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曾侯乙墓发掘亲历者的话来讲，国宝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可谓是一波三折。
1978年，湖北随县城郊一个叫擂鼓墩的小山包上，驻军某部雷达修理所扩建厂房，开山炸石，炸出一大片褐色的土层，略有考古知识的修理所负责人怀疑褐色土层下面可能是一座大型古墓，于是，他赶紧向上级文物部门报告了这件事。
湖北省文物主管部门马上派专家赶赴随县。经过实地勘察，专家发现这片“褐土”面积达220平方米，因而断定这片“褐土”下面应该是一座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大6倍的“超级古墓”。
随县发现超级古墓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奔走相告，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来，把考古现场围得水泄不通。有的群众甚至带上干粮和被单，睡在部队营房门口，等开棺后亲睹祖宗留下的“稀罕”物。当年随县县城只有四五万人，可涌入墓区围观的群众就有两万之众，真可谓是万人空巷。直到空军派出直升机航拍墓区全景时，才说服部分群众暂时离开现场以便拍照。
1978年5月22日凌晨5时，当曾侯乙墓墓室积水抽干后，雄伟壮观的曾侯乙编钟露出了它的真面目，所有在场的考古工作者都被眼前气势磅礴、宏伟壮观的青铜“乐队”深深震慑了。
曾侯乙编钟是迄今所发现的规模最大、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乐性能最佳、铸造最为精美的一套青铜编钟。编钟共65件，包括钮钟19件、甬钟45件以及楚王赠送的镈钟1件，总重量达2500多公斤。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153.4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一件通高20.4厘米，重2.4公斤。这些钟分三层按次序悬挂于曲尺形的大型钟架上。钮钟和甬钟无论大小，多有“曾侯乙乍（作）寺（持）”或“曾侯乙乍（作）寺（持）用终”的嵌错铭文。
曾侯乙编钟里唯一的一件镈钟与众不同，自成一体。镈钟镇部镌刻有31字的铭文，其意思是说，楚惠王五十六年（前433年），楚王熊章从西阳回来，专门为曾侯乙做了这件镈钟，送到西阳，让曾侯永世用享。铭文的内容与其他钮钟、甬钟的铭文内容完全不同，没有一字是涉及乐律方面的。说明镈钟与曾侯乙编钟无关，原本就不是一套的。研究发现，当时为了将镈钟悬挂在最显眼的位置，不惜把下层最大的一件编钟撤掉了。
周代，楚国先后位列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国力最盛时号称“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支十年。”强大的楚国为什么会给曾侯送如此厚重的礼物呢？
《史记·楚世家》记载的“楚昭王奔随”的故事给了我们答案：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率兵攻打楚国，一路高歌猛进，攻破了楚国的都城郢。
破城之时，楚昭王慌忙从郢都撤走，逃到郧国。郧国不仅没有援手，反而有杀死昭王之心。不得已，楚昭王又急急忙忙逃往随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楚昭王奔随”。
吴王阖闾听说楚昭王逃至随国，立即率兵赶到随国。随侯（即曾侯）当即紧闭城门，调遣兵力，加强防卫。吴王阖闾兵临城下，要随侯交出楚昭王。
随侯回答说：“随与楚国世代友好，我们不能背信弃义，况且楚昭王已经逃走，不在随国。”吴王无奈，只好作罢。楚昭王逃过一劫，因此非常感激随侯。
镈钟铭文上的楚惠王熊章就是楚昭王的儿子，为了报答救父之恩，楚惠王才将如此精美的镈钟送给曾侯乙，以表达两国的友好关系。此后，江汉诸姬尽灭于楚，唯随（曾）独存，也可能就是因为随（曾）楚两国世代友好的原因。
经专家研究，“超级古墓”的墓主是曾国国君，姓姬，名乙，年龄大约在42～45岁之间。其下葬年代在战国早期，距今已有2400多年。
曾侯乙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铜礼器、漆木器、金银器、珠玉器及各类乐器、车马兵器和纺织服饰以及铭文文字资料等。墓葬的下葬年代准确、墓主身份明确、墓主地位高、出土文物数量多且保存很好，在中国考古史上实属罕见，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成就，而且在诸多方面还代表着当时世界科学与文化的最高水准。因此，曾侯乙墓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及其他音乐文物资料，以数量多、品类全、保存好、学术内容丰富，被人们誉为世界音乐史上的一次空前发现，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是我国先秦音乐考古的一项重大成果。尤其是曾侯乙编钟，以其铸造之精，保存之好，音律之全，音域之广，音色之美，被誉为“稀世珍宝”、“古代世界的第八大奇迹”。
