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21年7月下旬，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幢普通的石库门房子里，发生了一件后来被认为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
人们很难想到，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竟有5位湖北人，位居全国之首。他们是35岁的董必武、25岁的陈潭秋、31岁的李汉俊、27岁的包惠僧和19岁的刘仁静，分别代表武汉、上海、广州、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大会。
更加鲜为人知的是，一大会址也是湖北人的住所。它的主人便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李书城是同盟会元老、孙中山总统府顾问、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李汉俊就是在这位长他8岁的二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李汉俊12岁就跟着二哥到了日本，先入晓星中学，后进第八高等学校，1915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李汉俊从小天资聪颖，但在帝国大学的学习成绩并不出众。这时，李汉俊正在苦苦求索救国之道。当他见到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后，就像在黑夜里见到了太阳。于是，他毅然放弃最喜欢的数学，把主要精力用到钻研马克思主义上。
1918年底，李汉俊乘船回到上海，住在渔阳里一间房子里。不久，街对面的湖北善后公会住进了一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他叫董必武。
董必武是黄安县城的一位年轻秀才。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枪声刚刚响过，他就剪掉辫子，徒步来到武昌，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董必武不是首次到省城。从1905年初秋到1910年仲夏，他就在武昌文普通学堂度过了5年时光。他在文普通学堂读书的时候，住在校外的日知会宿舍。著名革命党人、日知会总干事刘静庵成了他的“启蒙师”。同当年许多进步青年一样，《警世钟》等小册子曾经令董必武热血沸腾。然而，真正引起他理性思考的还是《新民丛报》和《民报》这两份报纸。思考的结果是一次历史性抉择：抛弃康有为、梁启超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思想，接受同盟会的革命民主主义主张，最终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武昌起义以后，董必武被安排在汉口军政分府军需部任职，加入同盟会。10月中下旬，他参加了革命军与清军在刘家庙进行的一场为时半个月的激烈战斗。然而不久，袁世凯篡国，辛亥革命失败。董必武积极参加策应孙中山发动的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失败后，董必武愤而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神田日本大学法律科。这时，孙中山正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策划“三次革命”。董必武和他的同乡张国恩在这里第一次拜见孙中山以后，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6月，董必武和张国恩奉孙中山之命，回到湖北谋划反袁军事活动，不料被叛徒出卖被捕，幸而很快被营救出狱。
1918年春天，董必武经过半年辗转来到利川，担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秘书。总司令蔡济民是他辛亥革命时的老朋友，这时正按照孙中山的部署，率部进行护法军事斗争。然而不到一年，意外发生，蔡济民被同室暗害，鄂西护法斗争流产。董必武一腔悲愤，经武汉转赴上海，向孙中山报告。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第二次见到的孙中山竟已“孑然无助”，正因找不到革命出路而陷于绝望之中，对审理蔡济民被害一案徒唤奈何。
失败!失败!从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从秘密反袁到公开护法，为什么总是失败？出路在哪里?希望在哪里?董必武陷入深深的迷惘与困惑之中。正在这“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董必武在渔阳里遇上了比他小四岁的湖北同乡李汉俊。
他们几乎朝夕相处。李汉俊带回的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和《黎明》、《改造》、《新潮》等进步刊物，李汉俊介绍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一下子改变了董必武的人生之路。后来，他曾深情地称这位年轻的同乡是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正当董必武从李汉俊那里如饥似渴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举国震撼，历史跨进一个新的纪元。不久，董必武在渔阳里见到了一位更年轻的同乡。他叫陈潭秋，名陈澄，湖北黄冈人，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的一名学生领袖。
同李汉俊一样，陈潭秋也有一位长他9岁的同盟会员哥哥，他叫陈树三。一次陈树三问年幼的弟弟：“你知道你为什么又叫陈澄吗?”陈潭秋摇摇头。陈树三告诉弟弟：“澄，就是澄清的意思。如今这世道太浑浊了，你长大成人之后，要努力去澄清这个浑浊的世道!”
