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五四以来，作家们坚持“文学为人生”的创作主张，关心民生疾苦，投身社会变革的历史大潮中，写出了许多具有深厚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闻一多、艾青、戴望舒等诗人们都在民族解放的苦难岁月里写下了许多流血流泪的诗篇，使现代新诗具有感人肺腑的思想品质。新中国成立以后，因政治环境的复杂和极“左”路线的影响，现实主义遭到不同程度的扭曲和遮蔽，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诗歌创作推向了庸俗社会学的边缘，现实主义精神被政治理念取代，文学变成了简单的政治符号，空洞的感情、雷同的意象使诗歌走上了“伪现实主义”之途，从而失去了精神血肉，也失去了生命的活力。70年代后期的政治变革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思想解放不仅带来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也促使文学朝着真正的现实主义方向回归。伤痕文学的出现，反思文学的兴盛，再次显示了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对社会变革的巨大影响力。朦胧诗崛起后，诗人们以真诚的呐喊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虚情矫饰的诗歌模式，带来了现代新诗的又一次革命。年轻的大学生诗人直接参与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新诗潮运动。他们热情关注社会变革，殷切期待民族精神的现代化，给新时期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思想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文学真实性的重新诠释
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更是一种精神品质。反映时代的真实面貌，表现作者的真情实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但这种文学创作的基本主张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却遭到了严重的扭曲，文学被当做政治运动的传声筒，无法表达写作者真实的声音。五六十年代流行的颂歌、战歌使不少诗人的歌唱因缺少真情而显得浮泛空洞，到后来演变成了假大空的“文革”文学。新时期到来后，经过思想解放运动的冲击，这种虚情假意的创作文风受到指斥，朦胧诗崛起后，更是予以了大力拨正，使诗歌重新回到了现实主义道路上。大学生诗歌正是这场“文学革命”的参与者，其现实主义精神首先表现为对社会生活的真实描绘，个人感受的真诚抒写。王小妮的《碾子沟里，蹲着一个石匠》描写了这样一位老石匠形象：“他深深地埋下头／他的棉衣跟石头一般颜色／他的眼光跟石头一样呆滞／他的身躯跟石头一个形状／叮当，叮当……”王小妮《碾子沟里，蹲着一个石匠》，载《诗刊》1980年第4期。每个读者都能从诗中感受到“老石匠”的坚毅，同时也能感受到诗人的忧伤。诗人在朴实无华的语言里抒发了真挚的情感，包含着对下层劳动者苦难命运的深深同情，这与“文革”时期大唱工农兵的赞歌相比，对真实性的表现令人震惊。徐敬亚喜欢抒写经历“文革”后年轻一代的忧患意识，把个人与民族命运融为一体，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文化变革欲望：“寒冬时我皱眉，那是因为阴风抽打着皮肉／早春时我皱眉，那是因为霜雪还残留在心头／如今我皱眉，是因为我总嫌世界热得不够……”徐敬亚《别责备我的眉头》，载《诗刊》1980年第6期。一句“总嫌世界热得不够”，表达了当代青年渴望变革的真诚呼唤。然而忧患并非消沉，诗人们经历了寒冬，更感到了春天的温暖，他们在校园里充满梦想，对未来充满期待。张晓波在《多梦时节》里写道：“我们希望／在暖色调的阅览大厅／默默思索艺术和哲学／……希望太阳和风暴／从双肩诞生／让笔记涂满积雪／涂满临别赠言／和远行车队”张晓波《多梦时节》，载《飞天》1984年第2期。，诗中描绘了校园生活的充盈，憧憬了美好的人生理想。大学生诗人重新在诗与生活、诗与人民、诗与自我之间建立了真实的感受和意义关联。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真诚描写和深切关注，恢复了被极“左”思潮扭曲的诗歌传统，重新诠释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内涵。
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还体现在对社会生活的热情关注上。80年代经济改革使诗人们看到了改革带来的社会变化，他们用美丽的诗行，描绘了时代变革闪光的亮点，同样是颂歌，却表现出年轻一代对生活真诚的祝福和热切的期待。孙晓刚的《我们的城市换了橱窗》满怀喜悦地描绘了都市的变化：“橱窗换了／两排乳白的玻璃／像大街明晃的臂肩／背挂无轨电车的电缆／擦亮一辆一辆汽车的眼睛”孙晓刚《我们的城市换了橱窗》，载《飞天》1982年第5期。；张建华的组诗《中国的一座小城》很有代表性，诗人力图通过对小城生活侧面的描绘，展现新时代明朗乐观的精神风貌。《街头，又支起一片鲜亮的货摊》这样描写经济改革给小城带来的巨大变化：“集日是小城涨潮的时间／从街道的河流溢出来太多的色彩／将每条街沿都连缀成开花的河岸。”张建华《中国的一座小城》，载《青年文学》1984年第2期。在近似白描的意象背后，涌动着歌唱社会变革的主旋律。也许年轻的诗人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并不深刻，但炙热的心灵与单纯的情感却显得弥足珍贵，他们感受到了生活的变化，显示了诗歌素朴和昂扬的美，也拓展了大学生诗歌的创作题材。
