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韩非子·喻老》)关于商纣王“广室高台”的情况，其他的文献里也有所记载，如谓“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绵绣被堂，金玉珍玮”(《说苑·反质》引《墨子》)，就是一例。从历年所发现的殷代雕刻情况看，商王宫殿的外露的木质构件很可能都是“雕琢刻镂”了的。丝绸虽然珍贵，但商王宫室以之为殿堂上的纬帐一类的饰物，则还是完全可能的。古代文献里有关于殷人居住习俗的一些记载，如谓“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礼·考工记》)，谓殷人所居的房屋有重檐，屋顶为四面斜坡的形制，房屋建筑在台基之上，甚至有三尺之高。这些在商代贵族的房屋建筑中是基本做到了的。
社会上的一般平民和下层劳动群众在****时期还多居住在平地起建或半地穴式的房屋里。偃师二里头遗址曾经发现一种平地起建的房屋，地基经过夯打，墙以草拌泥涂抹，比较光滑整齐。郑州商城曾经发现40多处半地穴式房屋。据专家研究，认为早期的半地穴式房屋的门多南向，开在房屋较长的一边，火堂设在房屋里面与门相对的地方，也有的在屋的一角。地穴的帮上，有的接筑有短墙。
墙上有的留有小窗，有的挖有方形或圆形的小龛，可以放置物品。
早期半地穴式房屋的地面一般低于穴外地面1.4米至2.2米。晚期的半地穴式房屋的地面与地面的差距不如早期那样大，一般入地较浅。晚期房屋的墙壁多采用版筑法，墙厚约有0.5米至1米以上，每版长约1.33米。房屋的地面多用土夯筑，表面有白姜石粉泥。有些房屋的夯土经过火煅以防潮湿。较大的房屋里面有的筑有一道隔墙，将房屋分为内外两个部分。殷墟以外的商代平民居住遗址以河北省藁城台西遗址的发现最为典型。台西遗址的时代约在早商以及晚商前期。这个遗址的半地穴式房屋为长方形，一般长5米，宽1.6米，房屋地面深入地下20厘米至70厘米。这种房屋中间有矮墙将室内分为大小两室，在较大的室内的西南角挖有圆形窖穴，在较小的室内挖两个灶坑。居室南边的门设有四级生土台阶。台西遗址还发现有平地起建的房屋，分为长方形、凹字形、椭方形和曲尺形几种，有单间的，也有双间或三间的。
和陕西岐山凤雏村所发现的西周时期的大型建筑相类似，陕西扶风县召陈村的西周时期的建筑基址群也是保存较好而且是可以复原的。其形制与凤雏村所发现的相似，但在遗址中发现有各种类型的板瓦、筒瓦，还发现有半瓦当，其建筑物用瓦的数量当超过凤雏村的西周建筑。
西周时期一般平民的居住遗址也有所发现。陕西西安附近的沣水东西岸所发现的早期房屋是长方形半地穴式的，墙壁不加修饰，居住面比较平整并且用火焙烤过，靠墙处多有凹入地面的椭圆形灶。
晚期的房屋多圆形的半地穴式坑，墙壁表面涂以细泥，居住的室内地面也抹一层黄土细泥，显得平整而坚硬，但没有用火焙烤的迹象。
屋内有灶坑，室外有斜坡状的出口。这两种房屋依然保留有“陶复陶穴”的遗制，是比较简陋的房屋。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发现有商周之际的古城。城内所发现的房址呈梯形，坐北朝南，围墙夯筑，墙壁与居住面都经过火烤，并且还敷以豆绿色的石粉墙面，显示出地区性的特色。
考古发现所见的西周时期的宫室遗址反映了当时居住习俗的一些重要特点。就周代王室居住情况来说，“前朝后寝”的建筑格局已经基本形成。陕西岐山县凤雏村的大型周代建筑基址就是目前已知我国古代“前堂后室”、“前朝后寝”式的宫廷建筑的最早的实例。凤雏村遗址的前堂就是朝见贵族的地方，后室就是古书所谓的“寝”。春秋战国之际的墨子曾经这样叙述古代建筑宫室的原则：
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避)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墨子·辞过》)西周时期的宫室建筑可以说是完全符合这种上古时代的“为宫室之法”的。从凤雏遗址情况看，当时的宫室尚不奢华，到了周王朝建立以后，情况有所变化，主要是宫殿内的布置越发讲究。周康王继位的时候，周王朝曾经在宫殿上举行盛大典礼，古代文献记载了宫殿上布置的情况：
狄设黼扆缀衣。牖间南向，敷重篾席，黼纯，华玉仍几。
西序东向，敷重厎席，缀纯，文贝仍几。东序西向，敷重丰席，画纯，雕玉仍几。西夹南向，敷重笋席，玄纷纯，漆仍几。
