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8月，章士钊站在北洋军阀政府的立场，公开诋毁新文学运动，称传统文化“乃数千年巨人长德方家艺士所殚精存积”，而白话文“不成文理，味同嚼蜡”。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载《国闻报》，1923年8月21日。1925年7月，章士钊复办《甲寅》周刊，再度发表《评新文学运动》，声称“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忘，理不可弃”章士钊《评新文学运动》，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14号。，他还以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的身份，在国内中小学强制推行经书教育，掀起一场文言复古运动。
章士钊对新文学的攻击有着鲜明的政治意图，他对传统文化的维护显然出于与历代统治者相似的立场：以维护文化传统为借口，维持统治者窃取的集团利益。章士钊的论调遭到新文学阵营的猛烈批驳，新文学作家在《国语周报》上开辟专栏，揭露其复古主义的反动本质，胡适、徐志摩、郁达夫、魏建功、成仿吾等人纷纷撰写文章（如胡适《老章又反叛了》、徐志摩《守旧与玩旧》、魏建功《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等），尤以郁达夫的《咒甲寅十四号的评新文学运动》言辞最为猛烈。对章士钊批驳最有分量的文章来自鲁迅，他先后发表《答KS君》《十四年的读经》《二桃杀三士》《再来一次》等文章，讽刺章士钊中学的浅薄，言辞的粗陋，甚至连“二桃杀三士”这样的成语都不知其意，“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可怜，不过以此作为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鲁迅《答KS君》，最初发表于《莽原》周刊1925年8月28日第19期。后收入《鲁迅全集?华盖集》。。
新文学阵营与章士钊的这一场论争是五四新文化思想在20年代传播发展过程中与代表“主流意识”的官方发生的正面冲突，表面上集中在白话文学与文言文学的孰优孰劣，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孰重孰轻，其实质仍然是西方人文主义理念与东方专制传统的冲突。这种“文明的冲突”因时空的错位而碰撞出激烈的火花，虽然给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发展造成了较为严重的阻滞，但它却无法阻挡人文主义思想的广泛流布，传统文化也因不断渗入人文主义精神而重新焕发出生命的风采。
20年代新文学与传统文化思潮的冲撞显现了两种文明的不同特质。以农业文明为根本的传统文化强调对历史的承袭，主张以儒家文化的和睦自足为内在精神，提倡文学与社会建构的同步发展，将文学视为文化建设和经世致用的特殊工具，从而形成传统文学内向与封闭的民族性特质；新文学则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浸染，提倡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想，主张进化与创新的艺术理念，文学形式也呈现出活跃开放的多样形态，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性品质。在两者的冲撞中，新文学以其强劲的生命活力张扬了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清算了传统文学中的文化糟粕，在现实的开放吸取和历史的自我反思中，将现代性因子注入传统文学的精神血液里，促成了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交互融合。
三、30年代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融合
五四文学在现代建设中的最大收获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从而对根深蒂固的礼教文化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文学研究会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倡导使新文学作家走上一条如实描写人生经验、真实反映人生疾苦的平民文学道路；创造社作家提倡抒写自我情感、表达生命冲动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学“温柔敦厚”的写作理念，让作家有了充分的表达心灵自由的文学空间。他们的创作主张使白话文学有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以科学理性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思想推进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步伐。五四新文学经历近十年的发展之后，在20年代中后期有了一次较大的飞跃与提升，在早期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实践引导和推进下，一群新生的更具创造精神的文学青年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中长篇小说大量涌现，现代文体形式呈现多元风貌，文学思潮此起彼伏，巴金、老舍、茅盾、沈从文、曹禺等作家走上文坛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标志着中国文学不仅在现代性探索中取得重要收获，同时也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文学现代性在与传统的民族性冲撞之后，其外在形态呈现出现代性张扬和民族性退守的文学风貌，其内在品质则走向了民族性与现代性融合共生的历史场域。
