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奢靡之风弥漫于整个社会，婚嫁中的重聘礼、奢陪嫁即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同时，婚嫁之中的奢华、夸耀，又对奢靡之风起到助长作用，使之愈演愈烈。相对于重索聘礼而言，各地的“奢嫁”之风尤为引起时人的关注。“绫罗绸缎、金银珠翠”成为嫁妆的代名词，“炫耀”、“争竞”成为陪送妆奁的目的。许多地方嫁女之费超过娶妇，富裕之家尤其如此。如《上林县志》： 女家陪嫁费用至少与男家聘礼相等，“或且倍之，冀争体面”①（《上林县志》卷六，《社交部·风尚》，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枣强县志》：“豪富之家，有以数百金作嫁资者，非复曩昔之朴俗矣。毕婚后，女家之费恒数倍于男家。”②（《枣强县志》卷一，《典礼志》，嘉庆九年刻本） 《衡水县志》：“毕婚后，男家之费什一，女家之费什九。”①（《衡水县志》卷五，《典礼志·风俗》，乾隆三十二年刻本） 《齐河县志》：“纳聘，上者数十金，妆奁倍之。”②（《齐河县志》卷三，《风土志》，乾隆二年刻本） 嫁女成为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不少家庭走上借贷或破产的道路。江苏一带有《送嫁娘》的竹枝词，对这种破产置办嫁妆的现象进行讽喻：
送嫁娘
良辰嫁娶笙歌沸，喜嫔簪花矜得意。迎人先作叩头虫，指点门楣夸富贵。揄扬传粉郎，称美闺房秀。彩舆装点伴新娘，礼文娴习无遗漏。几日坐花筵，三朝女会。婢妪相呼姊妹行，奁资数说谁家最。酬应毕，求赏钱，男宅施金钏，女家给宝钿，奢华浮费累百千，朱门转眼异姓迁。依然喜嫔来筵前，赚得赏银买宅田。③（《吴俗讽喻诗》卷三，８页，《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３５册）
针对以上情形，雍正元年，政府对普通百姓的婚礼规格做出规定，以限制婚礼中的奢靡：庶人“迎娶轿上不许用彩结楼亭，妇女禁用凤帔补服、大轿，违者罪坐夫男”，禁止在婚礼中僭越奢靡。④（参见安徽《含山县志》卷一六，乾隆十三年刻本） 一些宗族或士人也力倡婚礼去奢从俭。早在明代，岭南地区的《泰泉乡礼》就针对女子的嫁资做出限制：
凡女服，首饰衣裙随俗，但不许用违禁之物。上户通计所费银不过三十两，资装器物之费半之；中户所费不过二十两，资装器物之费半之；下户所费不过十两，资装器物之费半之。其僭用珠冠命服、金银器皿者有罪。⑤（黄佐：《泰泉乡礼》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４２册，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清初思想家陈确在其所著《丛桂堂家约》中特地开列奁单一份，以示节俭之表率。如下：
衣柜一口 衣箱两口 火箱一只 梳桌一张 琴凳二条杌头二条 衣架一座 百架一座 梳匣一个 镜箱一只铜镜二面 面盆一个 台灯一个 烛千一对 脚炉一个布衣二袭 铺陈一副 床帐一条 床幔一条 门帘一条面桶一只 脚桶一只
陈确认为，嫁女妆奁按照此单办理即可，“诸父昆弟不另致赠”，只将单中所开列物品“分任一二物以助之”。如此，既符合亲友互助、互贺之礼，又减轻了女方家庭的经济负担，不失为节约简便的方法，“则主人虽极贫，可免外贷。此一家血脉常通之道也”。陈确又在单后附有说明：“右费共约卅金。有力者视此，无力者任减之，更无限制。”①（《陈确集》，５１５～５１６页） 按照陈确所提出的嫁女“不慕财势”、“不受聘金、不办回盘、不迎奁”、“不授奁产”、“虽有力，不逾奁单”②（《陈确集》，５１５～５１６页） 等思想，他所开列的奁单应当是本着节俭而又不失礼节的原则，但是，将陈确的奁单与《泰泉乡礼》之规定相比较，三十两银子的嫁妆已经属于“上户”之费，如果再以“资装器物之费半之”的标准衡量，陈确所列的嫁妆已经超过一倍。
