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奥巴马总统为了纾解民怨，拉升民调，开始在贸易政策上对中国施压，而所有一切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找茬行动，项庄舞剑，目标只有一个，意在逼人民币升值。
面对这个形势，中国在战略因应上有两个选择。（一）与美国周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能不升就不升，能小升就小升；（二）正面迎敌，谈判。但要谈就要好好地谈，彻底地谈，一劳永逸地谈，要谈出一个既有利于中、美双方，又有利于全球发展的结果出来。
美国政府这一次在针对与中国的汇率博弈上似乎做了相当周密的部署。首先，奥巴马二月在与民主党议员会晤时放话，表示“美国必须重视汇率问题，以确保美国不会面临不公平竞争”，又说，美国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使“美国的出口没有因为人为操控而提高价格，中国的出口没有因为人为操控而压低价格”。其次，每半年公布一次的汇率报告四月公布：如果被列为“汇率操控”名单，美国即会针对被列名的国家采取贸易制裁，但由奥巴马的谈话中，似乎已“预设”了中国具有最大的“操控”的可能。第三，春节前（二月初）在加拿大举行的G7财长会议中，美国似乎在积极寻求共识，希望形成对人民币施压的“统一战线”；第四，也是春节前，美国派出官员赴北京与中国磋商下一回合的“战略与经济对话（SAED）”，并明确告诉中方，美国要求的第一优先议题是人民币汇率。据台湾媒体透露，挑选这个议题，是奥巴马亲自决定的。所以，从形势判断，中美汇率大博弈的战鼓声已动地而来。
中国该作出什么选择？第一种，跟过去一样，以周旋为主，是消极被动的战术型因应；第二种，正面迎击，但有腹案，从大局，长期着眼，与美国进行战略性的谈判。如何取舍，首先要看大形势的变化。
即以中国改革开放30年作为一个观察期来看，（一）在这30年中，中国的生产力出现了大幅的跃升，从一个贫困的经济体跃居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全球第一汽车厂、手机厂、银行全在中国。相应的，这一段期间中，中国的人民币也进行过多次巨大的调整。（二）在同一期间，中国两岸三地之间，经济关系也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经贸往来益趋密切，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能不牵动到三种货币彼此的关系及个别货币与美元的联动关系。（三）也是在同一期间，美国在1971年8月15日宣布脱离“布列敦森林会议”共识，单方面宣布将美元发行与黄金脱钩之后，即开始漠视货币纪律，罔顾美元在作为一个主权货币之外，还兼有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及储备货币的角色的事实，滥用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用，以美元作为对国际社会透支的提款机。长期以来，造成了国际经济与国际金融运作的极大麻烦。
现在，美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全球所有国家共同面对了2008的世纪金融与经济危机。这个危机，除了折射出全球经济存在的巨大的结构性失衡之外，也同样折射出现有的国际金融机制与相关组织存在着结构性的毛病，必须进行深入诊断与谋求根本解决。
所以，作为全球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中、美两国理应进行深入研究，讨论与谈判。
这样的谈判，至少包括三大部分：（一）中国本身，两岸三地的货币机制问题（顺便指出，这三地的总外汇储备达三万亿美元），这一部分，美国应乐观其成；（二）美元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的货币纪律问题，及人民币作为一种新的重要货币，美国对此一发展形势的看待与承认问题；及（三）如何建立一个新世纪的“布列敦森林会议”机制的问题。
面对美国，中国不回避谈，但要谈就要从根本、从全局及全球的利益来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