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船舶的数量与性能
船舶制造业是以多种工艺技术为基础的综合性产业，因而可以较全面地反映社会生产水平。秦汉时期造船业的成就，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当时手工业制作技艺的最高水准，为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社会交往的发展提供了作为必要条件的数量繁多、性能良好的各种形式的船舶。
史籍中多可看到反映秦汉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中使用大量船舶的记载。
《汉书·武帝纪》说，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行南巡狩，浮江，“舳舻千里”，形容船队前后相衔，千里不绝。西汉时以漕运方式转输关东谷物以保证长安支用，最多时年600万石。《释名·释船》列举船型较大者排水量为500斛，以此载重标准计，需用船12 000艘，确实可以形成“水行满河”（《汉书·枚乘传》），“大船万艘，转漕相过”（杜笃：《论都赋》）的壮观场面。当时民间也拥有大量运输船只，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到富家之资，有“船长千丈”语，以推行算缗时“船五丈以上一算”（《史记·平准书》），即民家船舶大约一般船长五丈计。则“船长千丈”之富家可拥有运船200艘之多。《华阳国志·蜀志》说，“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以给助军粮”，当调用大量民船。
水军用船往往数量更为集中。据说司马错率秦军顺江而下攻楚，有“大舶船万艘”（《华阳国志·蜀志》）。《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蜀王本纪》：“秦为舶舡万艘欲攻楚。”秦始皇时，“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据《淮南子·人间》，调发兵力计50万人，可以推想水军舰队规模之大。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与其“用船战逐”（《史记·平准书》）《史记·南越列传》：“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是又一次大规模水军南下远征。元封二年（前109），“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勃海，兵五万人”（《史记·朝鲜列传》），已经组成规模浩壮的海上舰队。
汉光武帝建武九年（33），岑彭军与公孙述军于荆门对峙，“装直进楼船、冒突露桡数千艘”，十一年发动总攻时，“发南阳、武陵、南郡兵，又发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凡六万余人”（《后汉书·岑彭传》）。委输棹卒，《东观汉记·岑彭传》作“委输濯卒”。据《后汉书·岑彭传》：“吴汉以三郡棹卒多费粮谷，欲罢之。（岑）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书言状。帝报彭曰：‘大司马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征南公为重而已。’”马援“进击九真贼征侧余党都羊等”，“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后汉书·马援传》）。
东汉末年，黄祖助刘勋“船军五千人”，孙策破之，“收得勋兵二千余人，船千艘”（《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又讨黄祖，得“船六千余艘”（《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裴松之注引《吴录》载策表）。“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威迫孙刘，“悉浮以沿江”（《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建安十四年，曹操“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北堂书钞》卷一三七引曹丕《泝淮赋序》《初学记》卷六引文作《浮淮赋》。：“建安十四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军，泛舟万艘。”其辞曰：
浮飞舟之万艘兮，建干将之铦戈。扬云旗之缤纷兮，聆榜人之欢哗。乃撞金钟，爰伐雷鼓。白旄冲天，黄钺扈扈。武将奋发，骁骑赫怒。
“浮飞舟之万艘”，显示出雄壮军威。
由于船舶的航区、任务和要求不同，造船业的产品具有品种多、生产批量小的特点。可以突出表现出秦汉造船生产水平的，除了船舶数量之多而外，尤以船舶形式之复杂多样更为引人注目。
《释名·释船》以载重量区别如下几种船型：
五百斛以上还有小屋曰斥候，以视敌进退也。
三百斛曰。，貂也。貂，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广，安不倾危者也。《太平御览》卷七七○引“”作“舠”。
二百斛以下曰艇。艇，挺也。其形径挺，一人二人所乘行者也。
又说：“军行在前曰先登，登之向敌陈也。外狭而长曰艨冲，以冲突敌船也。轻疾者曰赤马舟，其体正赤，疾如马也。”
《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晋令》说，水战“小儿、先登、飞鸟舡相去五十步”。所谓“艨冲斗舰”是汉世水军主力船型。《三国志·吴书·董袭传》：孙权讨黄祖，“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董袭将敢死士，“人被两铠，乘大舸船，突入蒙冲里”，“蒙冲乃横流，大兵遂进”。《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终以火攻取胜。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此事，谓“先取轻利舰十舫”往曹营。又《贺齐传》：“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是这种战船形体壮伟，机动性亦较强。《北堂书钞》卷一三七引杜预《表》：“长史刘绘循治洛阳以东运渠，通赤马舟。”或作“通舟尝用赤马”《广博物志》卷四○：“长史刘绘循治洛阳以东运渠，通州尝用赤马。赤马，船名。杜预《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七《杜预集·举贤良方正表》：“长史刘侩修治洛阳以东运渠，通舟尝用赤马。”。可见“赤马舟”也往往应用于民运。
著名的战舰又有所谓“戈船”。《三辅黄图》卷四引《三辅旧事》说，昆明池“中有戈船各数十”，“船上建戈矛”。《史记·南越列传》说，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发军讨南越，其中一支为戈船将军军，由故归义越侯严统率（《汉书·武帝纪》）。戈船，张晏谓“置戈于船下”，臣瓒谓“以载干戈”。
《后汉书·岑彭传》所谓“冒突露桡”也指水军战船。按照李贤的解释，“露桡谓露楫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触冒而唐突也”。都有较完备的防护设施。长沙伍家岭203号墓出土的两舷上装有护板，16支长桨穿过孔洞皆可隔板划动的木船模型，可能与“露桡”形制接近。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图版一〇三。林巳奈夫以为此即“露桡”。参见《漢代の文物》，369页，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昭和五十一年。《释名·释船》所谓“上下重版曰槛，四方施版，以御矢石，其内如牢槛也”，形容的正是这种船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