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局变化的脉络与逻辑
改革就是从计划经济改向市场经济，开放就是放弃闭关锁国。这一改变，立即就把生产力释放了出来。
上周写《中国复兴的大历史观察》，从100年的时间长度来看这30年来中国的崛起。很多西方人看不懂这30年来中国的崛起现象，把时间放大到100年，就比较能够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与逻辑中，得到一些启发，明白其中存在的历史的偶然与历史的必然。写完后意犹未尽，30年也好，100年也好，严格地说，都还不是大历史，干脆，再续一篇，把时间、空间进一步拉大，让我们从300年与3000年的角度，更深入地来看看中国在世局发展与变化中的浮沉。
一
人类的18世纪，发生了影响人类历史深远发展的两件大事：一是工业革命，二是“早期的”资本主义。前者从技术面提高了生产力，后者从体制面激发了生产力，途径虽异，效果却同，都是生产力的巨大释放。也因此，造就了一个以英国为核心、以西欧为范围的近代文明的崛起。
这个以英国为核心、以西欧为范围的近代文明的崛起，好比是一部极有效率的经济机器，运转一段时期之后，很快就面临到两个瓶颈，一是市场饱和了，二是资源不足了。为了突破这两个分别是属于需求面与供给面的瓶颈，英国及随后的其他西欧国家只能向外寻找更大的市场及更多的资源。于是先后就走上了（1）重商主义，（2）帝国主义，（3）殖民主义。攫取全球范围的资源与市场为他所用。
其时也，全球范围之内，经济最成熟的国家有三个：印度、中国与日本。于是，首先就先把印度给殖民了，成立了所谓的东印度公司；接着，继续向东，尝试接触中国与日本。由于中、日两国都处于锁国时期，西方一再试图与之通商均不得要领，最后遂采取强硬手段，逼迫两国门户开放。1842年，鸦片战争英国打败中国，签《南京条约》，五口通商；1853年，美国敲开日本门户，签《神奈川协定》。两国遭遇如出一辙，但两国却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不同的反应决定了两国此后不同的命运。
当时日本的政治人物显然更有历史与战略眼光，知道中、日不敌西方，承认了自己已经落后了，必须进行开放与改革，并且以西方为师。遂有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及伊藤博文一众精英分子推动的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以欧为师，派留学生赴欧取经，犹如当年派遣唐使赴中取经。从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才30年，就立竿见影，振衰起敝了。1895年，甲午战争，打败昔日之师中国，继之1905年打败沙俄，从此奠定了一个世纪作为大国的基础。日本的明治维新其实就是日本的“改革开放”，只是比中国的改革开放早了111年而已。
相形之下，中国比较坎坷。先有义和团的抗拒及清末的颟顸，后有百日维新、辛亥革命以及建立民国后的五四运动，但显然都挠不到痒处。不仅如此，军阀内争、国共相争、日本侵华又进一步耗损了中国的元气。1949年新中国成立，但又走上了计划经济及公有体制闭关锁国的道路，其间又反复出现各种政治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时，几乎已到了精疲力竭、山穷水尽的地步。
中国很幸运，就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邓小平还在，还能复出。以邓小平当年接触西方的经验，明白什么是市场经济与民营体制，明白中国必须要进行改革开放。改革就是从计划经济改向市场经济，由公有体制引入民营体制；开放就是放弃闭关锁国。这一改变，立即就把生产力释放了出来，仅仅30年，也是仅仅30年，就让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重新崛起了。
二
如果说，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日本的“改革开放”，那么晚了111年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又何尝不可视之为中国的“小平维新”呢。中国“回归”到了市场经济，也就是回归到了中国在人类历史上一贯的作为大国的主潮流了。
当然，这个意思还可以说得更透彻些。其实中国的经济命运在稍早的1949年后就出现了转机。1949年两岸分治，台湾相对比较幸运，因为一些历史的机缘，走上了市场经济与民营体制，所以没有多久，就是走出了战后经济的凋敝，10年脱贫，然后，10年小康，再10年富裕，成了东亚四小龙之一。大陆相对坎坷，先走上极左的计划经济与公有体制，又遭遇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与10年文革，直到1978。所以从1979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走上市场经济与民营体制之后，也一样是出现了生产力的爆发，也一样的是10年脱贫，10年小康，10年富裕。这即是从300年时间长度，即“中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崛起。——中国只要走上了市场经济，它的崛起就是历史的必然，而不是历史的偶然。
可以再从更长的3000年的“大历史”的角度作一个观察。中国三千年历史，经历了数十个朝代，有兴有衰，有强有弱。一般比较多的共识是，强盛者如汉与唐，也许也可以包括明、清两代中的一个部分，弱者撇开未大一统的时期不谈，宋朝应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毕竟当时统治的版图相对较小。
我想要指出的是所谓“汉唐威仪”、“汉唐盛世”，汉与唐，当然是中国3000年历史中最精彩、最强盛的两个朝代，但分开来，做一个横向的观察，汉朝的中国肯定同时也是当时，即2000年前，全球范围中最强盛的国家；与此类似，唐朝的中国同样也是当时，即1300年前，全球范围中最强盛的国家。
汉、唐的例子或不足为奇，有趣的是宋朝。宋朝无疑是中国3000年历史中相对最弱的朝代之一，几个有名的皇帝文采风流，但武功乏善可陈。但即便如此，我们把宋朝也摆到当时，即1000年前的全球范围中做一个比较，可以发现，宋朝的中国同样还是全球范围中最强大的国家。不但衡量经济产生的“GDP”如此，连影响中国及全球深远的四大科技发明也都集中在宋朝。
结论是，不论3000年前、2000年前、1000年前，不论中国的哪一个朝代，尽管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盛有衰，但放在全球范围中去做国际评比，却始终是在当时代全球范围中最强盛的。
其中缘由为何？很简单，就是市场经济加民营体制！中国从来就是市场经济加民营体制的，市场经济加民营体制，与中国人民族基因中的勤奋与储备结合，不可能不爆发生产力，加上中国人的脑力智慧，就会产生巨大的科技力，这就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从来就是全球经济最出色的国家的道理。
还剩下一个问题，如何证明中国从来就是市场经济加民营体制的。著名经济学家邹至庄教授在他的大作《认识中国》中指出，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就足以说明一切。
《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以找到餐厅、商店、马车、船运，人们有的劳动，有的享受余暇，也有的进行贸易……这一切，描绘的就是活龙活现的市场经济加民营体制。
由于中国从来就是市场经济加民营体制，所以中国的经济从来就是全球最强，在3000年的历史长河中都是如此，直到200年前的公元1800年之后。所以，1979年迄今的30年，中国又走上了市场经济加民营体制，中国的经济再度崛起，乃是一种复兴，是一种向中国大历史主潮流的“回归”，这即是从“大历史”角度观察的世局变化的脉络与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