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分子生活的关注是鲁迅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也是他直面人生，探寻生命意义的精神体现。吕韦甫自甘平庸的人生选择，表现为现实重压下灵魂的自我放逐。他遭遇生活的挤压，只能选择接受和顺从，选择碌碌无为和没有光亮的日子，在无聊的奔忙中遗忘心灵的痛苦，在琐碎的事物中麻木精神的渴求。吕韦甫的自我价值在灰色的生活中一点点消散，生命只是一副活着的躯壳，他在酒楼上借酒浇愁的倾诉，反映了灵魂觉醒后的现代知识分子无路可走、绝望无奈的精神苦痛。魏连殳是鲁迅表现自我生命感受的另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形象，他生活在时代巨变的前夜，新文化思潮催生了他对自由的强烈渴望，背叛旧家庭，反抗旧礼教，然而沉重黑暗的现实窒息了他的生命之火，逼迫他一步步走向毁灭。魏连殳在悲愤中的自戕自害是鲁迅面对冷酷无情的现实世界产生的绝望的抗争，是鲁迅悲剧生命观的深沉体现。与之极为相似的悲剧主题在他20年代的历史小说《奔月》《铸剑》中亦有体现，后羿射日后的落寞与孤独，眉间尺以死抗争的复仇意志，让人感受到作者内心激荡的生命之火，以一种沉郁悲愤的文字诉诸笔端，充满了深沉凝重的悲剧内涵。
鲁迅的悲观主义生命哲学首先源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洞察，儒家礼教的浸透使民族精神逐渐失去血与火的反抗意识，匍匐于等级观念和权力暴政之下，为温饱生存而丧失自我主体意识，沦为强权的工具和金钱的奴仆。如果一个民族深陷于权力的崇拜和恐惧之中，便很难找寻到一条自我救赎之路。鲁迅从尼采的超人哲学中领悟到生命的真谛，意识到民族解放需要唤醒民族意识，以超人意志重创民族精神，这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礼教传统的东方古国，其精神解放的道路还相当漫长！因此，他依然走上一条唤醒民族精神解放的崎岖之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6页。。其次，20世纪初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出现对鲁迅文学活动的悲剧体验影响亦极为明显。弗氏学说中对生命本能的描述和对生命本质的揭示，使婚姻不幸的鲁迅更加深切地体验到中国青年在包办婚姻中遭受的精神痛苦，失去生命的快乐无异于失去阳光的花木，文学写作因此成为自我感受自我表达的另一条生命之途。批判陈腐的非人性的儒家文化与抒写低沉晦涩的苦闷情绪，构成鲁迅文学精神的两个重要侧面，《野草》正是洞察鲁迅生命哲学的又一个窗口。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又感到空虚”鲁迅《野草?题词》，《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鲁迅的这种“充实”与“空虚”感受来自内心深处的生命体验，也是他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对文学艺术内在特质的生动描述。他在《野草》中借鉴现代主义艺术表现方法，通过象征和隐喻的艺术形式，含蓄隐蔽地抒写了内心的苦闷情绪和对“孤独”、“绝望”的反抗。孤独的枣树面对寒冷的夜空一言不发，用脱光枝叶的树干直刺天空，把苍白的月亮和狡猾的星星刺得四处躲藏，这是鲁迅决心与黑暗世界战斗到底的精神告白（《秋夜》）；战士手握投枪，面对无物之阵和看不见的敌人，孤独而坚忍地战斗，抒写了鲁迅决不与旧世界妥协的决心（《这样的战士》）；生命需要坚强，人生不需要施舍，所以“我”行走在人生的街头，拒绝别人的求乞，也知道自己的求乞将会遭到别人的拒绝，在一个冷漠的世界中，无须别人的同情来拯救自己（《求乞者》）。
对生命意义的执著追问是《野草》的一大主题，也是鲁迅悲观主义生命哲学的集中显现。生命犹如匆匆行走的过客，没有目的，永无止境，直到生命的终结，谁都无法让他停止前行的脚步（《过客》）；现实的残酷和冷漠，生命的脆弱和短促让鲁迅体会到人生的悲凉，他以影子为喻，写出了生命存在的荒诞和悖谬：“黑暗会吞并我，光明会使我消失”，“我不愿徘徊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影的告别》）；在满是寒冰的世界里，生命的意义如同死火，被冻住时保持了火的形态，却没有了火的热度，一旦解冻，火焰便会在寒冷中燃尽自己（《死火》），这正是鲁迅直面现实最深切的感受。在生命体验中，缺少爱情的滋润，使鲁迅充满了青春迟暮的悲凉之感：“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缥缈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体之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希望》）。鲁迅对自我的反思渗入到骨髓，他严厉自剖，无情展示生命中冷漠和冷酷的形态，以阴冷的梦境隐喻超人意志的惨烈后果，“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生命的微笑只会出现在死亡之后，这将是怎样冷酷可怕的人生？（《墓碣文》）