陈潭秋记住了哥哥的话。当他1915年从湖北省立一中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对如何救国有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教育和实业都不能根本解决救国问题，要用先进的思想去改造社会。为寻求先进的思想武器，首先要沟通世界文化，而“外语是沟通世界文化的门窗”，他决意去打开这扇门窗。1916年，他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武昌高师，就是后来的武汉大学。
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陈潭秋从一些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报道中看到了一线曙光。他盼望中国也能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工人之国”。从此，他更加频繁地翻看《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更加仔细地研读《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他不止一次地为李大钊的名言所激动：“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武汉学生奋起响应。陈潭秋作为武昌高师英语部的学生代表，参加领导了这场运动。6月，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陈潭秋随出席成立大会的武汉学联代表一起来到上海参观学习，在这里见到了比他长10岁的同乡董必武。
董必武和陈潭秋尽管是第一次相见，两人却一见如故。这两位刚刚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鄂东老乡，在一起研读李汉俊带回的那些马克思主义书刊的时候，开始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历史性转变。董必武决心“从头来”。他和陈潭秋等人商定，先从办报纸和办学校入手，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
他们先后回到武汉。董必武从孙中山给他的100元路费中拿出40元印制创办报纸的宣言、章程和股票，然而终因筹款搁浅，办报计划成为泡影。办报不成，再办学校。经过好一番艰苦筹措，一所新型学校――私立武汉中学在武昌涵三宫诞生。为了筹集办学经费，董必武把自己唯一的一件皮袄也送进了当铺。
武汉中学的大门上，刻上了一副“金石长不朽，丹青本无双”的对联，横额是“朴诚勇毅”。“朴诚勇毅”，是董必武为武汉中学制定的校训。时隔46年以后，董必武为重建的武汉中学书写了一幅题词：“朴诚勇毅干革命。”这加上的“干革命”三个字是点睛之笔，是当时不能够明说的，实际上是当年武汉中学的办学宗旨。正是秉承这一宗旨，武汉中学成为湖北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启蒙阵地和革命干部培训基地。一批进步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许多人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骨干。
陈潭秋担任武汉中学英语教员兼乙班班主任。因为他和武汉中学的其他教师一样，在这里任教全是尽义务，没有工资，所以还得兼任两家报纸的记者。他租住在蛇山脚下一家最低等的小旅馆。在这里，他遇上了一位黄冈同乡――包惠僧。
1912年，17岁的包惠僧第一次来到省城，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年后，包惠僧从省立一师毕业。那年头，毕业就是失业。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使他几次产生轻生的念头，来到长江岸边。但每次一见奔腾不息的江水，生的企求又战胜了死的欲念。他曾在蛇山顶上对人说：“我真想找一个终南捷径，来一个一拳打碎黄鹤楼，两足踢翻鹦鹉洲，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来把世界改变一下。”
不久，他找到了自己认为的“终南捷径”，这就是干新闻记者。不过，依然是到处碰壁。就在这时，陈潭秋来到了他租住的那家低等旅馆。他们朝夕相处，很快成了朋友。但据包惠僧自己说，他性格外向，易感情用事，陈潭秋常呼他为“暴徒”。或许因为这个原因，陈潭秋没有向包惠僧提起他同董必武一块儿干的事。
改变包惠僧人生道路的是两次不寻常的采访。1920年2月，陈独秀来武汉讲学，包惠僧在他下榻的文华大学对他进行了两次采访。从此，这位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便成了包惠僧心中的偶像。
就在董必武、陈潭秋致力于筹办武汉中学的时候，李汉俊正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从事翻译和撰著，向更多的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与陈独秀等人一道，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进行创建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作为第一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于1920年5月成立。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成立的会议上，通过了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这两个组织中，李汉俊都是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人物。
8月的武汉似火炉，挥汗如雨的董必武收到了李汉俊的又一封来信。李汉俊说，他们已在上海创建共产党组织，约董必武在武汉创建同样的组织。信是写给董必武和张国恩的。董必武告诉了陈潭秋。后来，董必武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组党先与他（陈潭秋）谈，他同意。陈一参加党，拼命干，湖北党的建立，主要是他（陈潭秋）、我到处奔走。我有点火作用，潭秋把火搞大了。”
正当董必武、陈潭秋为创建湖北党组织日夜奔忙的时候，一位湖北鄂城籍律师从上海回到武汉。他叫刘伯垂，刚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加入党组织，陈独秀就要他到武汉帮助组党。刘伯垂带来了李汉俊起草的党纲草案。紧接着，李汉俊也回到武汉，他同刘伯垂介绍董必武加入了党组织。
按照陈独秀的嘱咐，刘伯垂又找到包惠僧和郑凯卿。郑凯卿是文华大学校工，半年前陈独秀来汉讲学时认识了他。董必武也联系了武汉中学的教师赵子健。
1920年8月的一天，就在蛇山脚下抚院街97号“董必武张国恩律师事务所”里，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赵子健、郑凯卿7人聚集一堂，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揭开了湖北共产主义运动的崭新一页。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5个月后，包惠僧从武汉来到上海，在新渔阳里6号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部见到了李汉俊。这时，因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汉俊代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书记，正主持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包惠僧本想去莫斯科留学，但未能成行。李汉俊让他继续留在上海工作。
