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同学说:“现在中国人忍饥挨饿,可是运往苏联的一车厢一车厢的冷冻猪肉,都是去了猪头、猪脚,大块大块的,不到重量还不许出口哩。听说运去一车厢一车厢的水果也是果皮上不能有一个小斑点,大小个头还要用规定的圆圈套过呢……”
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是一个票证时代,一般市民都有五花八门的票。本来,大学生作为集体户口,对这些配给的票证并不在乎。慢慢地随着肚子里的东西越来越少,大家发现这些票也很有用,可以通过交换,缓解自己的急需。于是,我们就向学校争取各种各样的票,烟票用来买香烟,糖票用来买糖,油票、粮票则入伙房,再反馈给每人每月两斤机动饭票和一斤粮票。粮票,一般是发全国通用的“全国粮票”,进城时可买糕点。那时南京的鼓楼、新街口商场一带,一只小月饼定价一元,还得付半两粮票。
学校每月还发给每个学生理发票两张、洗澡票四张,都是白纸上盖一个章,不细看,与学校食堂发的饭票是分辨不清的。有些同学饿急了,宁可不洗澡,不理发,就用这些票来冒充一两饭票,换取一勺干饭或稀粥。我做过膳委会委员,饭后在食堂清点饭票,常会发现泡在水里的饭票中掺有洗澡票、理发票。
每当学生会干部站在窗口打饭时,排队的学生就特别多,因为是学生自己给自己打饭,份量就足一些。机灵者更是趁饭桶水蒸气很大时,找戴眼镜的学生打饭,用洗澡票、理发票顶替机动饭票,即使被发现,也不难为情,因为按价值计算,理发票、洗澡票要比一两饭票值钱。
冬天,没东西吃,人没有热量产生,冻得两手冰冷,浑身发抖。一到晚上,有的同学就抱着电灯泡取暖。在这四壁空空的寝室熬夜,我们这些饿肚皮的学生,几乎一下子都变成了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小女孩,幸亏从天花板上悬下来的电灯泡还亮着红彤彤的灯丝,我们用手捧着它,就好像是捧着温暖的太阳!
寝室里的湖南籍同学拿出家乡的红辣椒粉,分给大家冲汤喝来取暖。那年头大家越是没有吃,越是谈吃,越谈吃,心里就越饿得慌。可以说,那时,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学生每夜都是饿着肚子上床的。伟大的理想暂时不考虑了,毕业后的分配也是遥远的将来。为了生存,眼前填饱肚子才是最现实的。躺在床上,当饥饿从肠胃深处像攻克碉堡那样不间断地、猛烈地向我们袭来时,我们便忍不住开玩笑说:“如能与食堂里的女炊事员结婚,哪怕是谈恋爱也好,这样就可以在打饭的时候多得一点。”
寝室里有一位从印尼回国的学生,叫杨学礼,高个子,黑皮肤,眼窝下凹,讲国语时夹杂福建口音,他是在1959年印尼排华时回国的。他很幽默乐观,满肚子都是故事,我们常向他打听印尼的情况,开始他总是介绍印尼的风俗民情,到了冬天,他的话题便转到印尼气候如何暖和,再到后来,我们一起挨饿时,他就怀念印尼没有冬天,地里一年到头有吃不完的菜蔬瓜果。
杨学礼穿得很单薄,被冻得吃不消了,还是不习惯穿棉衣,南京的冬天很冷,他便说他到了中国的北方了,大雪天,依然赤脚穿拖鞋,冻得他说话不仅浑身发抖,连声音也在发抖。
一天晚上,一向爱说笑话的杨学礼变得沉默起来。他独自躲进蚊帐,头蒙在严严实实的棉被里。我们几个围在一处谈中国的大饥荒,有人提出:“我们学的专业是研究如何把木材通过加工代替钢材,现在看来我们要换个题目了,如何用木材做原料来制造面包了!”有人附和:“这个问题,好像德国已经有研究了。”我也兴奋起来:“那我们就解决了七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了!”
