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知青对我很友好。我经常向他们借书,但都是偷偷摸摸地去那里,因为我是戴帽的专政对象。
农场规定,谁与知青接触,就是破坏上山下乡,可是他们老来看我,我跟他们讲:“我是戴帽子的,不能与你们接触。”但他们不顾忌这些,并对我说:“要看什么书,你就来借好了。”
劳改农场管得紧,场员不可随便离开六队,白天在地里劳动,不可以去周围农村,我要向知青借书,就只得在深夜里偷跑出去。我本是一胆小谨慎之人。但为了借书,却冒天下之大不韪!
深夜十一二点,我躺在床上,听到周围鼾声四起后,就轻轻地从床上爬起,钻出蚊帐,把蚊帐关好,取出一双鞋子穿好下地,平时穿的鞋仍在床下,我装着去小便,偷偷地走出门外,经过四下打量,发现屋子里外没什么动静。
这是个有月亮的夜晚,我出了门就往西边急跑,一口气奔进松树林子里,我听见狗在我的背后叫,以为有人发现,劳改农场每个队都有守夜人,专门看夜里是否有人逃跑。我加快脚步在坟山堆里奔跑,突然我被绊倒在地,顺势我就在地上趴下,观察东边是否有人追来,见无人追,我又翻身爬起赶路。
我急急忙忙穿过坟山堆,又过了独木桥,到了蛇颈塘生产队。
到小齐住处我轻轻敲门。进门后与小齐对坐窗下,在黑暗中攀谈起来。窗纸在抖动,发出沙沙的响声,我突然站起,警觉地察看,担心有人跟踪而来。小齐听了听窗外的声音对我说:“不要紧,是风吹的。”
我的心慢慢定下来。小齐点起煤油灯,把我引到他的书架前,我向他借《资治通鉴》《三国演义》《牛虻》及唐宋诗词,他很慷慨地答应了我的要求,还专门用报纸包好,交到我手上。
我对他说:“我是不能直接到你这儿来的,过些日子等我把书看完,我会向队部打报告去郎溪买衣物,路过你们这里时,我一定把书还给你们。”
小齐说:“别给你们的队长看到,他们会没收这些书的。”
我说:“请你绝对放心,他们就是拿刀架到我的头上,我也决不交出书来!”
于是我匆匆告别,按原来的路线赶回队里,再摸黑钻进蚊帐。
从此,我经常去知识青年家借书。一天下午收工后,其他人都在休息,我借来的书已经看完了,为了遵守我的诺言,我必须马上去还书。
我的心里着急,不知怎么的,突然胆大起来,借口有一样东西掉在田里,要找它回来,我向小组长请了假。哪知组里的王长发,怀疑我是借找东西去知青处借书,他报告队长说:“孔祥骅跑出去了,他报告东西掉了是假的,其实是到知识青年家去了。”
蔡队长一听说,就指示他们:“你们带绳子,把他捆回来。”
当我还了书朝六队走来时,正看到他们手上拿着绳子向我走来,我心里很害怕,他们恶狠狠地问我:“你老实交待到哪里去了?”
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说:“我去还书了。”
我迅速地跨进六队的地界,当他们用绳子捆我时,我突然大声一吼:“如果我在逃跑,你们可以捆我,但是我现在是站在六队的场地上,你们凭什么捆我?”
他们居然被我的吼声压倒,没敢再捆我。
蔡队长叫我去队部,他瞪着双猫头鹰般的黑眼向我嘶叫着:“站好,把头低下来!”
我连忙把头低下,这已是我多年来习惯性的动作,可是没等我把自己的脚站正,从蔡队长后面冲上来的张指导员,用他穿着的一双乌黑发亮的皮鞋朝我猛地一踢。
我差点被他踢倒,赶紧把双脚合并,站得笔直笔直。
“你到哪里去了?”
“我是去还书的。”
“还不老实,还要私跑农村,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还要去毒害知识青年?”
“我只是去还书的。”
“像你这种人,看书看得越多就越反动!到现在还在痴心妄想,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你是永无出头之日的!回去写检查!”
这是蔡队长最后的法宝,他每次对我训话后,就叫我写检查,所谓“检查”就是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蔡认为只要抓到我的不是,就叫我留下白纸黑字的检查,我的检查越多,就永世不得翻身。
我对写检查已无所谓了,反正是虱多不痒,债多不慌,死猪不怕烫,这类自我检查对我是一挥而就的,我是宁肯写检查,也不愿站在队部门口罚站……
我拖着被张指导员踢伤了的腿,一瘸一瘸地回去写检查了。
知识青年有时到农场六队队部打乒乓,几个干部对他们说:“你们不要与孔祥骅来往,他是戴帽的反革命,而且没有改造好,不要借书给他。”知青们不理睬这些,仍然借书给我。
知青中有位小冯还给我念过普希金的诗《致西伯利亚的矿工》来安慰我:
请坚持你高傲的忍耐,
在西伯利亚那深深的矿坑中,
你们辛酸的劳动并非徒然,
崇高的理想不会落空!
这是我在中学时代语文课上学过的诗,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普希金的诗,我听了很感动,我说:“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鼓励!”
小冯认为我被打成反革命是不公正的,这些过去的红卫兵,现在的插队青年,由于生活处境的变化,他们也从造反的狂热中冷静清醒过来,插队农村后,过着清苦劳累的生活,对于世间的一切,也渐渐看个明白,因此懂得了真诚地与人相处,像朋友一样待我,自从认识他们以后,多了一些知青朋友,我的生活似乎变得有了些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