（一）人文主义思想促成文学观念的多元发展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个性解放和思想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全面的变革，其人文主义精神更是给文学发展提供了多元发展的历史机遇。从20年代后期开始，新文学发展受到社会政治思潮的巨大冲击，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左翼作家开始倡导革命文学，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等人在1928年初正式提出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郭沫若《英雄树》，载创造社《文化批判》1928年1月15日创刊号。，他们以马克思唯物主义为文学发展的理论基石，强调文学与社会革命相结合，描写和表现社会斗争，展示历史的阶级本质。他们的理论吸引了大批的进步知识分子和文学青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学运动。“左联”不仅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还组织严密，创作队伍亦十分庞大，以其激进的文学理念对中国文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与此相对抗的则是国民党组织的右翼作家，他们祭出民族主义的旗帜，组织了一场旨在宣扬国民党政治集权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1930年6月，以王平陵为首的右翼作家在国民党宣传部支持下，成立“六一社”，出版《前锋周报》，宣传民族主义文学，其后又成立中国文艺社，鼓吹“三民主义”，强调“思想统一”。参见吴源编著《民族文艺论文集》，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尽管“左联”与“六一社”都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两者都试图借文艺达到政治目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在文艺理论上与现代政治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呈现出激进的“革命”姿态，从而具有了相当炫目的现代色彩，这是吸引众多新青年参与其中的显著诱因。
受左翼文学思潮的冲击，以北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京派作家对左翼文学的社会革命理论极为不满，先后与之发生多次论争，凸显了五四文学以来的自由主义文学观。最早表现这一文学观的是新月社作家，他们于1928年3月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公开批评左翼作家是“标语派”、“主义派”，提出“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梁实秋《文学与革命》，载《新月》1928年6月10日第1卷第4号。左翼作家随后发起反击，将新月社作家斥之为“资本家的走狗”，双方因观念的巨大分歧而各执一端，相互攻讦。左联成立后，继续坚持了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批判，自由主义作家除梁实秋外，胡秋原、苏汶亦先后卷入论争中，他们主张文学的独立精神，反对文艺参与社会政治，批评左翼文学所主张的“阶级斗争”理论，这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人文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表现。
20年代末期上海文坛还出现了另一股重要的文学思潮——现代主义。1928年9月，刘呐鸥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开始介绍西方和日本流行的现代主义文学，着重介绍了法国新感觉派作家保尔?穆杭的新感觉派小说。1929年9月《无轨列车》停刊后，刘呐鸥、施蛰存、戴望舒又创办《新文艺》杂志，继续倡导现代主义文学，使现代派诗歌和新感觉派小说渐成气候。1932年5月，施蛰存创办《现代》杂志，标志着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文坛全面生长。施蛰存称现代诗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体验到的现代情绪，通过现代的辞藻排列成现代的诗行”施蛰存《创刊宣言》，载《现代》1932年5月创刊号。，突出了现代主义的“现代”特质。戴望舒、卞之琳等大批诗人参与了现代诗歌运动，刘呐鸥、穆石英等人的小说则表现出新感觉派小说的心理描写技巧，施蛰存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原理创作了大量心理分析小说，将文学从“外部世界”转移到内部的情绪体验中，带来了文学理念的一次重大转变。
“革命文学”与“三民主义文学”的交锋，阶级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的论战，写实主义文学向现代主义文学的演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新文学在经历五四文学启蒙主义思想浇灌之后自我意识的觉醒。左翼作家接受马列主义文艺观，主张参与社会政治的建构，无形中与传统文学的经世载道功能相一致，而自由主义作家则强调文学中的人文理念，认为文学的任务是创造美好的人性世界，现代主义作家更强调文学的主体价值，通过作家心灵表现来完成文学内在品质的自我提升。正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才为文学创作的多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土壤。中国文学在经受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染之后，接受了现代文明的开放理念，古老而沉稳的民族性开始朝着现代化方向演进，在多元的文学思潮冲击下，逐步完成了与现代性的融合建构。
（二）现代性建构与民族性融合
