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商周三代制度与文化的承继与发展，孔老夫子曾经有过一段颇为著名的言论。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可见殷的制度文化是对于夏的制度文化进行“损益”之后形成的。孔子又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所谓的“二代”，即指****两个朝代。在孔子看来，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西周的社会性质颇有启发。****西周的社会制度，总的来说都属于封建制度，但其发展过程中后代对于前代的制度又有所“损益”。我们研究殷商时代氏族封建制的发展，着眼点就在于探讨它是如何对于夏代的氏族封建制进行损益的，看殷商时代在社会制度方面较夏代补充了些什么新的东西，又改变了哪些旧的东西。
一、殷商时代的氏族
殷商时代的社会结构中，氏族的力量比以前有所加强，其影响也更大。甲骨卜辞记载有殷商时代的许多氏族和方国的情况，早就引起了专家们的重视，进行过许多研究。例如丁山先生曾经就甲骨刻辞、卜辞所载诸妇和诸氏的资料进行统计，并且指出：
就现在已经刊布的甲骨文材料看，我们确知商代的氏族至少有二百个以上，待将来海内外所藏的甲骨文全部刊出，再为综合研究，一定还有若干新的氏族发现。这些氏族的事迹，有的常见于卜辞，间有见于经传诸子的传说；并且，他们当时所用的器皿和兵器，自宋以来，出土甚众。我们利用商代铜器的铭文，参验以经传诸子传说，可以说，殷商后半期的国家组织，确以氏族为基础。丁山先生相当谨慎，他以甲骨卜辞的材料为主进行研究和统计，所以只断定“殷商后半期的国家组织，确以氏族为基础”。其实，就整个殷商时代而言，也未尝不可以这样说，即殷商时代的国家组织，确以氏族为基础。我们说殷商时代的国家组织以氏族为基础，包括了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就商王朝而言，氏族为其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二是就商王朝以外的诸方国而言，氏族也是其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
我们先来研究商王朝直接控制下的氏族的情况。
殷商时代的族可以称为氏，史载周初分封诸侯时，曾经分封给鲁公“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左传》定公四年)。条氏、徐氏、萧氏等氏，自有其“宗氏”和“分族”，可见其氏本身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规模，不会像原始氏族那样只有几百人。商王朝的诸族可以分为“以国为姓”和以职业为姓两类。《史记·殷本纪》谓“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所提到的殷氏、来氏、宋氏等，都是子姓族，被分封以后而以国为姓。前面所提到的“殷民六族”中的索氏，或谓为以制造绳索而著名的氏族，长勺氏、尾勺氏，或谓为以制造酒器而著名的氏族。周初分封的时候，据文献记载，除了分封给鲁公殷民六族以外，还分封给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左传》定公四年)。这七族殷民，陶氏或谓即以制陶著名的氏族，施氏为以制作旌旗著名的氏族，繁氏是以制造马缨而著名的氏族，锜氏是以造釜著称的氏族，樊氏是以建造篱笆著称的氏族，终葵氏是以造锥著称的氏族。这两类氏族在商代社会上的地位可能是有区别的，“以国为姓”的氏族，其社会地位较高；以职业为姓者则是子姓部族中的下层氏族。
对于商王朝的军国大事，子姓的族众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商代前期这种影响更为显著。商汤灭夏是****之际最重大的事件，请看《尚书·汤誓》的记载：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
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篇中所提到的“众庶”应当就是商王朝的子姓族众。商汤在行动之前召集“众庶”计议，“众庶”当即提出质疑，询问为什么“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商汤不得不就此而耐心地进行说明。“众庶”又追问“夏罪，其如台”，让商汤讲清楚夏的罪恶到底如何。当然，商汤作为君主，还是以利诱、威逼两种手段，让“众庶”就范，但是其对于“众庶”意见的重视和向“众庶”所进行的细致解释，都表明当时“众庶”是有很大影响的，令商王不敢小觑。《尚书·汤誓》可以看成当时族众会议的记录，至少是后人依据这样的记录而写成的。