政府的规定和士绅的倡导并没有在民间得以遵行，明清社会的奢靡之风愈演愈烈，婚嫁花费越来越高，“数百金”、“千金”、“万金”的字样频繁地出现在各地方志之中，如《陆川县志》：“女家妆奁，富者或费千金，或数百金；中人之家亦多在百金以上。”③（《陆川县志》卷四，《舆地类·风俗》，民国十三年刻本） 《续修永定县志》：“惟妆奁竞尚华靡，力足者动费千金。”④（《续修永定县志》卷六，《风俗》，同治八年刻本） 《乌青镇志》：“大抵自四五百金至千金不等，甚至割产举债。”⑤（《乌青镇志》卷一九，《风俗》，民国二十五年刻本）《定海县志》：“一女出嫁，动辄数千金。”⑥ （《定海县志·方俗》，民国十三年铅印本）《海城县志》：“富室嫁女，妆奁动值万金。”①（《海城县志》１９３７年铅印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６６页）
不仅金钱方面的花费超标，服饰礼仪方面也多有僭越。《陵县续志》记载，当地陪嫁“率以丰奢为荣，往往有农家子备办士大夫陈设什物者，其实空费金钱，终归无用”②（《陵县续志》卷九，《风土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这是普通农民对于士人的崇拜与模仿。这种浪费金钱置备“终归无用”物品的行为，真切地反映出奢靡僭越之风在百姓中造成的不良影响。清代许多地方平民婚礼亦打官衔或“进士”等字样，新人衣着也模仿上层人士，如安徽蒙城民女出嫁时的装束为“头戴凤冠，身穿绸缎，上着帔锦，下束罗裙，头顶红方巾”③（侯定国：《蒙城婚嫁礼俗漫谈》，载《漆园古今》第２辑，１９８４），这是百姓对于帝王婚嫁的模仿。清人袁枚在《子不语》中记述了“鬼借官衔嫁女”之事：
新建张雅成，“儿时戏以金箔纸制盔甲、鸾笄等物”，藏于小楼上玩耍，忽有女子登楼求钗钏、步摇数十件，说为“嫁女奁中所需”，后又告张曰：“我姓唐，东邻唐某为某官，我欲倩郎君求其门上官衔封条一纸，借同姓以光蓬荜。”张戏写一纸与之，女子携饼饵、钱来谢，“及旦视之，饼皆土块，钱皆纸钱，方知女子是鬼”④（参见袁枚：《子不语》，２６６页，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５）。
袁枚以此事感叹鬼也如人间爱体面、崇势利，正是对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嫁女奢靡僭越现象的一种讥讽。
对于不断抬升、相互攀比的嫁妆花费，许多家庭难以承受，直至破产。这种倾家荡产以随俗的现象相当普遍，如《阳江县志》载，“母氏爱女或竭所有而不之顾”，“婚嫁之费，动逾千金，甚或不惜破产以为美观”⑤（《阳江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道光二年刻本）；《高淳县志》：“嫁女、娶妇或有破产业以营妆奁，夸舆从者”①（《高淳县志》卷四，《疆域·风俗》，民国七年刻本）；《西安县志》：“女家具奁率以奢丽相夸耀，贫者至破产不惜”②（《西安县志》卷二○，《风俗》，嘉庆十六年刻本）；《霞浦县志》：“咸、同以前，有办全堂嫁装，费至数千金，间或因此破产者”③（《霞浦县志》卷十二，《礼俗》，民国十八年铅印本）；《乐山县志》：“近或破产侈妆奁”④（《乐山县志》卷三，《礼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大竹县志》：“女须厚奁，璀璨琳琅，夸多斗靡，中人常因以破产”⑤（《大竹县志》卷一○，《风俗志》，民国十七年铅印本）；《八寨县志稿》：“今则好奢华，有娶一媳、嫁一女，几致破产者”⑥（《八寨县志稿》卷二一，《风俗》，民国二十年刻本）；《陕西通志》：“婚多论财货，侈奁具，有破产嫁女者”⑦（《陕西通志》卷四五，《风俗》，雍正十三年刻本）；《成安县志》：“往往有因嫁一女竟至败产倾家，一蹶而不可复振”⑧（《成安县志》卷一○，《风土》，民国二十年铅印本）；《上虞县志校续》：“甚有因嫁女而荡产，缘娶妇而倾家者，以至穷苦小民老死而不能婚”⑨（《上虞县志校续》卷四一，《风俗》，光绪二十五年刻本）；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奢嫁其实也只在中产以上家庭有之，贫家根本无从谈“奢”。