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下半期政治对文学的同构过程中，政治的强势改变了文学发展路径，但文学自身依然存在着较强的审美意识，文学常常会因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对同构本身产生质疑，形成新的张力形态。1954年7月胡风写出《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上书中央，阐述个人对文艺问题的见解和观点，强调了文艺自身的规律和特征，胡风的话语方式有着强烈的文学主体意识，他对政治与文学的同构表现出的质疑，是文学民族性内部张力的一次公开显现。50年代中期，因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国内“双百方针”的鼓励，当代文坛出现过一次短暂的繁荣局面，秦兆阳、钱谷融、巴人等先后发表文章，对50年代初期文学政治同构后确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范式提出质疑，参见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载《人民日报》，1956年9月；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载《文艺月报》1956年第9期；巴人《论人情》，载《新港》1957年第1期。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和讨论。文学创作也因此得到鼓励，出现了“干预生活”和“暴露问题”的作品，甚至出现了描写人情人性的爱情作品，文艺作家对文艺创作的探索表明政治革命的浪潮并不能完全淹没作家内心建设民族文学的理想和激情，文学始终以特殊的方式显示着自我的存在，以独特的内在张力支撑着文学顽强生长。70年代末期伴随改革开放而生的思想解放大潮，才逐步打破了文学与政治间的同构关系，“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大量涌现，人道主义话题被重新提起，文学的本体意识不断觉醒，文学思潮和创作实践的合力推进，促成了新时期文学回到与政治的互补状态中，文学创作亦再度繁荣。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社会由政治、经济、文化三个范畴构成，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律，相互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不断地产生摩擦，文化对政治保持恰当的距离，形成一定的互补关系，可以推进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相反，文化被政治过度制约，势必对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身处历史变革的动荡语境中，传统文化留下的深刻印记，与民族经济现代化吁求、民族救亡的现实苦难和政治革命的巨大冲击融汇在一起，使政治产生了强大的主体同构性。文学参与其间，从互补走向同构，由此衍生出大量亚文学、准文学，甚至非文学作品，然而，文学民族性内部的矛盾张力，促使文学彰显出顽强的生命力，在不断的反拨与质疑中，走出了与政治同构的阴影，回到互补的常态中，文学本体建设得以回归，由此创造了更加繁茂的文学世界。
三、高雅与通俗：接受主体的审美差异
中国传统文学源于民间。文人通过记录民间文学到走上创作之路，是文学由“俗”到“雅”的一个过程转变和品格提升。传统文化的生态滋养，使文人大都参与了“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民间的文学形式便不断向严肃的庙堂文学靠近，文学形式逐步严谨而规范，最终形成格律化的诗歌形体。唐诗、宋词堪称民族文学端庄典雅的完美范式。与此相对的是，民间口语体的文学形式迎合了下层百姓的审美需求，戏曲、章回小说、快板评书等通俗文学形式也随市民社会的形成得以快速发展，构成了中国文学民族性的另一个侧面。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二者在审美形式上并非完全对立，但在艺术精神上确实存在着不同的路径指向：高雅文学是少数贵族文人和文化精英的美学追求，注重审美形式的“全”与“美”，艺术精神是向上的；通俗文学是民间大众的文化快餐，迎合下层民众的审美趣味，艺术精神是向下的。因此，二者在中国文学的文体建构中呈现出明显的审美对立，雅文学对俗文学的轻视，俗文学对雅文学的疏离构成中国文学民族性又一组张力形态，体现了少数的精英与多数的大众不同的审美趣味。二者的审美形态长期处于动态的矛盾关系中，因审美范畴的差异而形成内在的张力冲突。