商王盘庚迁殷是早商和晚商两个历史时期的分水岭，是对于商族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从《尚书·盘庚》篇里面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族众的重要影响，据是篇记载，盘庚迁殷时，族众曾经“协比谗言”，质问盘庚“曷震动万民以迁”，于是盘庚不得不召集族众至“王庭”举行会议，细致而认真地进行解释。迁殷以后，“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戚出陈言”，盘庚对于民众的不满情绪继续进行说服。盘庚迁殷时告诫官员们要“念敬我众”。这些都说明了族众是商代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商王对于族众的重视在甲骨卜辞中可以找到许多证据。例如，卜辞中有关于“氐众”的记载：
(1)贞，勿惟王往氐众人。(《合集》34)
(2)戊寅卜宾贞，王往以众黍于囧。(《合集》10)
(3)贞，王勿令禽氐众伐方。(《合集》28)
(4)……禽于……氐众……宗……(《合集》31)
以上四例都是第一期卜辞。卜辞中的“氐”，同“以”，用如动词，意指召集、命令。第一条卜辞贞问商王前往从事某项事情是否要召集众人随同。第二条贞问王至某地收获黍时是否召集众人。第三条贞问商王是否命令名禽者征集众人讨伐某方国。第四条辞残，大意谓名禽者于某日是否召集众人到宗庙里举行祭。卜辞中还有“以众”的记载，如：
(1)丁丑贞，王令禽以众伐召，受又(佑)。(《合集》31973)
(2)壬辰卜，王令禽以众。(《合集》32031)
(3)〔翌〕日壬王其以众。(《合集》26902)
(4)以众王弗每(晦)。(《合集》26901)
上引前两例是第四期卜辞，后两例是第三期卜辞。卜辞中的“以众”与“氐众”的意思相同，亦指召集和命令族众。第一条卜辞贞问王命令名禽者征召众前往讨伐召方，能否受到保佑。第二辞贞问王是否命令名禽者征召众。第三辞贞问逢壬日的第二天王是否召集众。
第四辞贞问征召众是否会给商王带来晦气。卜辞中还有“登众”的记载，如：
(1)己酉卜，受贞登众人乎伐……古王事，五月。(《合集》22)
(2)乙亥卜，王其登众，受又(佑)亡灾。(《屯南》1010)
(3)丁未卜贞，王令禽登众伐，在河西岸。(《屯南》4489)
(4)丁卯卜贞，王其令禽登众于北。(《屯南》2260)
上引第一例为第一期卜辞，第二例属于第三期卜辞，其余两例为第四期卜辞。在卜辞中“登”义为征召。第一辞贞问是否征召众人前往讨伐某方国以执行王命之事。第二辞贞问商王征召众是否会受到保佑而无灾祸。第三辞贞问商王是否可以命令名禽者征召众往河西岸讨伐某方国。第四辞贞问商王是否命令名禽者在北方地区征召众。
这些卜辞表明，对于众人的征召多由商王亲自进行，或者由商王委派某人进行，并且要通过占卜来察看征召众人的吉凶，可见商王对于众人是很重视的。从“众”和“众人”与商王的密切关系看，他们应当属于商代的王族或子族。有一条卜辞载“众又(侑)于堂”(《屯南》599)，指众到堂上进行侑祭。堂为商王室举行祭礼的场所，众可以到堂上，足见其当为商王直接管辖的族人。商王朝的族众有许多部分，或者说分支，卜辞记载的诸族众的首领，如禽(《合集》31974)、墉(《合集》31970)、驱(《合集》31997)等，都是殷商时代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的人物。相传，西周初年周武王向商王族箕子垂询治国之道，箕子回答的时候就曾经提到“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尚书·洪范》)，认为君主的法则就是要将福佑给予庶民，箕子还谓在决定大事的时候应当“谋及庶人”(《尚书·洪范》)。箕子所谈的治国经验是据殷代情况而言的，认为君主应当和族众的代表人物经常进行磋商。晚商时期孝己曾经告诫商王祖庚“王司敬民”(《尚书·高宗肜日》)。这些言论都表明商代的统治阶层十分重视对于族众的团结，因为商的族众乃是商代社会上“庶人”及“民”的主要的核心的部分。
商王室对于发展王族和多子族的势力十分重视，因为这是与商王关系最为密切的族众。商代的王族在卜辞中多有所见，如：
(1)戊戌卜，争贞，王族令。(《合集》14915)
(2)庚辰卜，令王族比□。(《屯南》190)
(3)甲子卜，争贞，雀弗其呼王族来。
雀其乎王族来。(《合集》6946)
(4)己亥贞，令王族追召方及于……(《合集》33017)
上引第二、四两辞为第四期卜辞，余皆第一期卜辞。第一辞贞问是否命令王族从事某项事情。第二辞贞问是否命令王族和某族一起从事某项事情。第三例为两条对贞卜辞，贞问名雀者是否征召王族前来。最后一辞贞问是否命令王族追击召方及于某处。卜辞中还有“王旅”的记载。“王旅”应当是由王族所组成的军队建制名称，有一条卜辞谓：
王旅其敦人方邑。(《屯南》2074)
这是一条康丁时期的卜辞。辞中的敦字从羊从屋室形，王国维释为敦字异文，有伐、迫之义。这条卜辞贞问王旅是否征伐人方之邑。