人们之所以消耗大量的财物置办嫁妆，富家是借此以夸耀乡里，不少方志对此都有反映，“富者将妆奁分陈于方桌之上，以二人舁之绕街市而行，多至百桌外，以示夸耀”（《铁岭县志》卷一三，《礼俗》，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富者每遇婚姻，必大事铺张，以夸耀乡里”（参见《万全县志》卷九，《礼俗志·民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中产之家则是为了维护体面，只得破产以从，“富者即侈费，故绰有余裕，中户亦欲争夸，遂有典田鬻产以资奁仪者”（《兴宁县志》卷五，《风土志》，光绪元年刻本），“中资之户因夸耀一时而致贫乏者”（《筠连县志》卷三，《舆地志·风俗》，同治十二年刻本）；“男用重币，女须厚奁，璀璨琳琅，夸多斗靡，中人常因以破产”①（《大竹县志》卷一○，《风俗志》，民国十七年铅印本）。难怪有人发出中产家庭由于婚嫁而导致贫苦，“实为体面二字所误尔”②（《川沙县志》卷一四，《方俗志》，民国二十六年上海国光书局铅印本。） 的感叹。为“体面”而倾家荡产，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似乎难以理解，但是对于生活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的百姓而言，“体面”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家庭和个人的尊严，也影响到家庭生活的和睦。以下论述或许可以帮助大家认识到“体面”的重要性。
首先，人们对于嫁妆的规模、构成、实际价值十分关注。本书第一章提到的卖烧饼夫妇为争论他人嫁妆值多少银两以至互殴，糊了烧饼，即生动地反映出人们对于嫁妆的关注。就连徐珂这样的士人看到先后两家抬送嫁妆，也要上前“询之村人”，问其具体花费、进行前后比较（详见第一章第一节），而普通百姓，特别是缔姻两家的邻里亲朋，对于嫁妆的关注和兴趣更甚。“宁省妇女有一种少见多怪之习，每闻街坊偶有喧声，则阖家奔出观之，如婚事之铺嫁妆及彩舆、丧事之出殡，固在所必看。”③（《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８２８页，《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８册）夸耀和体面与邻里的关注相互烘托，使得抬送嫁妆成为街衢市井的风景线。“富者每遇婚姻，必大事铺张，以夸耀乡里。所有双方之聘礼、妆奁，或用高桌陈列，或用食盒装置，抬夫数十人，亘长百余步，鼓乐前导，车辆后随，沿途观众不绝，无不啧啧称羡。”④（《万全县志》卷九，《礼俗志·民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其次，清代许多地方还有“亮嫁妆”之俗，或称“看箱”、“看搬嫁妆”等。如《乾隆宁德县志》载：嫁女者于吉期前三日，邀诸女眷寝食于家，先一日纳奁物于筐箧，令诸姻属亲视之，然后送于婿家。谓之，‘看箱’”⑤（《乾隆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乾隆四十六年刻本）；《翼城县志》：男家“将所送妆奁照单点数，排列几上，俟亲友观毕，乃收送新人房内”①（《翼城县志》民国十八年铅印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６５２页）； 《柳城县志》： “成婚之日，多陈列妆奁，供众参观”②（《柳城县志》卷四，《民事·风俗》，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 《华亭县志》：“列妆奁于庭，俾众参观”③（《华亭县志》第五编，《礼俗志》，民国二十二年石印本）；《阳原县志》：“女之奁品，于喜轿临门前，陈列厅堂，任客观览”④（《阳原县志》卷一○，《礼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男家将物全数列于客堂，任由亲友浏览”⑤（《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民国间抄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６６７页）；《桂东县志》：“三朝，男家妇女皆将新妇妆奁评验，以致女家奢侈是尚”⑥（《桂东县志》卷九，《风俗》，同治五年刻本）；《霞浦县志》：“要皆各备盛筵款待族戚，俗称“看搬嫁装（妆）”⑦（《霞浦县志》卷十二，《礼俗》，民国十八年铅印本）；等等。虽然各地称谓不同，其实都是在男家或女家的亲友面前将嫁妆铺陈开来，进行展示。尽管亲友们出于情面，验看之后，“不夸刺绣好即称活计高”⑧（《海龙县志》卷一四，《礼俗》，１９３７年铅印本），但是对于嫁妆的实际等次，各自心知肚明，如果女家所陪嫁妆俭啬，无疑为亲友们私下里相鄙夷，使家庭与新妇蒙羞；反之，如果嫁妆豪华绚丽，亲友发自内心争相赞叹则可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两家的荣誉感，即维护了家庭的“体面”。