西方现代悲剧哲学不仅在鲁迅的创作中表现明显，也对鲁迅一生的文学活动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他渴望中国古老的土地能以开放的胸怀面向世界，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中重写生命的华章，但他又深切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沉重负累，以一种叛逆和决裂的姿态孤独地行走在历史旷野中，努力将西方民族解放和个性解放的启蒙主义种子植入到中国历史的土壤之中，将西方现代文化和哲学思想引介到东方民族的精神领地，成为重建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的普罗米修斯。
三、拿来主义：鲁迅小说的艺术风貌
鲁迅对民族文学的重建还表现在对西方近现代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全面学习，带来了现代民族文学的重大革新。首先，他打破了传统文学的题材模式，将平民生活引入文学创作中，致力于“文学为人生”的创作实践，努力描写下层民众贫穷愚昧的人生命运，揭示中国百姓痛苦而至麻木的生存真相，开拓了新文学题材新领域，也开创了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新路。其次，他打破了传统章回小说以传奇故事为核心的结构模式，大胆引入西方近现代短篇小说的结构方法和人物描写的多种技巧，并将民族文学的语言传统融入其中，形成现代白话小说特有的艺术形式，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新天地。
（一）文学观念革新与题材开拓
中国传统文学历来主张“文以载道”，要求文学写作经世致用，发挥其教化功能。通过对封建道统观念的宣传，维护封建帝王所宣称的“王道”和“皇权”，与王权制度有着紧密联系的文人，在其文学活动中大多恪守封建时代传承的文化观，不仅承认“君权天授”，而且还极力宣传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大肆宣扬“忠孝仁义”的道统思想和“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观念，宣扬君王的“仁慈、仁爱”给社会带来的“繁荣昌盛”，制造了东方农业文化中庸、和谐的文明表象，给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发展制造了沉重的历史负累。在传统小说的写作中，这种文以载道的文学观被长期传承，并形成以传奇为故事内容、以教化民众为主要目的的评书体通俗文学。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绿林好汉、神仙鬼怪成为传奇小说的主要题材，他们的传奇故事给下层民众贫困苦难的灰色生活带来了虚幻的精神安慰。到晚清时，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文学改良运动中曾一度出现批评和影射时事的谴责小说，然而在文坛上占据重要影响的，依然是以消遣解闷为主流的鸳鸯蝴蝶派文学。文学革命兴起后，文学研究会作家把把通俗文学作为主要批评目标，沈雁冰在文章中严厉批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思想毒害，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载《小说月报》1922年11月10日第13卷第7期。为新文学创作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鲁迅对中国传统小说有过深入的研究，他在教育部任职期间曾埋头故纸堆，大量研读旧小说，对传统小说的精神本质和外在形式有着深刻的认识，其后在北京女师大讲授“中国小说史”，并将讲稿整理出版。在他留学日本时期，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便奠定了他文学观念的基石，使他立志“用文艺救治国人的灵魂”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页。，他用现代文明的人道观念和理性意识观照传统文学的道德教化，清理王权制度在文学作品中留下的封建糟粕。他在大量阅读西方近现代小说的基础上，以“拿来主义者”鲁迅《拿来主义》，《鲁迅选集》第2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59页。的态度和勇气，全面吸收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营养，打破“文以载道”的道统文学观和传统小说的传奇模式，将描写对象转向真实的社会人生，以平民题材取代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给民族文学的发展带来了观念的革新和题材的转变，为20世纪中国新文学开创了新的艺术天地。
