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积极复习准备迎接高考的关键时刻，公安局通知父亲回监狱。我的心头顿时笼起一层乌云。
1959年春，西藏叛乱见报。1959年5月28日，父亲接到通知，叫他回提篮桥监狱。
那天，我从学校放学回家一上楼，父亲悲哀地对我说：“现在形势紧张，我要进监狱了，可能哪天会被枪毙，你一定要好好读书，要对母亲好，你们两个儿子要争口气早日成人，要把妹妹带大。”我没有流眼泪，只是低着头帮父亲整理好包，把他送到派出所，心里真是非常难受。
这一夜全家都没睡好，但也都没有情绪的冲动。也许对可能发生的事，我们一家人都有心理准备。
我决定明天赶快向学校汇报，什么叫站稳立场？什么叫划清政治界限？什么叫向党交心？这正是向党、向组织证明自己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时刻。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把父亲入狱的事告诉了班主任老师，我向他表示：“我是拿人民助学金的，我是共产党培养的青年学生，我要跟共产党走，我一定按照党的教导，把自己培养成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班主任对我说：“不要悲观，要看到自己是有光明前途的，只要从反动家庭背叛出来，就是好学生。”他这么一说，我心上的石头落了下来。
班主任还说：“在我们革命队伍里，也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经过党长期考验，他们都成了坚定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关键在于人的政治表现，你能及时将家庭情况向组织上汇报，说明你是向党交真心的，你没有向组织隐瞒什么，这是好的，希望你安心学习，好好争取！”
听了他的话，我掉下了眼泪，我想共产党的胸怀真是宽大无比，党是给我关怀与教育的。我向他表示：“我要以实际行动说明我与我的家庭划清了界限！”“在我们革命队伍里，也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经过党长期考验，他们都成了坚定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许，这也是班主任自己的经历？
进高中后，我在思想上是很要求进步的，但我从未打过入团报告，并不是我不想加入团组织，而是因为我在初中打了报告后，有人说我动机不纯，我担心此时再打入团报告，别人会说我是为上大学捞取政治资本。
我虽然没有打入团报告，但是班主任还是派人接近我。
他是班上的积极分子，也是我的同桌。他是一个政治上绝对早熟的青年。我感到，与其说他在接近我，不如说是时时事事在监视我，我与他坐在一起，心里的距离却很远。
班上还有位同学，我感到他也在监视着我。他是团员中的积极分子，还常常参加市里的团干部大会，对此我是有警惕的，我一直提防着。因为在初中，我吃过班长的亏。到快要毕业时，我忧心很重，几乎精神快要失常，我就像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描写的狂人，连一条狗的眼神，都会使我胆战心惊！
我心里暗想，他们为什么老是盯着我这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我既然不想入团了，他们为什么还是要接近我？
尽管当时的宣传口号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但在学校里，那些团干部，都是有成分论者，唯成分论者，他们一向把我看成反革命子弟，反动官僚家庭出身的异己分子。
我越积极地表现自己，他们就越把我看成政治上的投机分子。
我很痛苦，我与别的同学一样，希望能得到校方与党团组织对我的公平看法，不要歧视我。我希望在学习、工作上有公平的待遇，与大家同享政治平等，但这是不可能的。
我终于发现自己的积极是徒劳的。
1959年秋，学校要组织中学生到机场欢迎一位外国的贵宾来上海访问，就像初中时苏加诺访华来沪。学校将此事当成一次政治活动，还作了专门的动员。我也兴致勃勃地准备参加这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可是，又是一样的结局：班主任让团支部书记通知我不能参加，我的心里如同被浇了一盆冰水。
当班里的同学们穿着白衬衫、蓝长裤，举着红旗去机场时，教室里只坐着稀稀落落三五个人，其中有我，我们都在默默地承受着难言的痛苦。
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我满腔热情处处努力，积极争取进步，到这时却把我打入另册呢？为什么取消我去飞机场欢迎外宾的资格呢？
我感到自己始终是受歧视的，我的心里阴云密布，悲观失望。
我又陷入孤独和自卑的痛苦中，为了摆脱痛苦，我只能更加奋发图强，埋头攻读，为考大学做充分准备。
我已经做好高考落榜的准备，但我并不放弃最后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