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下半年，学校里对劳动课也很重视，我们从农村回来后，每星期六又下求新造船厂劳动。工人看到我们下厂都很欢迎。
当时我曾到过做模子的翻砂车间，轧铁钉的金工车间，也到过浇铸车间做小工，我们和厂里的工人一起劳动，他们对我们很关心，我想如果考不上大学进工厂也行。
当上海的“大跃进”进入高潮时，工厂要求每个工人要写一定数量的大字报，工人们不要我们干活，要我们帮助他们大鸣大放，代他们写大字报，提合理化建议，白天来不及写就加晚班，这样我还可以吃到家里吃不到的夜点心。
1959年暑假，班主任储凤刚老师知道我家生活困难，介绍我去一家胶木厂劳动，可以挣些钱缴书费。
我的工作是把胶木粉装进一只钢模里，然后用螺丝将模子拧紧，通过电炉的高温高压，制成电话机配件。
我做夜班，每天晚上要干到十二点钟。夏夜天气很热，车间里电炉比火炉的温度更高。但是到了半夜十二点钟下班时，可以吃到夜点心，如面条、馒头，还有荤菜，有时是两只茶叶蛋，有时是一只红烧乌贼鱼，有时有红烧肉。
一个暑假的夜班，我吃到了许多在家里吃不到的东西。我干了二十多天，拿了三十几块钱，这些钱派了大用处，缴了学杂书费，也改善了一家人的伙食。
1958年，那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社会上发生什么事，学校里也要跟着动作。台海局势一紧张，毛主席发出“全民皆兵”的号召，平时的体育课也变成军训课，学校提出了：“思想战斗化，行动军事化，组织纪律化”的口号，老师给我们上军事知识课，天天在操场上做步行操练，人趴在水泥地上，匍匐前进，甩手榴弹。因为敬业中学的操场小，我们还到大同中学去打靶，用的是小口径步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