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寒假，我回上海找法院要户口，法院叫我先回农场等到5月1日，一定给我户口迁移证。4月底，我就寝食不安，深夜独坐灯下，借酒浇愁。
5月1日过了，我什么也没等到。我又赶回上海，法院说：“7月1日解决，一定解决，你在上海没饭吃，还是回农场去吧！”
我只得在5月4日又赶回农场小学，可是，我的教师职务因平反而被解除，公费医疗也被取消了，而且工资全部停发，连十五元的生活费也没有了。校方告诉我：“你就不要工作了，一门心思搞户口吧。”
这时的白茅岭农场有一种怪现象，谁平反谁倒霉，不平反有工作干，有饭吃，一平反，连生活费也不给你了。
我已经多夜睡不着觉，我神情恍惚，焦虑不安，我要学校开一张证明去总场看病。总场医院的医生说：“你已经平反了，不能看病了，要看就自费。”
我说：“我的户口没解决，整天睡不着觉，情绪已经不正常了。”
十几年的农场生活，我心里还比较平静，因为我是个罪人，应该赎罪，批判我，打我，斗我，我都能够接受。现在我已平反，宣布我是无罪的，撤销对我的判决，可是白茅岭农场还这样虐待我，扣我的工资，不给我工作，我实在受不了了！“春风不度玉门关”，党的政策到了这里就全部走样，我越发想不通了。
从5月4日到5月8日，我找农场干部讲理，他们不理睬我，我说：“你们开了证明叫我去跑，怎么能对我停职停薪，绝了我的后路呢？”他们说：“我们不管的，我们只是执行单位，上面做错了，我们怎么知道？你只有回上海，找原判法院。”
5月12日，我去了南京林学院，住进招待所。
老师们还来看我，请我吃饭。我把农场停职停薪的事情告诉他们，他们都认为是“天方夜谭”。一位老师说：“看来你只有回上海找出路了。”
汤老师带我去财务处领了二十五元补助费。
我又赶到上海法院，将农场方面的情况汇报给张继德、冯院长。
冯院长说：“好吧，你不要指望农场了，我们再开会研究。”
张继德讲：“你到农场开个证明，证明你在农场已没有工作了。我们法院再开个证明，一起报到市里去，证明你已四十岁了，尚未结婚，单身一人，上海家里有个老母亲，有精神病，没人照顾。这样还有希望得到市里的照顾，让你的户口报进来。”
我想，当年抓我时，公、检、法不是配合得很好吗？怎么到要落实政策时，就这里也是问题，那里也是问题了呢？公安局推说解决问题还要找劳改局，劳改局推说解决问题要找农场，各个部门都设关卡，皮球似的踢来踢去，看来，我只有自己救自己了。
1982年8月23日我又从农场回到上海，张继德将法院发给农场的公文交给我看：
鉴于孔祥骅同志平反回沪后一时不能找到工作，老母亲多病，经济比较困难，建议农场发给其1982年4月至10月份的半年工资，并给其一次性的经济补助。
9月3日，公安局给了我户口迁移证，张继德对我说：“你的户口总算解决了，但是我要和你讲清楚，我们只能解决你的户口，工作问题不要再来找我。”
1982年9月8日，我直奔白茅岭农场总场派出所凭户口迁移证迁移户口，派出所的人说：“前一段时间凭户口迁移证可迁户口，现在不行了。你就是拿到迁移证也不能迁户口，我们不看上海市公安局的户口迁移证，我们要看劳改局发的户口迁移证。” 冤假错案太多了，要回上海的人也太多了，户口可能要冻结！我想，政策一变，我就回不了家了。
我急急离开白茅岭派出所又登上总场开往上海的专线车。我赶到上海，一下车就直奔提篮桥长阳路劳改局，劳改局回答：“我们不管此事。”
下午五点，我又匆匆赶到法院，找我的办案主管张继德。
我在上海市法院、劳政局与皖南白茅岭农场之间来回跑了两年的“马拉松”，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再也跑不动了，我绝望了，想着想着，就一头栽在法院接待处的硬板凳上，号啕大哭了起来。这时，冯院长来了，张继德也来了，许多干部都来了，他们把我团团围住。
他们惊讶地问：“你不是已经平反了吗？而且我们把平反证给你，户口迁移证也给你了呀。应该高兴呀，怎么回事啊？”
我说：“农场不让我迁。”
他们奇怪地说：“我们公安局发的户口迁移证连新疆、青海那里的人都能回来，给你迁移证就是给你一个名额。”
他们说：“不要激动，叫张继德去问问怎么回事，这事肯定会解决的。”
两位年轻的女法官眼睛也红了。这时，已经是中午，正是下班吃饭的时候，一位女法官帮我擦眼泪，还给我端上了一杯温开水。
我的耳边响起母亲的话：“没回上海时你改造，你平反后回上海，四十块钱我们两个人用，现在是我改造。”
我对法官们说：“我已几天没吃饭了，我实在想不通，农场在我平反后，不给我发工资，不给我办理户口迁移，我母亲给我的一点饭钱我买车票跑户口用掉了。我每天只有两毛钱吃阳春面。”
