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奥会”举行之前，基辛格以“美中应竭力避免新冷战”为题在《华盛顿邮报》撰文。基辛格指出，美中冷战将引发一场国际性的“站队大戏”，会让每个地区都陷入政治纷争。他认为美中关系“不需要走（冲突的）弯路”，因为美中关系中最重要的现实是：任何一个国家永远都没有能力去统治另一个国家，而冲突只会让双方都精疲力竭。
彭定康十四日也撰文指出，现在最大的悬念就是：美中会成为更加激烈的对手还是合作伙伴？他们会为谁统治本世纪打架，还是会携手让这个世纪变得更加和平繁荣？
我上周的评论题目是：《中美新关系：冤家？亲家？》，可见大家关注的角度与关怀的逻辑基本一致。
大家的担忧并非没有理由。基辛格说得好，他说，冷战时期，一个共同的敌人就可凝聚共识。但当今全球化世界，新问题新任务层出不穷，而共识未出现。这绝非易事，因为这意味着要使国家抱负服从于某种全球秩序的构想。
我一再说，G2存在着两种选择：合作？斗争？而大家之所以担心斗争（或冷战）存在着可能，还可以从中美两国的经验、价值乃至于行事风格的差异略见端倪：
——就国家与全球秩序的关系而言，两国都认为各自的国家价值观独一无二，对别国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就美国而言，根据别国是否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来确定美国对这些国家的行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国崛起对美国不构成挑战，不过是向中国一贯的卓越回归而已。
——美国外交力求明确结果。中国则认为谈判过程要兼顾政治、经济、战略因素，寻求通过持久谈判获得结果无足为奇。但谈判僵持不下，美国人会变得不耐烦。
——美国经济呼吁中国做某些事以证明中国在尽“国际责任”，但这些要求中国必须证明其诚意的主张往往惹恼中国，因为中国一直认为，中国已勉力在作出调整，以适应那个中国从来没有参与设计的国际体系。
怎么办？中美矛盾的潜在因素显然不少，要避免因此导向冷战与斗争，理论上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尽其可能地为双方找出各种可以合作互利的空间。
从现实与理论角度来看，这样的可能其实并不少，可以列出一长串：朝鲜、伊朗、台湾地区、东海、南海、反恐、防核扩、气候、能源……但过往的经验显示，无论是在G20的大范围中讨论，或在G2（中美战略及经济对话）的小范围中讨论，进展都相当有限。问题出在哪里？怎么办？可有什么新的“方法论”上的新思维？
有的！可解析如下：
（一）就“清单”上的每一个议题单独来看，期待中美双方达成共识并不容易。不仅是这些单独议题可能存在着“零和”本质，更关键的是，中美两国看待这些议题的急迫度有很大差别。
（二）试将急迫度略分为“强、中、弱”三个等级来看，对美国言，急迫性强的可能是反恐与经济，其次是防扩与遏中，再次是台湾地区与气候；对中国而言，由强而弱的顺序则可能是台湾地区与地缘安全，其次是经济与防扩，再次是反恐与气候。
（三）所以，双方在个别议题上的谈判由于急迫度的不同难有交集，不容易形成交易，必须用“一揽子”方式，以“全局性概念”来达成一个“全球性方案”。
（四）作为中美G2大博弈走向合作与和局“路线图”的第一步，基辛格提出的“太平洋共同体”或许是一个值得思考与推敲的大方向，而我认为，作为第一步的第一步，双方各自最迫切的议题：经济与台湾地区，或许，正可作为努力合作与交换的大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