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灵囿内尽是些军机处的重要文件，对于一般人来说毫无用处，多年没人动过，现在好些文件死一样堆一起，也有要发霉发腐的，一件件夹着尘土连虫子都难得蛀上一蛀。国务院同意了这个请求，同一天，博物院派人前去点收，要装车运回神武门外的大高殿存放。派去的人每人发了一个白色口罩，清点文件的时候，同灾难现场一个模样，灰尘厚得已透不过阳光，出来的时候白色的口罩都变成了黑色，相当的吓人。与这一批档案同时接收过来的，还有观海棠藏书一批，是当年宜都杨守敬氏的私人收藏。光绪五年杨先生跟随何如璋出使日本，正赶上日本的“明治维新”，这些线装书要被淘汰，杨先生便在日本收购，一边运回过来。这批书中有好些已是国内罕有的珍本、善本。杨先生过世之后，他的后人把书卖给政府，政府把一部分书拨给了松坡图书馆，一部分放在了集灵囿。这批久佚之书就是一批宝贝，百般呵护地存在集灵囿，这次正好赶上移交军机处机密档案，国务院便把这一批图书也一并移交了。
图书馆和古物馆虽然早就虚设，不过细做一直未得到进行。这期间两馆的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古物馆一马当先，成立之初馆中有好多需要拓片的文物，典型的有“散盘”、“嘉量”、“宗周钟”等重器，挪动起来相当的不容易。这些东西太过重要不能大手大脚，马衡先生（理事）建议在点查事务室对面，原来委员会及田园房屋管理处办公的地方，做传拓铜器的工作，又调齐念衡、庄尚严、吴玉璋、那志良在那里办公。传拓的工作比较专业，故宫方面的人包括调来的负责人多数只能进行监视传拓，其余时间负责古物馆的准备工作。这样实际上传拓的工作，由北京大学一位资深拓工薛先生领他的两个徒弟办理。最后古物馆的馆址迁到了西三所，这时已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了。
与此同时图书馆的准备工作也紧张地进行了，袁同礼先生（理事）做图书馆图书部分的筹备工作，选定寿安宫为馆址。寿安宫离古物馆极近，有并驾齐驱之意，更是便于以后的管理。另者故宫文物不论古物还是图书都是无价之宝，并非一两个性命所能赔付得起的，设在一起便于做安保工作。寿安宫做图书馆，刚一敲定，各宫中的图书马上被提出，到寿安宫进行编目整理。故宫图书馆的大体运作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剩下的只不过是找书编目举一反三的拉锯活。
故宫博物院之所以急急地建立了，大部分原因是外部的压力。当时军阀混乱国体尚欠稳妥，虽有溥仪出宫，乌云处微露光芒，可“清室善后委员会”只是个临时机构，随时可能“瓦解”，只有成立故宫博物院这样的永久机构，方能“明哲保身”。从清室善后委员会到故宫博物院，鲜有哪个人为着身前身后一点微名薄利而奋不顾身的，他们之所以这样的努力，完全出于知识分子对文化架构的维系和修补，也是在传承中华的文化。事实上故宫人就是这样的厚道和可爱。
从溥仪出宫到委员会甚至博物院，对于文物的点查，忙得工作人员前脚不搭后脚，终于接近了尾声。大部分人还没缓过神来，又被各馆中调走，披星戴月地干起其他的活来。虽然都是些脸形消瘦的知识分子，干起活来却很起劲。故宫博物院在那样的形势下生存实属不易。时局动荡，博物院既不能做政治的赘余，亦不能成为政治的玩偶，所以走起路来，是跛子下乡磕磕绊绊的。
