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求工作，我四处奔走，到市政府接待处上访，找《解放日报》等媒体反映……
1982年底，外滩 市政府接待处门口挤满了人，这里有支内回来的，有平反后得不到政策落实的，有插队回沪得不到工作安排的，有摘了右派帽子要求安排工作的，几乎每天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
那天的外滩市政府，好像出了什么事，许多人围着，一个约四五十岁的人在讲话，他说：“同志们，落实政策要一步一步解决，不要讲我没办法，就是国栋同志也不可能给大家一下子解决。”
我感到他讲话口气与众不同，等他讲完后，我走上前去对他说：“你刚才讲的话给我许多鼓励，平反冤假错案，只有共产党能这样做，我也愿与国家共渡难关。我很想为四化建设出力，但我没有工作，你能找时间与我交谈一次吗？”
他说：“可以的。”
我说：“我这里有一封信给陈国栋书记，你能帮我转交吗？”
我的包里装满了许多写好的信，这些信内容一样，只是称呼不同，有的寄去，有的面呈，这些信发出去后，大都石沉大海，然而我还是不得不继续将信交给眼前遇到的这位干部。
我又挤进《解放日报》，门口也是人满为患，接待我的是一个女同志。她说：“你能不能写一个东西，明天交给我。”我回去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第二天一大早就交给她。12月1日，我收到了《解放日报》给我的回信：
孔祥骅同志：
来信收到，你反映一情况，我们已经在内部刊物上摘要向有关领导部门反映。欢迎你经常来信来稿。
此致
《解放日报》群众工作部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一日
信中还附带了一份内刊中发表的文章校样给我：《一个被平反者的痛苦呼声与迫切愿望》。
内参是《解放日报》内部刊物，是给各区委书记、市政府领导看的，我想这对解决我的工作问题肯定有利。
我带着《解放日报》内参，又冲进《文汇报》报社接待室，我对记者说：“我要向你们作公开讲话。”我很激动，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话。
接待我的是张楚良先生，他听我说完后也很激动，我后来知道他是负责报头的美工部编辑，他说：“你与我年纪差不多，我对这件事非常感触，我们坚决支持你，一定帮你解决问题。你再写一份比《〈解放日报〉内参》更详细的东西，我们要为平反冤假错案鸣锣开道，你已承受了二十年的不公正，现在工作再不给你解决，社会对你太不公平了。”他叫我写好材料后交给他，由他交给总编。我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