国封建皇权具有决定宗教命运的严峻现实，逐渐被中国佛教上层精英所认识，妥善处理佛教与封建皇权政治的关系，是佛教在中国获得存在与发展的首要条件。东晋时代佛教领袖道安就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释道安传》，见《高僧传》卷5。），明确地道出了政治对佛教生死攸关的重要作用和佛教必须采取的协调立场。道安弟子、东晋后期南方佛教领袖慧远的"政教离即"论，更是全面地阐发了政教关系说。当时以权倾一时的桓玄为代表的部分政界人士，要求沙门向王侯礼敬，并与慧远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和《答桓太尉书》（见《弘明集》卷5；卷12。）中就此做了两方面的答辩：首先，把在家信徒与出家信徒加以区别，肯定在家信徒必须顺应世俗礼法，尊亲敬君；同时又强调出家僧侣的特殊之处，一是要隐居，一是要变俗，也就是要独立于世俗之外，不随俗顺化，因而不恭敬王者。其次，慧远又从出家僧侣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方面说："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矣。"（《答桓太尉书》，见《弘明集》卷12。）"一夫"，此指沙门。"皇极"，政治贤明。这是说，如果使沙门勤于修持，成就功德，就能使自己的六亲乃至天下都得到好处，这是完全符合王侯的政治利益的。慧远既高扬佛教的主体意识，维护佛教的独立立场，又强调佛教的道德教化有利于政治统治的巩固。也就是说，慧远十分强调出家僧侣独立于政治，强调政教分离，同时又论证佛教有益于政治，即与政治的一致性，肯定其相即不离的关系，将佛教与世俗政治协调起来，维护了佛教的生存权。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应当说，慧远的"政教离即"论是合乎理性的，有积极意义的，是封建时代佛教僧侣对政教关系所能做出的最出色的总结，为中国佛教处理政教关系确定了原则立场，它有助于避免因僧人染指政治而导致朝纲不振、政治腐败现象的出现，也有助于减少或避免王朝运用政治力量和行政手段压制宗教现象的发生。
为了协调政教关系，自5世纪末开始，中国佛教还设立了僧官制，在执政者的管制之下，僧官负责沙汰僧众、试经得度，禁止私建寺院、编制僧籍等，以匡正僧众纪律，控制僧团势力。由于慧远的"政教离即"论和僧官制度等的调节作用，即使是后来发生了"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佛教也没有被消灭，而是在新的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得以复兴。历史表明，古代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是关系中国佛教生死存亡的大事，而佛教保持与世俗政治的协调关系，正是它得以长期流传的重要原因。
（二）与固有文化的磨合。磨合是指摩擦与融合，由摩擦到融合。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磨合，即是佛教成功地与不同文化的交流，是使自身成为儒、道、佛三大传统文化中与儒、道并列的一系，并获得长期、广泛的流传的又一重要原因。
佛教与以儒、道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是古代东方中印两大国家的两大文明体系，对人生和宇宙都做出了系统的、有深度的说明。这两大文明体系各有特点，旗鼓相当。当彼此产生交涉、撞击时，我们可以看到，两者都采取了相互选择的立场，经由相互摩擦、冲突，到相互会通、融合，寻找彼此认同的契合点，以共同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佛教与儒家曾发生"生死"、"形神"之争，有无因果报应之辩，和"沙门应否敬王者"之争。佛教与儒、道曾发生中印国民性格之辩，和儒、道、佛三教的高下优劣之争等。但是，从整个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交涉史来看，双方真正在思想文化上的斗争不是十分突出的，也不是主要的。相反，彼此的融合则是经常的、普遍的，后来更是达到了"三教合一"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