同版还有一条卜辞谓“右旅不雉王众”，可见“右旅”也是王旅。卜辞中有左旅、右旅的记载(《合集》36425、《屯南》2328)，可见王旅可能是分为左、中、右三旅的。商代的“王族”应当是商王直接控制的族。
商代王室中未继位的王子及其后裔的族在卜辞中称为“多子族”。商王对于子姓贵族十分关心，经常为其祈祷占卜，在卜辞中就有多例，如贞问子汰田猎之事(《合集》10314)、贞问子目分娩事(《合集》14034)、贞问子渔疾病事(《合集》13722)、贞问子央田猎时坠车事(《合集》10405)、贞问子阱死亡事(《合集》7363)、贞问关于多子族的性质，专家指出它是“多个‘子族’的集合称谓”，“是王族以外的与王有近亲关系的同姓家族”(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48~49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其说甚是。
子雍出巡事(《合集》3123)、贞问子画征伐事(《合集》6209)等。商王还经常为子姓贵族举行禳祭(《合集》535、3202等)，以禳除其灾祸。卜辞中有称为子某的贵族90余位，其中有一些可能是商王的儿子，但大部分应当是子姓贵族。这些子姓贵族有被封为侯者，如子奠在卜辞中又称为“侯奠”(《合集》3351)，子又称为“侯”(《合集》3333)；也有的子姓贵族被封为伯者，如子儿又称“儿伯”(《合集》3397)，子宋又称为“宋伯”(《合集》20075)。据专家研究，商王朝的“多君”、“多尹”是地位非常显要的官员。假若子姓贵族担任此职，便称为“子尹”(《屯南》341)。王族与多子族关系密切，卜辞里面就有“王族爰多子族”(《合集》34133)的记载。
在商代社会上王族与多子族是很重要的社会集团。卜辞载：
(1)……丑卜，五族戍弗雉王〔众〕。(《合集》26880)
(2)丁酉卜，王族爰多子族立(莅)于□。(《合集》34133)
(3)己卯卜贞，令多子族比犬侯凿周(琱)古王事。五月。(《合集》6812)
(4)贞，多子族令比□□古王事。(《合集》5450)
上引第一例为第三期卜辞，第二例为第四期卜辞，余为第一期卜辞。第一辞中的“五族”由辞中的“王众”之称可以断定，此五族即王族。这条卜辞贞问若派五族前往戍守，是否会对王族的族众造成危害。第二辞贞问是否命令王族和多子族一起到达某处。第三辞贞问是否命令多子族和犬侯之族一起去开凿矿石。第四例贞问是否命令多子族和某族一起执行王命之事。卜辞中除了“五族”之称以外，还有“三族”，如“己亥□贞，三族，王其令追召方及于□”(《合集》32815)、“三族马令”(《合集》34136)等，皆为其例。若以“五族”即王族之例为准，那么，卜辞中的“三族”也应当是王族，值得注意的是，王族和多子族参与征伐之事，多见于康丁时期以后的卜辞，这表明王族和多子族在康丁以后实力更强，地位更加重要。
商王朝的王畿地区除了子姓诸族以外，还居住着异姓部族。商王朝对于异姓诸族尽量笼络利用，周灭商以后，周武王所发布的诰命里面所指出的“伊、旧、何、父”、“几、耿、肃、执”等“殷之旧官人”(《逸周书·商誓》)，可能都是商的异姓部族的名称。这些异姓部族在卜辞中称为“多生(姓)”(《合集》24141)。有一条第三期卜辞谓“多生(姓)飨”(《合集》27650)，盖指商王设宴飨招待“多生(姓)”之事，同版的另一条对贞卜辞谓“多子〔飨〕”，“多生(姓)”与“多子”并列，可见这些异姓部族的首领很为商王所重视。另有一条第二期卜辞谓“多生(姓)射”(《合集》24142)，其内容指让“多生(姓)”参加射礼之事。这些记载表明，异姓部族也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和“王族”、“多子族”一样也以族的面貌出现于商代社会舞台之上。
族众对商代社会的巨大影响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商王朝是在各族支持下发展起来的，盘庚在迁都时曾经这样向族众讲述他们之间的关系：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尚书·盘庚》)盘庚明谓诸族的族众和商王的关系可以追溯得很远，诸族的远祖曾经和商先王一起奋斗，同甘苦共患难，所以现在的商王不敢对诸族的族众作威作福、肆意妄为。商王祭祀先王的时候，诸族的祖先也一同被祭祀。卜辞载：
丙辰卜，，羊子族。
戊午卜，子族。
勿子族。
戊午卜，，母丙。(《合集》21290)
这版卜辞属于第一期，贞问是否用羊为牺牲祭于子族的祖先，是否祭于母丙。从辞例上看，子族的祖先与商王的先妣受祭的规格是一致的。卜辞中还有“子族彘”(《合集》21289)、“又(侑)子族彘，用”(《合集》21287)等记载，都是关于祭祀子族祖先的辞例。这与盘庚所讲“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有某些相似之处，表明殷人除了祭祀商先祖先妣以外，确曾祭祀其他诸族的祖先。盘庚讲他对于诸族有时候也要采取严厉的手段进行处置，但是要经过诸族祖先的同意才行，自己并不敢随便做主。盘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