20世纪中国新文学建设首先从文体展开，由此拉开了新世纪文学变革的序幕。有趣的是胡适提出白话文学主张正是以“俗文学”形式向数千年正统的“雅文学”文体（文言文）发起挑战，但事实证明当新文学肩负起建设“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的双重使命之后，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1918年4月第4卷第4期。便很快走上重建民族新文学的正途，当白话被定为国语后，白话文学便成为新时代的正统和主流。由于西方启蒙主义精神的影响，新文学提倡关注现实人生的“写实主义”文学，文研会作家首先将否定的目标锁定为审美形式低俗的“鸳鸯蝴蝶派”文学，指出其“游戏消遣”的庸俗内容和“面壁虚构”的文体缺陷；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载《小说月报》1922年7月10日第13卷第7期。创造社作家更强调文学的本体建设，追求完美的抒情的艺术形式。新文学作家对创建民族文学的强烈渴望通过文学实践取得了收获，鲁迅小说“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8页。，郭沫若新诗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张扬，在文体上对传统文学形式的大胆革新，使现代文学在20年代初创时期整体上呈现出严肃、高雅、庄重的审美追求。到30年代中期，一批有创作实力的新文学作家群体登上文坛，他们对人生世态的生动描绘和对社会世事的深刻洞察，标志着中国文学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创建了白话文学平实而典雅的艺术范式，也可以视为中国现代高雅文学的成功建构。晚清以来流行的通俗文学虽然在市民阶层仍有生存空间，但在五四文学的强大冲击下，总体上呈现出隐逸的状态，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审美张力呈强弱分明的形态。
抗战爆发后，作家对民族文学文体建设因现实政治的巨大变动主动选择“自上而下”的路径，放弃“雅文学”，转向“俗文艺”。国统区小型戏剧、朗诵诗歌、通讯报告文学、快板评书等通俗文学形式广为流行，通俗文学成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而受到重视。《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文协机关刊物也大量登载宣传抗日斗争和民族解放的通俗文学作品，著名作家老舍率先垂范，放弃自己钟爱的高雅艺术，陆续写出许多快板、评书、鼓词等通俗作品宣传抗战，通俗文学呈现出异常活跃繁荣的状态。与此同时，理论界也关注抗战文学的发展，向林冰率先提出“民间形式”的概念引发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参见向林冰《民间形式的运用与民族形式的创造》，载《中苏文化》第1卷第6期；《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载《大公报?战线》，1940年3月24日。身处下层的民间通俗文学与占据庙堂的严肃高雅文学第一次进入理论层面的话语交流，促使文学从高雅的艺术形态进一步朝着通俗的文体方向转型。抗战后期，解放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出现的大量“新英雄传奇”、“新评书体小说”、“民歌体叙事诗”、“民族新歌剧”，正是文学通俗化实践的收获。在国统区，抗战文学通俗化实践更多源于作家的创作自觉，徐、无名氏的小说将“革命”、“抗战”这些重大严肃的主题同传奇爱情相互融合，以报刊为媒介连载出版，创作出新时代的通俗文学作品，赢得了大众的喜爱。由于五四文学精神的深刻影响，国统区多数作家的艺术心理和文体意识无意间妨碍了他们对通俗文学的深度探索，因此在经历抗战初期对通俗文学形式的简单借用后，不少作家选择了注重文学本体的审美理念。茅盾、巴金的小说创作，艾青和九叶诗人的诗歌创作，郭沫若等人的历史剧创作均呈现出严肃、高雅文学的内在特质。由此可以看出，抗战时期文学社会变革的巨大冲击，激活了文学民族性中“雅”与“俗”的审美冲突。通俗文学因参与民族抗战而爆发出内在活力，并在不同政治区域和不同抗战阶段体现出不同的社会功能和文学价值：在解放区，通俗文学颠覆了高雅文学的正统地位，精英的审美趣味向大众全面靠拢；在国统区，则表现为雅俗文学的互动和互补。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内地文学经历了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全面改造，文学的雅俗关系呈现出特殊形态。毛泽东一方面要求文学参与政治革命，一方面主张以传统和民间文学形式改造五四以来的文学形态，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体建设方针1964年9月，毛泽东在《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批示中，明确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方针。，文学作品内容因政治理念全面渗透而变得异常严肃，但文体形式因大量借助民间形式而显得明快轻松。