（二）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弘扬
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张扬个性解放意识，探寻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恢复了诗歌的内在品性。创作主体的情感抒写原本是诗歌创作的精神核心，也是现实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抹杀了文学的人情和人性因素，使文学失去了人道主义的美丽光环。新时期文学复苏的过程，是现实文学人性美人情美回归的历程，大学生诗歌正是这一潮流的涌动者，“友谊与爱情”常常成为大学生诗歌的基本主题。他们是爱情的寻梦人，总是喜欢在诗中歌唱浪漫的爱情。程宝林的《季节》传达了年轻人对爱情的渴望：“三月我在桃林里读书／四月便转入梨花深处／五月我开始营筑一间小屋／守候那棵／即将挂满红灯笼的／石榴树……”程宝林《季节》，载《星星》1984年第11期。诗人把爱情设计在一串“时间”的甜蜜等候和想象里。古人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虚构，80年代大学生对爱的渴望则被表述为自然的苏醒，三月桃花、四月梨花、五月石榴树，这无疑也象征着人的自然欲望的打开，人性美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们呼唤真情，呼唤人道主义的回归。许德民在《紫色的海星星》中写道：“当奶白色的海月水母／伴随你巡视洁白的珊瑚林／你是骄傲的小女王／……而我只用了几枚小小的硬币／就换取了你／我后悔／不该用你凝固的眼泪／装饰说不出话的墙壁……”许德民《紫色的海星星》，载《青年文学》1982年第7期。诗人以忧伤的笔调抒写了自己对弱小生命的同情与珍惜，表达了对善良美好人性世界的渴盼和追寻。
80年代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和活跃的校园文化给诗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精神营养，他们发现了“自我”的价值，感受到主体意识觉醒后强大的精神力量。吴稼祥在《我歌唱第一个直立行走的人》中写道：“当远古的旷风吹拂着一个直立的形体／时间和空间都大吃一惊／……剑齿虎从石器划出的抛物线上／认识了将要统治自己的‘暴君’。吴稼祥《我歌唱第一个直立行走的人》，载《飞天》1982年第2期。诗人借人类的进化史歌颂了叛逆者形象，表达了当代青年个性独立和进取创造的心声，张扬了个性解放和生命的主体意识。到了80年代中后期，大学生诗歌更多地体现出理性的探索和反思精神，诗人的个体意识进一步强化。苗强在《关于树》中写道：“它们站在草坪里/他们是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是一些意识到自己生命的树／意识到如何支撑一个个冬天／进入一个个春天……”苗强《关于树》，载《飞天》1984年第1期。诗人借平凡普通的“树”的形象写出了对自我生命意义的哲学思考。当代大学生吸取了西方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用哲学的眼光审视世界，观照自我，凸现了生命存在的价值，使现实主义精神得到了深化。校园中的“第三代”诗人们常常解构生活，但他们仍然关注“自我”，找寻人类的精神家园：“黄土地有黄土地的层次／下面是黄沙／中间是高粱／上面是人／人上面是什么／我们曾爬到树上面去找过／去找过又怎么样／人是我们／我们是人。”赫建人《层次》，载《飞天》1985年第8期。诗与哲学互为沟通，使诗歌以思辨之美呈现出独特的思想价值。大学生诗歌以现实主义的内在精神，推动了思想解放的进一步发展。
丹纳说过：“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念。”［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7页。从文化的共时性影响看，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都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的直观显现，它介入了人类普遍的文化活动和意识形态，并和一定的时代心理息息相通。透过大学生诗人的作品，我们看到了80年代大学生诗歌在思想上鲜明的印记和独特的追求。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给年轻一代带来了心灵的苏醒和个性的解放，他们在作品中大胆打破思想的禁锢和题材的限制，表达了对理想的追寻。他们的不少作品都体现出深厚的历史意识和时代使命感，表现出对民族发展、社会变革的深情关注。在对自我价值的理性思考中，找寻着当代青年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定位，表现出强烈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诗人们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承袭了中国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恢复了被极“左”思潮践踏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也吸取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中的营养，张扬了当代青年的主体意识和人格力量，成为新时期文学横向连接、纵向沟通的桥梁。