(《尚书·顾命》)从这个记载里可以看出周王的宫殿上陈设着扆———即屏风，还有缀衣———即帷帐。在门窗之间朝南铺设着双层的篾席，摆着嵌有五色玉的矮几；靠西墙的地方，朝东铺设着双层的细密的竹席，这竹席还有许多颜色为边缘的装饰，这里也摆着矮几，不过这矮几不是嵌有五色玉的那种，而是嵌着花贝壳的矮几；靠东墙的地方，朝西铺设着双层的相当光滑的丰席，这席上画着云形的花边，这里摆着嵌有雕花玉的矮几；在西边的夹室里面，朝南铺设着双层的笋席，笋席的边缘用黑青色的丝绳连缀而成，这里摆着髹漆的矮几。除了殿堂之外，还有东西厢房，也都摆满了各种宝玉和礼器。古书所记载的这些情况让人们知道了周王宫殿的基本布置格局，那就是以屏风、帷帐和矮几作为主要的装饰器物。周王在殿堂上要坐在屏风的前面，面朝南来处理政事，因此古书上有“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负扆而坐，诸侯走趋堂下”(《荀子·儒效》)的说法。
在尧舜禹的时期，随着部落联盟的发展，交通状况有了长足的进步。****西周时期，交通状况呈现着突飞猛进的状态，适应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夏王朝建立以后，各个地区的联系空前加强。相传大禹治水以后，“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尚书·禹贡》)，各族间的交通往来日益增多，交通工具的制造也就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夏王朝时期，最负盛名的造车的人是奚仲。古书上记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左传》定公元年)。奚仲之所以能够担任夏王朝主持车辆制造的“车正”的职务，是因为他造车的技术高超，正如古书上所说“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管子·形势解》)。奚仲未必是发明车的人，因为在他以前车辆似乎就已经出现了，古书上还有黄帝作车、禹“陆行乘车”一类的说法。然而，奚仲造车技术高明，所以古书上也屡有“奚仲作车”的记载。依照《左传》所载，奚仲是周代薛国的始祖，所以说在夏代薛族可能是一个善于造车的部族。关于车辆制造的起源，古人曾经认为上古时代的圣人“见飞蓬转而知为车”(《淮南子·说山训》)。蓬草随风而旋转使人产生了联想，始知利用圆木做成车轮。许多材料证明，这个联想是很有道理的。据专家推测，最初的车轮就是放置在木橇下的圆木，借圆木的滚动而使木橇前进。人们对这种圆木的形制进行改造，逐渐出现了辁与轮。《说文》车部谓“有辐曰轮，无辐曰辁”。
辁，应当是用木板拼接而成的圆盘式的比较原始而粗糙的车轮，而带有辐条的车轮则比较高级。
夏王朝的时候，商族也可能会造车，起码会以马牛载重而利于交通往来。商族的三世祖相土，其活动范围很大，古书上有“相土作乘马”(《世本》)的说法。“乘马”是什么意思呢？或谓即骑马，或以为指以四匹马驾车。所说似皆可从，但若从《易经·系辞》所说的“服牛乘马，引重致远”的情况看，似以后说所释近是。其所谓的“引重”，即牵引载物之车辆，如果释“引重”为让马驮重物就不大合适了。商族的七世祖王亥，更以牛驾车。古书上的记载谓“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这里所说的“服牛马”，其义当指以牛马驾车。
周代的主要的交通道路在平原地区一般是可容四马所驾的大车通行的平直大道。对于道路的维修，各国统治者都比较重视。早在商代就已经有专职人员修筑道路。商王武丁之相傅说曾经“为胥靡，筑于傅险”(《史记·殷本纪》)，所谓的“筑”，据说就是在险要地段修筑被涧水冲坏的道路。周族历来重视修路，古公亶父率族迁到周原的时候，在建筑房舍的同时也注意了交通，“柞棫拔矣，行道兑矣”(《诗经·绵》)，就是描述当时修路情况的诗句。从古公亶父开始所修筑的这条周原地区的道路，到后来维护得很好，周族的庙堂乐歌专门有一首诗记述此事：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诗经·天作》)徂，在这里有险僻之义。“有夷之行”，指在岐山这样的险僻之地修筑了平坦的道路。诗的主旨是要周族子孙保护好这条平坦的大道。
相传周代官府设有名为“司险”的职官，其职责是“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皆有守禁，而达其道路。国有故，则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属守之，唯有节者达之”(《周礼·司险》)。道路两旁要栽上树木，要挖好水沟，以保护道路。在国家遇到变故的时候，要在道路上设障，只让持有符节的人通行。此外还有称为“野庐氏”的职官，“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周礼·野庐氏》)，要使都邑通往四畿的道路以及郊野地区的道路通畅。
所谓的“宿息”，即我们前面提到的传舍；“井”，指挖井以供往来人员饮水。这些内容表明周代对于道路的维护和管理已经有了较为妥善的措施，巡视道路的情况也是周王朝某些官员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