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语言与西方近现代小说的结构模式相互融合，构成社会主义文学的主要文体范式。延安时期“新英雄传奇”的模式被拓展，文学雅与俗的审美特质呈现出互动共融的关系。“文革”时期的“革命现代京剧”，把高雅的文艺形式（西方话剧）和通俗的民间形式（传统京剧）相糅合，创造出著名的“样板戏”文学，《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作品以高雅的艺术形式实践了通俗文学的艺术主张，填补了高雅艺术与通俗文艺的裂痕，民族文学高雅与通俗的审美特征在融合中构成悖谬的张力形态：既提倡高雅严肃的文艺形式，又反对严肃高雅的艺术理念；既运用民间的通俗文艺形式，又剔除通俗文学的艺术精神。文化精英此时被大众所湮没，大众的审美趣味又被少数政治“精英”所操控，这正是文学政治生态环境下的特殊产物。
80年代是中国文学多元发展时期，也是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全面繁荣的时期。政治变革和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使文学理念重归正途，现实主义拓展了文学的创作题材，人道主义给作家注入了精神资源，现代主义给文体建设带来全新范式，文学精英们对艺术精神的追寻，对艺术方法的探索使中国文学品质迅速提升，不仅呈现出深沉厚重的历史内涵，也恢复了文学自身典雅庄重的文学品质。与此同时，开放政策也带来了港台地区通俗文化的强势影响，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拨动了通俗文艺复苏的第一根琴弦；琼瑶、亦舒的言情小说给少男少女制造了朦胧优美的爱情梦幻；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成为青年一代最为可口的流行读物。在影视媒体的推动下通俗文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以消遣娱乐为宗旨的通俗文学以良莠不齐的态势在民间生长，给下层民众单调平凡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乐趣和谈资。精英群体对高雅文学的美学建构与大众读者对通俗文学的审美需求形成鲜明的审美差异，不仅创造了80年代独特的文学景观，也构成了二者间巨大的审美张力，成为文学多元繁荣的重要标志。
90年代以后，政治变革和经济转型不断瓦解着精英读者群体，许多作家不得不放弃文学理想，走上一条迎合时尚的民族化、通俗化道路。通俗文学因注入人文精神朝着高雅文学转化，二者在精神内涵的相互渗透和文体形式的相互借用，缩小了其间的审美差距，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文化散文是雅文学向俗文学转型的典范，新现实主义小说则是俗文学向雅文学提升的代表。二者相互转化提升了通俗文学的文化品位，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高雅文学的审美价值，尤其是20世纪末期文化复古思潮和后现代理论的双重夹击，使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精英文学日趋边缘化，而以视听为媒介的通俗文化则呈繁荣之态。当高雅文学的场域日益狭窄，通俗文学大面积生长，意味着二者间审美张力的不断消解，也体现出中国文学世纪末的疲惫之态。如何张扬精英文学的艺术理念，提升大众文化的审美内涵，激发雅、俗文学的审美张力，推进中国文学继续向前发展，是中国作家新世纪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国文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古老的农业文明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构成文学民族性的深刻内涵，并对20世纪文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形成独特的内部张力。包括文学观念的“新”、“旧”分歧，文学功能的现实冲突，文学文本的审美差异等，这种复杂的民族性内涵给20世纪中国文学带来了强劲的生命动力，促成其向着现代化方向不断发展，并因此取得重大收获：文学观念的论争给传统文学注入了“现代”文化的思想元素，政治革命的冲击不断凸显出文学本体的自我价值，文化历史的变革重建了多元的文学审美系统。文学民族性张力的延伸和变化，对民族文学的现代化建设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研究内部张力特性及其表现，探讨和找寻文学民族化发展方向，是21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又一条重要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