多元的文学思潮将中国文学的现代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现代小说、新诗、戏剧和散文在30年代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古老的中国文学在全面吸收现代性营养之后，开始了自我更新的演进历程，逐步完成了民族性与现代性融合，探寻着一条适合民族文学发展的现代性建构之路。
在诗歌方面，以五四白话新诗为发端，中国新诗在向民族传统与西方文学的双向学习中探寻着自我发展的新路。它一方面否定传统诗歌的格律形式，努力探寻现代新诗的全新形式，从散文体诗歌到现代派诗歌，均取得重要的收获，同时又从格律中吸取营养，极力保持民族诗歌的意境之美和音乐之美，形成汉语新诗多元化风貌。20年代中后期新月诗派提出了新格律诗的“三美”理论，主张新诗建设应当具有“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闻一多《诗的格律》，载《晨报副刊?诗镌》，1926年4月26日。突出强调了新诗的民族性特质。在其后新月诗人的创作中，徐志摩以一首《再别康桥》将这一诗歌理论作了完美的演绎，赢得了大量文学青年的赞誉。30年代初期，左翼文学崛起，中国诗歌会则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主张，强调运用散文体与口语化的诗歌语言，给新诗创作注入了民间口语的新鲜活力，艾青一首《大堰河，我的保姆》成为散文体诗歌的优秀之作。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从20年代后期开始便受人关注，30年代中前期风靡诗坛，他们对传统诗歌的形式采取了颠覆的方式，以零碎而晦暗的生活意象隐喻现代人的精神苦闷，诗形自由无拘，传统音韵也被放弃，他们的探索带来了中国诗坛的“第二次革命”（第一次是从文言向白话的转变），成为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的先锋文体。
中长篇小说的大量涌现，标志着中国新文学取得长足的进步。从1927年开始，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文化建设与文学创作开始呈现出繁荣之态。众多作家的集聚，催生了大量的文学刊物，文化出版极为活跃，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家和从异乡来到都市寻梦的文学青年组成此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基本队伍，他们在小说创作上显示了令人惊叹的文学才华和极为强劲的创作实力，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现代新文学的社会影响力。茅盾的社会分析小说以理性描写展现了上海都市的繁复影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本质的剖析。老舍的北京市民小说通过对转型时期中国北京市民生活风俗民情的描绘，表现出东方民族特有的人情伦理与文化品质。作家站在现代文明的视角对民族文化的内在品性进行全面反思，表达了作家对重建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巴金的反封建家族小说承袭五四文学的反封建精神，对封建家族制度造成的生命悲剧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对专制主义的罪恶进行了愤怒的控诉。沈从文的湘西民俗小说生动地描绘了湘西独有的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一方面展现了湘西淳朴的人文风情，一方面也借以表达了自己的文学梦想和人文主义精神。此外，蜗居四川的乡土作家李劼人在30年代中期出版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生动地再现了中国乡村文化的内在品质。这些作家在创建民族新文学道路上选择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发展模式。在文学主题表现上，将人文主义精神置于首位，或者描写青年一代追求个性解放，或者描写下层民众生活苦难，或者关注时代风云与社会变革，表现出作家鲜明的现代人文主义理念。在文学形式建构中，作家们受多元文学思潮的影响，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学形态：茅盾小说冷静客观的描写体现了左翼文学的理性色彩；老舍小说的幽默文风表现出民间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双重影响；沈从文小说的清新优美则是对京派自由主义文学的成功开拓。他们共同的特点在于，作家在学习西方文学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了东方文学的民族形式，并通过个人探索将民族文学传统推上现代演进的道路，形成融民族性与现代性于一体的独特风格。茅盾小说冷静平实的叙述，老舍小说生动活泼的描写，沈从文小说抒情意境的创造，都是作家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在创作实践中的具体表现。
30年代小说创作的现代建构在新感觉派作家那里表现得十分出色。由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渗透，现代主义文学强调文艺创作的心理体验和无意识表现，不仅拓展了文学创作的心理空间，同时也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方法。直觉闪回、情绪波动留下的主观印记构成新感觉主义小说的心理碎片，情节被淡化，逻辑被消解，外部世界与理性意识统统被隔离，主人公的内心情绪被无限放大，潜意识、性苦闷以及个体生命的非常感受成为艺术创作的显在经验和文学创作的中心内容。穆时英作为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流派之一——意识流小说模仿得惟妙惟肖，被人捧为“新感觉派圣手”，“满肚子堀口大学式的俏皮语，有着横光利一的小说作风，和林房雄一样的在创造着簇新的小说形式”。迅俟《穆时英》，见杨之华编《文坛史料》，上海：上海中华日报社，1944年，第2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