我回头再看,杨学礼还蒙在被里,我把他的棉被掀开,发现他其实没睡着,双手交叉在胸前,握着一根又粗又大又生又冷、已经咬去一半的胡萝卜,两眼紧闭,但他的嘴在动,他正在嚼胡萝卜。……我又将棉被盖在他的头上,当时,我心里非常感慨:他为何不早不迟赶在这个时候回国留学。
我校背靠紫金山,面对玄武湖,就近处唤做锁金村。玄武公园后面,有一大片农田种满了各种农作物和蔬菜。我们地处市郊,荒地还是有的,由于粮食紧张,有的教师就开荒种地,在自己住屋周围种了一些山芋,胡萝卜。倘在平时谁也不会想到地里生长的农作物有的可以生吃,可当此非常时期,人们的确变了,夜间人实在饿急了,不免会想到窗外月光下的胡萝卜、山芋……没想到这位从印尼来的华侨学生,一回来就遇到大饥荒,也只能适者生存,月夜下地挖胡萝卜充饥了。
蚊帐是学生的私人空间,条件好的学生有东西总躲在蚊帐里吃。他们也常常遭遇被盗事件,遗失的总是放在帐子里的食品。作案者固然可以过把瘾,旁观者虽没吃到,可是听了也喜滋滋的,因为心理平衡了。
随着包伙制的推行,其弊病也出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伙食制度不满,大家疑心自己吃不足国家规定的粮食定量。有天中午,餐厅菜单上写着“青菜炒肉片”,但吃饭时,我们发现菜盆里没有肉片。
当时,我任班里的生活委员,我的责任是关心同学的吃饭问题,我怀疑食堂管理有漏洞,为此,便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在广告栏贴了一张小字报:
菜单上说今天中午吃青菜炒肉片,但同学们的菜里找不到一片肉,肉到哪里去了呢?有人看见早上有个食堂师傅拎了一块肉出了后门,我们要求学校领导采取措施,杜绝漏洞,对伙食加强管理!
——一学生
小字报引起了许多学生围观,从大家的表情看是赞同的,但没人呼应。
校领导对小字报很重视,杨致平副院长召集开会讨论这问题,我也被召去了。在会上我激烈地给校方提意见,我认为伙房管理应坚决杜绝漏洞,每人每月三十斤粮食一定要让大家吃到,希望学校从严管理,防止有人偷米、偷油、偷肉、偷菜,否则对学生健康不利。
杨院长当年曾在太行山打游击,是位将军,也是我学生时代崇拜的英雄。他听完我的发言,没批评我,相反还任命我为全校膳委会委员之一,与另外四五个同学每天轮流值班,参与管理学生食堂。
我的心情变得激动而紧张,颇有些“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使命感。
我每天一大早起床,赶到食堂的仓库,目睹炊事员把米拿出来,对好秤,看米下锅。我与厨师一起计算一斤米应加多少水,烧成几斤饭,也就是每斤米的出饭率,以此来保证全校学生都能吃足自己的定量。值日生凭每班的饭卡到食堂内取饭,每个桶里的饭都过秤,并在桶盖上用粉笔写好各班人数。然后我又在烟雾腾腾的厨房大灶头边往返穿梭,看着一箩筐一箩筐的蔬菜是否分得公平,从仓库里取出的油是否全倒进炒菜的锅里……
这些虽是小事,但在饥荒时刻,我感到很有意义。
老师与学生一样处在饥饿状态,学校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猪肉教授,黄豆讲师,青菜助教”,虽然教师待遇的差别并没那么大。我看到,每天中午十一点半开饭,但往往提前一小时,那些单身的年轻教师就来到小食堂排队,也敲着搪瓷碗等开饭了,他们虽比我们文静,但那敲出的声音节奏,却也十分急迫。
物价开始上涨。同学们都在千方百计弄东西吃,有的向家里要钱,有的把自己过冬的衣服卖掉,有的把自己的皮箱卖掉,都是为了换钱去买高价的东西吃。有的同学几乎把家里带来的可以卖的东西都卖光了。我靠学校发的乙等助学金每月十一元过日子。学校人事处对我很关心,除了开学初发给一顶新帐子、一床新棉毯外,又补给我一些钱,我买了一件棉袄,配了一副眼镜。家里也设法给我一些粮票。这样,有时我出粮票,其他同学出钱,就可以到外面去吃一顿,而我未在学校吃的这份饭,就让其他同学分享。
饭量小的女同学开始有了变化,开始包饭时,女同学是不加饭的,知道男同学吃得多,让我们吃。到后来女同学也不弃权了,她们也要分剩余的菜和饭。只要与吃有关,她们都要,包括过年过节分配酒票、香烟票,她们要这些票也是为了换东西吃。
吃不饱饭,上课很难收心。晚饭只能喝一碗稀饭,一次小便就腹中空空,夜自修也宣布取消了。学校出现了另外一番景象,上课的教室冷冷清清,操场冷冷清清,图书馆冷冷清清,学生宿舍引吭高歌的声音没有了,没钱的同学只能蒙着头睡觉。校医务室门口开始有人排队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