1921年5月1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惊动了反动当局，法国巡捕搜查了新渔阳里6号机关部。新渔阳里6号待不下去了。李汉俊要包惠僧到广州向陈独秀汇报，请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可包惠僧来广州见到陈独秀，陈独秀不但没有回上海的意思，还把包惠僧留在了广州。本来就对陈独秀一肚子意见的李汉俊愤而辞去代理书记，李达接替他的职务。
6月3日，一位长满络腮胡子的荷兰人来到上海。他就是列宁派来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马林。马林找到先期到达上海的俄国人尼科尔斯基，两人一起秘密会见了李达和李汉俊。听完他们的汇报，马林建议马上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此后，便由李达和李汉俊分头给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写信，要求每一个组织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并随信给每名代表寄去100元路费。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通知，陈独秀亲自主持会议推选代表，由他提名，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会议。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通知后，一致推选了董必武和陈潭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则自然推举了主持其事的李达和李汉俊。
7月中下旬，董必武、陈潭秋和包惠僧先后来到上海，住进博文女子中学。因为放了暑假，这里便成为接待一大代表的招待所。他们没有想到，博文女子中学的校长黄绍兰和她的丈夫黄侃都是湖北人。更没有想到，他们在这里又遇上了一位湖北老乡――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刘仁静。
刘仁静1902年生于湖北应城，是5位湖北籍代表中、也是13位一大代表中年纪最小的一位。12岁那年，刘仁静离开家乡，来到省城，先入博文书院，后插班进中华大学中学部。在这里，他遇上了当时湖北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后来湖北五四运动的领袖恽代英。刘仁静很快成为恽代英创办的互助社的成员。互助社是新文化运动中湖北地区的第一个进步社团。
1918年刘仁静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预科，转入本科时进了哲学系，后来又改成英语系。五四运动时，刘仁静刚好17岁。那天学生游行到赵家楼抓曹汝霖，却四门紧闭进不去，就是小个子刘仁静和几个同学从窗户爬进去打开了大门。刘仁静平时不大上课，爱上图书馆，直接阅读一些英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后来，他成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教授曾夸奖刘仁静“小小年纪能奋斗”。正是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刘仁静成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最早的成员之一。
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推选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时候，19岁的刘仁静有幸当选。刘仁静或许没有想到，就在他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的时候，他当年的老师恽代英和互助社的同学们正在湖北黄冈浚新学校开会，成立一个具有共产党早期组织性质的组织――共存社。因为这个组织与共产国际代表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没有联系，所以没有接到推选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通知。中共一大闭幕以后，恽代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消息，便宣布解散这个组织，其成员分别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月23日晚，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仁静来到望志路106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他们见到李汉俊以后，才知道这幢房子是他哥哥的公馆，李汉俊也住在这里。正因为如此，一大会址才选择在这里。在这天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用英语作了长达三小时的演说，刘仁静担当翻译任务，李汉俊也偶尔补充翻译几句。
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根据马林建议，会议选举成立一个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的起草小组。李汉俊、董必武、刘仁静当选起草小组成员，参与起草后来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7月30日，举行第六次会议。会议刚刚开始，突然闯进一个陌生人。为防止意外，代表们迅速撤离。李汉俊作为户主留在这里，用法语哄走了前来搜查的巡捕。
几天后，代表们从上海赶到嘉兴，在一艘游艇上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五位湖北人除李汉俊以外，都到了这里。大会在讨论党对现有其他党派的态度时发生了争论。有的代表主张始终同其他党派进行斗争而不与之建立任何关系。董必武则认为，孙中山“与军阀不同”，应该加以联合。陈潭秋赞同董必武的意见。他们认为我党应“在行动上与其他党派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他们”。这些观点虽然没被大会决议采纳，但作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最早表述，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大会通过纲领、决议和选举产生中央局以后，在“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的口号声中闭幕。
大会闭幕后，董必武和李汉俊受中央局委托，起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给共产国际的第一份报告，也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共一大的最详细、最可靠的文件。
就这样，五位湖北人从繁华的大上海到美丽的杭嘉湖平原，共同度过了中国现代史上最具意义的一段时光，参与完成了一项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业。就这样，湖北不但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即创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具有共产党早期组织性质的共存社两个组织，而且以在中共一大上出席人数最多、其中一名年龄最小、为中共一大提供第一个会场和代表住处、参与中共第一个纲领和决议起草、第一个提出统一战线思想、起草中共给共产国际的第一个报告的几个“第一”，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方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