因此，多数地方的嫁妆极尽夸耀，即使没有足够的“绫罗纱缎，珠翠金银”，也要“以多为荣”。如河南洛阳“打发嫁妆，用人极多，须将其尽有者尽行披露，连粗服旧衣俱要排出。此处送礼，用竹半桌以代南方之捧盘，非捧系顶也。故发妆之五光十色，亦均分布于桌，以表妆奁之丰富”⑨（《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８册，《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二，８１６页）。这种追求丰盛、讲究“体面”的心理直接导致了嫁妆的奢靡僭越
二、嫁妆与溺女婴
中国自古就有溺婴的记载，许多家庭出于贫苦等方面的原因将刚刚出生的婴儿溺杀，其中，以溺杀女婴为多。清代许多地方都有“民间生女多不举”的记载，清初思想家陈确的母亲就详细记述了她溺杀女儿的原因和经过：
吾生平无负心事，惟于二十四岁产一女，溺之，至今为恨。惟时贫困既甚，顾室中无一有，独拟一鸡为产后之需，临产而人食我鸡。又我父在杭，使人归嘱后母云：“陈女产，必立使人候之。”谓当有所遗也。母竟使僮长寿空手来候，又自起作食食之。遂恨绝，谓吾父母生我，长大尚如此受苦，是奚翅沤沫者，育之何为，徒自害害彼耳，坚欲溺之。血晕不能起，使祖房彩绣溺之，置浅水中，一夜不死。我怒甚，强起抠门自溺之。盖回首闭目而后溺之，弗能视也。嗟乎，吾岂能忍哉！①（《陈确集》，５３２页）
寥寥数语将溺杀女儿的无奈和悲惨描绘得淋漓尽致。这种母亲亲手溺杀婴儿的行为，尤为时人所指责：“嗟乎！人世溺女之妇，目睹呱呱赤子手搦足缩，狼藉血肉，顷刻之间宛转吞声，绝气于盆水之内。”②（刘绎：《存吾春斋诗文钞》卷六，“援溺说”，同治八年刻本）
陈确之母溺女是出于家庭贫困，无法养育新生的婴儿，这也是许多家庭溺杀女婴的原因。《慈利县志》中记载了当地人溺女的两种原因：“一、家贫，忧后日治奁难；一、家贫，母积繁忧，常日缠足难。”③（《慈利县志》卷一七，《风俗》，民国十二年铅印本） 两个原因的出发点都是由于家庭贫困，可见贫困是导致溺女的主要原因。在家庭贫困的背景下，一是为日后嫁女的妆奁置办而忧虑，二是贫困之家的母亲必然劳作不息，很难有精力为女儿精心缠足，而大脚女子是很难找到婆家的。两个原因都是从女儿本身出发，为其出嫁而忧虑。在三寸金莲是女性“美”的重要标准之一以及“奢嫁”的社会风气中，女方家庭的这种种忧虑并非没有其道理。然而，综观整个社会的溺女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家庭贫困外，溺女的另一重要原因，还在于“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
人们多认为早生儿子早得济，多子多福。儿子上可以继承祖先香火，下可以延续和扩展家族血脉，意义重大。女儿则不同，一方面女儿要裹足、教育、备嫁妆等，“父母养女较育男尤为艰辛”①（《南川县志》卷五，《嘉礼》，民国二十年铅印本）；另一方面，辛苦养育的女儿长大后要归于他人，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对家庭做出的贡献少于男子。因此，多数家庭不愿多养育女孩。《广德州志》的撰写者道出了当地溺女的原因：“惟溺女，旧有此风，询之州人，大半亟望生男者为之，未必预为奁饰计。”②（《广德州志》卷二四，《典礼志·风俗》，光绪七年刻本） 方志作者经过对州人的调查，得知多数家庭溺杀女婴是害怕女儿影响到生育儿子。哺乳女婴不仅妨碍到妇女劳作影响家庭生活，重要的是哺乳期间不易怀孕，延迟再次怀孕的时间，或者说延迟了生男孩的时间。生女对于生男的影响还表现在，在一定的家庭经济条件之下，养育女孩的花费影响到对于男孩的养育，譬如一个家庭的收入可以养活两个孩子，即使已经育有一个男孩，也会将新生的女孩溺杀，等待再生育男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