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现象，80年代大学生诗歌在思想上的开拓与创新，为现实主义精神的弘扬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为90年代新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文体审美的现代性：大学生诗歌的审美意象
文学作品的价值要靠它内在的艺术特质来体现。现代新诗有它自身的艺术规律，意蕴的传达需要通过意象的营构、情感的把握、技巧的运用、语言的提炼等多种艺术手段的综合运用来完成。大学生诗人在开放的社会背景下，受到了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他们吸收现代新诗的优良传统，学习借鉴现代主义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技巧，在意象的创造、技巧的探索、语言的创新等多方面都有重要的收获。不但打破了50年代以来当代诗歌流行的古典化和民歌化倾向，也推倒了“颂歌体”和“战歌体”诗歌的庸俗写作模式，诗人们的探索使现代新诗的审美形式和表现技巧不断更新，也引导了当代新诗的发展日趋成熟。在大学生诗人的艺术世界里，意象的营构和语体风格的创造是最主要的特征，也是他们对当代诗歌最突出的贡献。
诗歌意象是诗歌艺术的核心构件，读者主要借助意象而发生想象与联想，在主体与客体的对流中发现诗美。意象的品质在于生动和新颖，其生命则在于创新，现代新诗的发展历程证明了这一真理。20年代郭沫若的诗歌对白话新诗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女神》中的许多意象具有跃动的生命力，创造出宏大的审美意境；李金发的诗歌运用象征主义的方法创造了新诗意象的怪异与晦涩；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用现代的辞藻表现了都市中的现代情绪；抗战时期，艾青广泛吸收现代诗歌的写作技巧，以凝练的诗歌形表达了深沉忧郁的民族情感，意象凝重，意境深厚；40年代的年轻诗人穆旦以繁复的意象表现了对现实的忧思，对生命的感悟。相对于古典诗歌，现代新诗的意象更为多样而灵活，有层次感和流动性。50年代以后，由于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诗歌创作的感情流于浮泛，诗歌意象日趋简单化和雷同化，大多数作品意境枯涩，毫无美感，导致了新诗的没落。70年代末期朦胧诗的崛起和80年代初期大学生诗歌的涌现，便具有衔接时空的特殊含义。他们在诗中创造了大量活跃生动的诗歌意象，使诗歌重新焕发了生命的活力。
大学生诗人是创造的一代，他们追求诗歌形式的多样化和表现技巧的隐秘性，追求意象的象征性、暗示性、跳跃性和结构的断裂感，常常使用隐喻、通感、变形等手法将意象重新组合交融，创造出新的审美意境。诗人们在诗歌意象上的创造令人耳目一新。“黄昏，夕阳疲倦的头颅／靠在采金船银色的船体上／老船长在船头吸烟／勾勒淘金者沉思的雕像”许德民《采金船》，载《绿风》1985年第3期。，诗人将“夕阳”、“采金船”、“老船长”融为一体，创造出一幅具有强烈视觉感受的审美图画。简单的比喻使意象显得单纯，巧妙的比喻却能产生诗意的回味：“爱情是一只蝉／总躲在很高的地方歌唱／少年的心跳和竹竿到达的时候／它飞了……”柯平《发现》，载《飞天》1985年第3期。诗句简练，意味却十分悠长。暗示和象征是现代诗歌常用的手法，大学生诗人往往借助含蓄隐蔽的意象表现丰富的内心情绪。郭力家在《山岚》中这样写道：“这个季节是风创造的／风一阵一阵／重复着遥远的伐木声／一座死去的森林／好像并没有从丘陵真正撤走／森林深深地眷恋土地啊／她们的爱情永远只有一次。”郭力家《山岚》，载《丑小鸭》1985年第3期。诗人借森林与大地的亲密联系暗示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和人们渴求的爱情真谛，自然的意象被巧妙地融入情感之中，使作品的主题显得忧伤而含蓄。
彭国梁《荒原上的树》以流动的思绪展开一系列奇妙的想象，描绘出一棵固执倔犟的“荒原之树”，也象征了一颗坚强不屈的心灵。“他太年轻了／瘦长的影子／还覆盖不了荒原身边的风／烈日正挥动鞭子／抽断一颗颗嫩芽／……只要是树／就会有葱绿的歌唱／只要不停地唱着／歌声就会沁透荒原的心／等一群群鸟儿从远方飞来／连骂裂了嘴唇的石头／也想踮起脚尖／拍他的肩膀”周安平、董小玉主编《当代大学生抒情诗精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1页。。“影子、风、鞭子、嫩芽、歌声、鸟儿、石头、脚尖”，这一大群不太关联的意象因诗人的情感需求却自然地粘连在一起。当诗人不再刻意追求表现的技巧时，他笔下的意象将从情感的溪流中汩汩流出，溢满整个诗篇。美国诗人罗勃特?勃莱认为，好诗总是向我们日常经验之外延展，或者说向人的表层意识之下隐藏着的东西延展。大学生诗人的艺术探索颇具现代气质，它不仅实现了隐晦曲折的表现技巧，更创造了新颖奇妙、流动繁复的意象组合，在意象与意象之间建立空间感和跃动感，追求诗的哲学意蕴和思辨色彩，带给读者意料不到的审美惊喜和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