在曾侯乙编钟上，刻有关于记事、标音、律名关系的错金铭文2828字，加上钟架簴梁（横梁）、编悬配件上的铭文、磬铭文、磬盒铭文，总字数达3775字，其内容是先秦乐律的重要资料，被专家学者称之为“一部珍贵的音乐理论论著”，“一部不朽的古代乐律学典籍”。
曾侯乙墓葬中一共出土8种124件乐器，按照周代的“八音”乐器分类法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几乎各类乐器应有尽有。按现代乐器学分类，五大类中的体鸣、膜鸣、弦鸣、气鸣四者俱备，仅缺当时所没有的电鸣而已；人类运用发音手段上的吹、弹、击，样样皆有，可谓集先秦乐器之大成了。
当然，这其中最为重要的非64件编钟莫属。全套编钟有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音阶如现今通行的C大调，能演奏五声、六声或七声的乐曲。曾侯乙编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当属一钟双音铸造技艺，即不论是钮钟还是甬钟，不论是大钟还是小钟，皆能同时或分别击发出两个乐音，并呈三度和谐关系，经检测其音律基本准确，表明在铸制技术上已成功地解决了一钟双音在物理学、音乐学、铸造学上一系列难题。
当年曾侯乙编钟出土后，音乐家黄翔鹏、王汀等人闻讯赶来现场，夜以继日地对全套钟逐个进行测音。当检测结果显示曾侯乙编钟音域跨越五个半八度，仅仅比现代钢琴少一个八度，中心音域十二个半音齐全时，两位专家手舞足蹈，喜不自禁。
曾侯乙编钟的破土而出，昭示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音乐就已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在七声音阶、五个八度音、十二个半音以及旋宫转调的表现手法上，就已形成理论与实践。而此前一些从事音乐史研究的学者认为，上述成就的取得是在秦汉之际，更有学者认为，它们是由希腊传入的舶来品。因而，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使中国传统音乐学的成就不得不重新估价，世界音乐史不得不重新改写。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就说：“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使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某些方面需要重新研究。”
曾侯乙编钟同时也体现了战国时代青铜冶铸的高度成就。曾侯乙墓一共出土4640余件青铜礼器、乐器、加上青铜质地兵器、车马器在内，重达10吨之巨，消耗的铜、金、锡、铅等金属约12吨。这些青铜器物造型之复杂，纹饰之精美，世所罕见。通过现代科学鉴定，在其制作工艺上，综合使用了浑铸、分铸、锡焊、铜焊、雕刻、镶嵌、铆接及熔模铸造技术。而曾侯乙编钟的铸制，则包含了精确的声学、音律学、冶金技术和精密铸造技艺以及天文学等多方面的重要科学技术，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成就。
曾侯乙编钟铭文的表现形式即书法样式也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的重要资料，突出表现了先秦时期中国南方地区书法艺术的水平。春秋末至战国时，齐、晋、秦、楚等国的金文最有特色，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如北方的晋国出现了尖头肥腹的笔形，如《智君子鉴》，很像后世所说的蝌蚪文。而在南方江淮一带吴、越、蔡、楚等国的文字，有的笔画多加曲折，有的以鸟形和点子作为附加装饰，这种近于图案的文字，多见于兵器上，即是所谓的鸟书。
曾侯乙编钟上错金铭文是文字向书法发展的一个象征。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可以判断，至少在春秋中晚期就出现了错金工艺，传世的栾书缶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错金铭文器物。战国时期错金工艺进一步发展，曾侯乙编钟上的错金铭文就是最好的证明。曾侯乙编钟上的错金铭文圆润秀劲、端严华丽，在金文中别具一格。其特征是：字体修长秀美，笔势流畅飘逸，结构简繁统一，布局整齐有序。郭沫若认为，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或装饰化，是春秋末期开始的，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曾侯乙编钟铭文恰好体现了中国书法艺术发展进程中的这一重要节点。