那志良的《我与故宫五十年》述：十五年3月18日，“三一八”惨案发生，这事本与故宫博物院无关，但是段祺瑞政府，因为早已不满意李煜瀛、易培基两先生在故宫的作风，借此机会诬指两先生为共产党，在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下令通缉。李先生是院里的理事长，既失去自由，院中不能不谋补救之道，就在3月26日举行董理事联席会议，讨论应付办法。会中决定推卢永祥、庄蕴宽两先生做维持员，主持院务，这一时期，被称为“维持时期”。
受“三一八”惨案影响，故宫正副馆长被通缉。故宫博物院不得不由“维持会”维系，当时顶了很大的外部压力。维持的意思就是维系，被推选上的两位维持员，只有庄蕴宽先生一个人在，卢永祥并不在京。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宫外的事蝇营狗苟浑噩得很，故宫孤鸣难立，只能靠庄先生一人左右逢源。维持员庄、卢两先生的敲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背景，庄蕴宽先生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监察员，又是故宫博物院的董事，对故宫贡献很大，他被推为维持员，是众望所归。可卢永祥却不同了，虽说也是院中董事，可只在康有为倡复辟运动时，康在致庄士敦的信中有“惟浙省不为动”的话。那时卢永祥是浙江督军，大家认为他不会袒护清室，所以就被选了，好笑得很。庄先生也不愿做维持会的第一把交椅，先生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只是再三推脱。李、易两先生受政府胁迫不得不暂时躲避，故宫方面群龙无首，急需一个掌事的人，因为庄蕴宽是吴瀛家母庄还女士的弟弟，所以故宫托了吴瀛前去说服，这才应了。
维持会刚刚建成，问题迫在眉睫，国民政府与直奉联军开战失利，不明缘由地从故宫博物院撤军，经济上博物院又很难自给，两个问题让人棘手。经济问题虽然让人头疼可终究是可以解决的，故宫的守卫问题却实在是个硬伤，一时半会儿难以治愈。博物院方面的意思经济问题绝不向政府妥协，由熊希龄董事介绍，向东方汇理银行借钱，汇理银行一向觉得政府信用不好，故宫又不能从政府方面出头向银行借款，就由庄蕴宽以私人名义拨借。由治安维持会的王士珍、熊希龄、赵尔巽、孙宝琦四先生担保，借到现金3万元。故宫好在还有每日的参观券可以收入，加之从汇理银行借到的3万元基本可以维持一年的运行。另一方面政府借“三一八”惨案，把李、易两先生通缉，表面上看是政府言之有物，事事得以公事公办廉明得很，可故宫和政府都明白，其通缉的理由诬蔑两位先生是共产党，纯属一派胡言并无事实依据可循，只是彼此积怨过深。有一首诗：“做人当做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政府的这一手恰是上面的最后一句，当时的通缉令明示：“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兆熊等，以共产党学说，啸聚群众，屡降事端，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李的罪名是多年以来，他安排到法国留学的留学生中有很多共产党人。易的罪名是他与北大的共产党人交情甚好，还有他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当校长时，其学生中有不少共产党人，如毛泽东等。这时的情形是故宫和政府双方都不买彼此的账所致。博物院事事自专，政府事事掣肘，彼此很不融洽。又有猜忌又有提防，故宫怕是政府袒护清室，所以做事自专，政府则见故宫不买账所以“廉平掣肘，实为异事”想把事权夺回来。现在国民军要撤，鹿钟麟的队伍也必须要跟着走，故宫只剩孤家寡人一个。清室本不想给政府这个夺权的机会，可现在已经是燃眉之急，自己编卫队是万万也来不及的，只好向政府方面妥协。于是庄蕴宽先生商请内务部调警卫队接洽，内务部答应了。