冯院长来了，他老人家是个好人，他温和地对我说：“我们不了解情况，不知道还要向劳改局发通知，你的承办人张继德同志为你的事把腿也跑断了。”
我焦虑烦躁，坐立不安，听说平反的人都就地安排，不能迁回老家，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天天在法院门口等。
一天，我从人群里看见张继德，他夹着公文包，一见到我，就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叠材料，从中抽出一式两份的公文，对我说：“孔祥骅，劳改局户口迁移证拿到了，我再次向你表示，你回上海后，我们是不包你的工作的！这要事先讲明白！免得你再找我！”
我终于拿到了劳改局的户口迁移证。
10月13日，我又回到农场。我到分场要补助，他们一口咬定什么也不给，最后只补助我二十元买车票回家。我实在无话可说。
一位总场公安局的警察，对我很友好，他开着摩托车，把我送到这里，送到那里，去跟我熟悉的人告别。我去看丁队长，他已被调到杨村当中队长了。
我又回到关押过我的杨村中队，这时的杨村中队与过去不同了，白茅岭农场像条带子，长长的，漫山遍野到处是果园，记得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在冰天雪地里，我在这里扛过箩筐，平整过土地，搬过石头，修过战备路，这些景象又浮现在我的脑海。
我去了六队。那里是一层层的梯田，我绕着六队的农田慢慢地兜了一圈，这里的梯田长满了庄稼，水库里是满满一泓碧水……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许多痛苦的回忆，我忘不了我们是怎么穿着短裤顶风冒雪干活的，我忘不了自己在白茅岭农场凌笪分场流的血和汗、挨的打和骂，忘不了在那极“左”年代，他们禁止我读书，在我的煤油灯里灌水，甚至砸碎我床前蚊帐外的煤油灯，忘不了那个在深夜把我们从梦中叫醒赶到工地上干活的面目酷似猫头鹰的队长！
在那绝望的年代，我依然坚持刻苦读书，睡在由猪棚改造的茅草土屋里，白天干十五个小时的农活，夜间还得抓阶级斗争，进行批判和自我批判，无论严冬还是酷夏，只要叫休息，我就在田间的坟头或山涧的树下，掏出口袋里的书，用圆珠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圈点……
为了落实法院下达的对我给予经济补助的公文，我在农场继续到处奔走。
我去总场，向他们提出：“如今原犯罪行撤销了，我在农场戴的“帽子”从何谈起呢？自然，农场对我十多年来克扣工资的处理也是错的、不合法的，应该及时予以纠正。”
白茅岭农场办公室回答：“不行，如果你要补发工资，还得打报告继续申诉。只有劳改局撤销了1974年区分划类时对你的戴帽决定，你才能得到补发工资。”
白茅岭啊，白茅岭！连上海法院发给你的公文，你也拒不执行！我实在无话可说了！
我已无时间、精力与他们周旋，从1979年开始，为平反已耗费三年时间，日日夜夜来回于上海、安徽，我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我又回到凌笪分场管教科，一位张队长对我说：“我们给你二十元补助。”
我问：“怎么只补发二十元？”
他说：“这已经很照顾你了。”
二十年来二十元，一年一元。
这点钱，连我跑平反的车票钱还不够呢！
我只得含着眼泪两手空空地回到上海！
1982年10月18日上午，我买了车票，上了开往上海的车。
我打开窗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车子在黄土地上颠动着，车后扬起浓重的灰土，车上的玻璃窗在震响，白茅岭总场已经落在我的背后。
我回头看离我远去的白茅岭，看到山上有一只狼，这狼蹲在山上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当车子从大桥通过时，我的眼睛直盯着路旁高耸的黑色烟囱，那就是火葬场，这里曾经火化了多少死在农场里的劳改、劳教人员！
我看着窗外，心里想，一切都过去了，我抬头朝前看，车子已经到枫树岭了，有许多女人在地里干活，她们仍在那里继续接受改造，不知道要改造到哪一天？
我惴惴不安地把手放在胸前，隔着贴身的上衣摸一摸胸口贴心处的两张纸，这两张纸，一张是我的户口迁移证，一张是法院向我宣布平反的《判决书》，这两张纸正贴在我的心口，我的心被这两张纸贴得暖呼呼的。
我并不悲观，相信四十岁的我，靠自己的努力拼搏，一定能找出一条新的道路来，我的身体还好，精神还正常，这是值得高兴的。我记得有部美国小说中说：“人生从四十开始。”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