曾侯乙编钟在体现音乐性能完美、铸造工艺高超、书法艺术精湛的同时，还尽显修饰装饰之美。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装饰工艺进入到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从考古发掘所见，雕镂精细的青铜器，色彩斑斓的漆木器，光怪陆离的珠玉饰物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美不胜收。工匠们集众家之所长，融多种工艺于一体，运用雕、塑、刻、镂、镶（嵌）、错、器（漆）、画等技法，并将其巧妙结合在一起，力求给人全新的感受。
在曾侯乙编钟上，兼采高浮雕与浅浮雕铸出的蟠龙纹饰，层次分明，极富立体感；编钟钟架木质横梁铜套上的花瓣和龙首镂空而成，龙首宛如游弋在花丛之间，兴味盎然；钟架立柱塑成人体形象，腰挂佩剑，双手向上，雄壮有力，仿佛托举千钧而神态自若；大甬钟甬部及衡面铸镶红铜纹饰，铜人底座上镶嵌绿松石。如此铸造，编钟甬、衡部分系青铜本色与红铜花纹相间斗艳，铜人底座部分则是金色与绿松石相映成趣。曾侯乙编钟部分甬钟的斡作猴头龙钮。斡与旋相连，用于悬挂甬钟。“斡旋”一词，本指此。斡作为甬钟的挂件，一要灵活，二要牢靠，工匠们将斡做成猴头龙躯形状，大概是取猴之灵敏活跃和龙之强悍有力。
虎的形象也出现在曾侯乙编钟的整体造型里，曾侯乙编钟钟架下层横梁悬挂大型甬钟的挂件多为虎状套环。在中国古代造型艺术中，老虎一般作奔跑状，显其威猛。曾侯乙编钟上的老虎造型却一反常态，作温驯匍匐状。如此反常的造型，实乃服从器物实用的需要，因为这种造型可使虎身紧贴横梁，便于挂钟。老虎虽状似趴地，但头部和臀部隆起，四爪用力下撑，脖子使劲前伸，仍不失虎视眈眈的气概。整套编钟气势恢宏，再加十余只老虎伏于横梁之上，更显凝重。
龙和凤是中国古代纹饰久兴不衰的主题，曾侯乙编钟也不例外，如钟架下层横梁铜套上阴刻的变形龙凤纹，融龙凤于一体，作翱天之状，在此前的铜器纹饰中难寻其踪。
1978年8月1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下午，历史上的第一场，也是唯一的一场曾侯乙编钟原件演奏音乐会在随州驻军某部礼堂举行。这是沉寂了24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重新向世人发出它那雄浑而又浪漫的千古绝响。
曾侯乙编钟“首秀”的曲目充分体现了“古今中外”的原则：《东方红》开篇，接下来依次是古曲《楚殇》、外国名曲《一路平安》、中国民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最后以《国际歌》落幕。演出结束时，掌声雷动。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轰动了全世界，国外学者称之为“精神世界的圣山”、“文明古国的象征”。世界各国的音乐家、政界名流在耳闻目睹曾侯乙编钟后，无不为之深深折服，毫不掩饰、毫不吝啬地将一切最美好、最崇高的词汇加于曾侯乙编钟：
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梅纽因观赏编钟后，十分感慨地说：“古希腊的乐器都是木器，没有保存到今日，只有在中国才能听到两千年前的乐器奏出的音乐。”
世界著名歌唱家帕瓦罗蒂听完编钟演奏的《欢乐颂》后，兴奋地高呼：“音乐万岁！”
新西兰友人、著名作家路易?艾黎欣赏编钟绝响后，激动不已，当即写了一首长达200余字的赞美诗。
英国前首相希思在参观曾侯乙编钟后，连声称颂说：“想不到贵国两千多年前就有这么好的乐器，如此高超的音乐水平，是世界任何国家都无与伦比的。”
美国纽约大学音乐教授麦克伦在观赏编钟演奏后，兴奋不已，撰写《曾侯乙青铜编钟》一文，指出：“如果曾侯钟为其同代希腊人希罗多德所知，我们可能早已听说到它们并视其为古代世界第八大奇迹。”
……
人们常说，艺术无国界，曾侯乙编钟证明了这一点。曾侯乙编钟流淌的是全人类共同的声音，一阕曼妙的天籁之音。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不约而同地为之震慑、为之陶醉。
所以，曾侯乙编钟不仅是随州的瑰宝，湖北瑰宝，中国瑰宝，也是世界瑰宝。
作为中国物质文化史上的重要器物，钟兼有礼乐器和实用器的双重功能，其地位与作用非常显赫。在政治家的眼中，钟是政治昌明的象征；在墨客骚人心里，钟则是精神的寄托。聆听钟声，可以提神，可以幽思，可以励志，可以自省，可以警世，可以喜悦，可以激奋。钟声还蕴藏着人们甘苦各异的情怀，敲响钟声，可以“大江东去”，也可以“小桥流水”……可以说，自古至今，人们都对钟怀有别样的情愫。
作为中国古钟的扛鼎之作，曾侯乙编钟蕴藏着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一经出土，它的倩影、它的妙音，一直出现在各种重要的场合，古朴、粗犷、悠长的千古绝响回荡寰宇，激响长空。1997年7月1日，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庆典音乐会上，作曲家谭盾指挥演出大型交响曲《1997：天?地?人》，西洋乐器大提琴与传统金石之声曾侯乙编钟（复制件）交相唱和，仿佛一曲跨越千年的吟唱。这是世纪的强声，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呐喊。
曾侯乙编钟，国之重器，国乐风华！
（刘玉堂张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