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考结束后，才过了一天成绩就出来了，可见老师们对学生情况了解的饥渴程度，更见得学生们花两个小时完成的试卷是怎么被阅卷老师花半分钟搞定的。
按照班里的规矩，月考成绩出来之日就是班级调位之时。由于孙雨彤从班里第三名下降到第九名，赵子昂从第九名下降到第二十五名。经过班主任的精心布置后，孙雨彤还是坐在第一排，赵子昂则被调到了倒数第二排。俩人的视线差不多就是教室的对角线，让赵子昂第一次体会到距离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是他和孙雨彤早就预感到的，所以感觉更痛苦。
因为赵子昂做事充分显示了“一心一意”、“心无旁骛”，把心思放到女性身上后，对学习就没了兴趣。他认为整天学那些除了考试就没有意义的东西还不如和女生在一起玩开心，他写的诗与其用来炫耀还不如用来哄女生开心。
其实赵子昂早就有这样“厌学”的想法，只是因为自己的成绩在班里占中上等，所以并未让此病毒般的想法滋长下去。现在成绩下降了，把以前的想法掏出来思考，深感其中三味。
赵子昂对几乎所有功课的厌恶都扯上了不少理由。譬如：
对于语文，他认为基础知识的分值太少，占大多数分值的就是阅读理解和作文。作文就不用说了，议论文没有引用名人事迹诗词典籍的不给高分；记叙文没有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的也不给高分。赵子昂为自己是前者的奴隶感到恶心。而那些阅读理解题更让赵子昂反胃，几乎每种题都有它与生俱来的一套固定的解答模式，你要是不按照那个模式来，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得分甚微。这就跟违背了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就得不到好收成的道理一样。
对于数学，赵子昂不明白解那些复杂得让祖冲之犯晕的方程式以及算一条直线划过的面积有什么意义。那些东西就好比安全套，是大多数人不愿意用也用不着的。他认为数学最普遍的应用就是加减乘除罢了，而这些在小学就已经熟练掌握了。
对于英语，这纯属于个人因素。由于赵子昂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无比热爱与自豪，他在潜意识里排斥英语这种符号文字。记单词，上午记，下午忘；学语法，他总是分不清哪个动词后面应加“do”，哪个动词后面应加“to do”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不明白为什么英语中要有那么多臭规矩，甚至其中有一些规矩连老师都无法解释，只说要他们照着书本上记就行了。久而久之，赵子昂一看到英语就犯晕。
对于政治，虽然书本上写得那么好，教育男女生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要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不要骂人说脏话等一系列思想道德的问题。以及后来关于遵纪守法，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可是在现实中有几人是那样做的？难道真如政治老师所说的“政治书是共产党用来骗人的”那样？
对于历史，赵子昂在以前是一直非常喜欢它的，读了不少诸如《中国上下五千年》之类的书。可当那些有趣味的东西被搬到教科书上后，在老师的嘴里就变成了本质，意义，影响什么的。
并且这些是都要求背诵的。让赵子昂厌恶透了。所以在上政治历史的时候就放松了耳朵和嘴巴。尽管如此，他的政治历史还能得高分。这就更让他坚信了政治历史课程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
于是，赵子昂就像历史老师一样地分析学习的本质。他不知道学习那些没有意义的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况且那还叫学吗？无非就是把老师讲的，书上写的复制到自己脑子中去。所谓的“独立思考”，“创造性”，也都被限制在书本这个狭小的范围内。索性那些东西在生活中有用处也罢，可是除了考试卷，哪里是它们的用武之地？就算是日常交流必不可少的语文，出的题目却那么死板枯燥。选个空要费尽心机，分个析要违背作者原意，作个文更要脱离实际。反正一切只向分数看齐。
深谙世道的刘安平在班里散咵的时候很坦率地告诉同学们：“你们现在的学习就是为了应付考试，确切地说是为了中考。”
“原来这就是学习的最高纲领啊！”刘安平的一句话让迷茫的赵子昂茅塞顿开。不过又随之而来另一个问题：考试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难道真的如政治书上写的那样“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可为什么老师们总是教育他们说：要是中考考差了，要么父母出钱买进去，一分就一万多；要么就是进非重点高中。而进不了好高中就很难考得上好大学，进不了好大学就拿不到好文凭，没有好文凭就找不到好工作。仿佛在他们眼里：考试就是为了升学，就是为了给父母省钱，就是为了找工作。并且赵子昂还觉得，虽然他们嘴上说不图学生一分钱。但在他们心里，学生考得好就意味着提高学校的升学率，就意味着可以给他们发更多的奖金。看来天下最能名利双收的工作，非教师莫属也。
再说了，赵子昂一下联想到曾经在书刊杂志上看到的，以及在现实中听到的无数个事例。就算是从名牌大学里面出来的又能怎样，有好多不都是眼高手低、拈轻怕重、看不起这瞧不起那的吗？找个工作就跟凤姐征婚似的。而有好多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往往能在应聘中击败名牌大学毕业生而取得高薪职位。他们靠的不是知识与文凭，而是能力与人品。
具体表现是：他们会在面试的时候随手捡起地上的纸屑；他们会在笔试的时候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地写；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微笑地注视着考官的眼睛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