描写下层民众和农村生活是鲁迅小说的重要特点，《药》《故乡》《风波》《阿Q正传》《祝福》等小说，最早将写作题材转向平民生活和乡村生活，把中国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将他们贫困不幸的生活作为文学关注的重心，真正体现出现代人道主义思想和“文学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观。华老栓为儿子买人血馒头的故事，让我们为中国下层贫民极端贫穷愚昧的生活现状深感震惊；杨二嫂的自私与尖刻，闰土的苍老和麻木，七斤一家被赵七爷恐吓后的惊惶，极为生动地显现了20世纪初期中国乡村生活的生存真相；而阿Q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祥林嫂遭遇礼教迫害的悲惨结局，更展示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遭受封建文化和道德礼教戕害后精神扭曲的残酷后果。鲁迅小说对下层百姓生活的真实描写，与传统文学中对民众苦难生活的遮蔽所制造出来的和谐表象构成巨大的反差。中国农民第一次以真实的身份进入到文学世界时，身上带着封建历史的文化印迹，带着儒家礼教的肮脏与污秽，更带着中国乡村文明的贫穷与衰败，这些破碎而丑陋的生活影像体现了现实生活的残酷本质，将“低贱者”和“卑微者”的苦难人生如实地在小说中描述出来，这是中国文学在历史发展和观念变革中取得的重大收获。
描写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是鲁迅小说题材的又一重要开拓。传统文学的知识分子形象大致有两类，一类表现忠孝仁义的道德品行，体现出作者僵化的道统观；一类是才子佳人的人生传奇，体现出作者脱离现实的精神臆想。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与传统小说中的文学形象有着天壤之别，他们立足于现实生活，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熏陶，完成了精神的自我解放，体现出独立的个性意识和追求自由平等的社会理念，有着鲜明的现代文明印记。鲁迅着重描写这类新青年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情感世界和精神生活，表现了旧制度旧文化对新青年精神上的重重压迫，他们渴望自由幸福的生活，却不得不违心地按照旧的生活传统延续自我的生命（《在酒楼上》，当他们反抗旧世界，决心与旧生活决裂时，便遭到了现实沉重的打击（《孤独者》《伤逝》），吕韦甫、魏连殳、涓生等人的生存遭遇是鲁迅对现代知识分子人生处境的真实写照，体现了鲁迅对社会文明与制度建设相互关联的深刻思考。
鲁迅小说直面生活真相，以启蒙主义者的伟大胸怀，揭示封建历史和封建文化给中国民众造成的生存痛苦和人生灾难。他在文学观念和写作题材方面的开拓创新，彻底颠覆了传统文学“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化观和“温柔敦厚”的文学理念，促成了文学研究会作家以及后来的乡土作家们将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创作的内在精神，在自己的创作中真实地描写社会生活的真相，揭示了封建文化给民众带来的生存苦难，使20世纪中国文学走上了一条现代化发展的新路。
（二）在艺术方法上的创新
文学艺术的审美功能是文学作品的根本特性，而创造语言艺术的前提则是对语言符号系统内在规律的稔熟和洞察。鲁迅在文学活动中，不仅始终坚持对文学文本的艺术创造，而且以“拿来主义者”的态度，虚心学习传统文学的语言技巧，对西方文学的结构艺术和表现方法也兼收并蓄，形成一种融古今中外于一体的现代民族文学新形式，茅盾也对此赞誉有加，称之为“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沈雁冰《读呐喊》，载《时事新报》，1923年10月8日。。鲁迅小说在艺术上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结构上，运用“横截法”的艺术方法，截取最能表现人物精神特点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片段加以描写，与人物相关的其他情节只是通过简略的叙述从旁提及，使小说的情节呈现出主次分明的特点。这种重场景、重人物的描写方法对于表现人物的性格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更易于表达作品的创作主题。例如在《孔乙己》中，鲁迅就从咸亨酒店小伙计的视角，描写了孔乙己在酒店的言行举止，生动地勾勒了一个受科举文化毒害，四体不勤，只能靠抄抄写写混饭吃的落魄的下层知识分子形象。而对他命运的变化和悲剧结局，只用极为简略的语言概略叙述，从而凸显了一个穷愁潦倒、迂腐善良的“弱者的悲剧”。《祝福》是鲁迅运用“横截法”最成熟的作品，小说描写“我”与祥林嫂的数次相见，讲述了一个从乡村流落到城镇的农村妇女的悲惨遭遇。小说着重描写祥林嫂在鲁镇的生活，从鲁镇人们对待祥林嫂的态度中，让读者深深地体会了儒家礼教吃人于无形的可怕与狰狞。鲁镇人们对祥林嫂悲惨遭遇的猎奇心理，四叔禁止祥林嫂插手祭祀活动，柳妈对祥林嫂的神秘忠告，祥林嫂沦为乞丐后在临死前对生命灵魂的追问，构成一幅幅阴冷而荒诞的中国下层百姓生存灾难图，凸显了中国儒家礼教的深重罪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