5月4日博物院交接，警卫方面也同时换防。维持会的接收人是庄蕴宽先生，委员会方面的代表是陈垣先生。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内务部部长屈映光借此机会在博物院中大肆伸张势力、大派职员，并且以庄孟玉为警卫处处长。陈垣先生对此十分不满，在交接演说时说：“今天是本院自编警卫队成立之期。”言辞激愤，不满之意，已见其言辞脸色。事后陈垣先生又再三向庄蕴宽先生抗争，指责内务部部长不应当在院里派员，庄先生望其端倪也早知一二，只是碍于当家人的为难，只好笑一笑。事到后来，由吴瀛先生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把内务部所派的人员一律改为顾问。这边内务部部长屈映光也不满了，也跑来找庄蕴宽先生，言说陈垣先生当众讥讽丝毫不留情面，并诘问庄先生说：“贵院明明借用内务部的卫队、经费、服装，在在都是部费，人也是本部分出来的。本部出借卫队，是一个不容易、不寻常的人情，何以陈垣可以一笔抹杀，当众令我难堪？我当时为顾全双方面子，所以不计较，请问应当怎么解决？”庄先生自是维持会掌家的难辞其咎，所以费了好大周折，揽了所有的不是，折去半斗口水方才平息了。
国民政府开战失利，国民军要从故宫撤防，鹿总司令是个光明磊落的人，撤防后刊报做了一个声明：
北京各部院、各省区军区长官、各法团、各报馆及全国同胞均鉴：
清宫古物，非清室之私产，乃我中华历代文化艺术之结晶。凡属中国国民，人人无私有之权，人人有保护之责。此国家国民人格所关，爱国爱己，为国人所当同具之观念也。民国十三年10月23日，有清逊帝溥仪出宫，钟麟其时忝居京畿警卫之职，协同守护，责无可辞。诘己奉公，未敢自信。古人有言“君子为行不使人疑”，钟麟何人？能无只惧？故入手办法，即主公开。为求公开之彻底，爰有清室善后委员会发起，概由各部署慎派职官，各团体公推代表，集合多方人才，以共组斯会。但所定规章，非常严密；所经手续，不惮烦劳。物无巨细，皆经多数人负责签名。载诸簿籍，历历可稽；映印写真，斑斑可考。此种经历，历韧不磨。钟麟为发起人之一分子，对于委员会诸公之苦心孤诣，实不胜其钦佩；而扶中自问，亦可以告无罪于中国矣。然因政治之关系，每生想像之怀疑。钟麟窃喜乘此得以证明一切古物之丝毫无缺，尤为明告内外清白交代之适当时机。谨撮要端，以明权贵，是非功罪，悉付公评。
一、民国十三年10月23日起，钟麟以警卫京畿之职务，选派队伍，会同保安队及驻守警察，三方共同负守卫宫门稽查出入之责（其实钟麟未兼任警察总监）。与宫内古物，无直接关系，至十五年4月5日交代之日止，分任守卫者，计1年又6个月。钟麟所派队伍，本有饷糈，故从未另行支取分文。
二、清室善后委员会，即于十三年11月某日成立，负物品保管及点查之责。其组织章程，点查手续，均经委员全体详订各项规章，分别公布。
三、点查物品，一物须经多数委员之手，签名盖章，摄制照片，且有详细报告，分别刊行，以资证信。
四、物品之保管，完全公开。故自委员会组织就绪，即任中外人士入内参观。为益术普及起见，十四年10月乃设立故宫博物院，规定参观日期，成为公共游览之地。
五、钟麟为委员会发起人之一，亦为该会委员一分子，责任权限与其他委员相同，唯因宫内外守卫中，有钟麟所属之队伍，为预防流言起见，曾向委员会要求撤退，并建议由会中自编守卫之办法，辄因款项无着，未曾实行，故至今始达交代之目的。
六、本年3月18日，惨案发生，委员长李煜瀛因此离职，乃公推庄公蕴宽、卢公永祥主持会务。钟麟再申前请，承庄公向内务部屈总长映光商准借调古物陈列所警卫改编守卫。钟麟所部队伍，于本年4月5日交卸撤退守卫之责，自此日起告一结束。
七、交代之日（即4月5日）由委员会召集各委员、监察员、各部院助理员及顾问开会，是日钟麟派主任参谋陈继庵代表到会，正式交代。会议室除前述各委员等外，来宾并有各部署长官及各界名流、新闻记者，共计300人左右。会议毕，由陈继庵请全体人员到各宫查看，遂由高等检察厅吴厅长家驹、司法部汤参事铁樵及各员，至各宫查视一周，庄公蕴宽之演说及详细情形，已见各报，兹不赘述。
八、钟麟虽脱卸守卫之责，仍为委员会之一委员，今后唯当尽一人之知能，与各委员协力同心，维护文化艺术所关之古物于永久。至钟麟所部守卫期内之一切详情，簿据、册籍、报告等等，均曾先后公布，且保存于委员会及博物院中，国人随时可以考察研究也。谨陈崖略，邦人君子，乞垂察焉！
中华民国十五年四月十日鹿钟麟
从“自唱逼宫”到维持会，期间鹿钟麟鹿司令尽职尽责，是故宫人心目中的英雄军人。民国十四年（1925年）9月，有人倡议把故宫文渊阁所存一部《四库全书》，交给某书局付印，想把这部书运走，清室善后委员会为保全《四库全书》，想在文华殿与文渊阁之间，砌一道墙，把文渊阁与文华殿隔开，圈到这边来。同鹿司令商量，鹿司令马上同意并派了工兵一营，连夜砌了起来，以后还设岗监视。鹿钟麟重情重义、洁己奉公、知大义明是非，实在是难得的好军人，这一换防虽不是永别，可故宫方面仍觉得是一件损失。
时局又有变，段祺瑞的腰杆是西北军，段政府的存在全是依托着这支队伍，直鲁联军大举进逼，西北军负隅顽抗却收效甚微，不得已撤出北京城，段政府也随之垮台。
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闹得全国沸沸扬扬，鹿钟麟的队伍在北京城里一夜之间退得干干净净，随后浩荡的联军涌进来。进驻的联军第一时间就打起了故宫的主意，这些军人哪里晓得文化国宝的重要性，他们只是知道里面的东西值钱，谁得到了谁便可以享用一生。当时北京处于没有政府的真空阶段，只有王士珍等一帮元老组织了一个临时治安维持会维持着。
4月23日下午，风风火火的一伙人来到神武门，兵马车辆一应俱全。两名军官气势汹汹地要见故宫办事人员，并要求立即腾出地方，明天派兵驻扎。说完，指手画脚地安排。在场的人吓得瞠目结舌，他们走后马上告知庄先生，庄先生问明情形，又赶去治安会，把这事告诉给王士珍、赵尔巽等。庄先生这边说：“故宫实在愿意有力的人继续负责维持，但是必须先有一番手续，如果不等候交代，强迫来驻军，那么，故宫关乎历代文物，万不能拱手让人。”那天正赶上治安会中的元老们在外交大楼替联军接风洗尘。就在席间，当面询问各军长，是否确有其事？各军长皆表示不知此事，铁定了是手下的擅自行事。依各军长的意思要勒令禁止，京畿警备司令王翰鸣当时在座，也声明要出布告，严禁神武门故宫驻军，如有军队来往，可电告司令部，由司令部派员与其接洽。
第二天果然有部队开到神武门来，警备司令部派了李继舜等三位参谋赶到故宫，严重交涉才把部队开到别处去，李参谋又手书一份布告张贴在故宫门首，以后严禁军队驻扎。
三个月故宫博物院苟安无事，原来依附在清室华袍上的蛇虫鼠蚁又开始有星星之势。当初鹿司令的部队在京，是有“逼宫”这么一出戏的，那些清室的遗老和无聊的政客们不敢轻举妄动。现在鹿司令的部队出了京师，他们便都复苏起来，公然以清室内务府的名义，向国务院上书，多以为国民军时代的设施易于摧毁，竟肆无忌惮地要求溥仪回宫恢复优待条件。
康有为致电吴佩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