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年里，互联网打破了这一模式，使媒体的社交方面能够再次肯定自己。在很多方面新闻将返回到前工业时代的形式，但是受互联网的影响而更加有效。照相手机和社交媒体如博客、Facebook和Twitter，也许完全是新的，但是它们却再现了过去人们收集、分享和交换信息的方式。“社交媒体并不是新事物，只是现在它更普及，” Craig Newmark说。他将John Locke、Thomas Paine和Benjamin Franklin比喻为现代的博主。“到2020年前，媒体和政治面貌将有很大改观，因为习惯于权力的人们将以不同的形式被社交网络所补充。” Julian Assange曾说，维基解密是以英国内战时期激进的小册子作者的传统在运行，它试图“将政府的所有神秘和秘密之事抛到”公众面前。
随着出版工具变得可被广泛使用、进入壁垒的降低和新模式成为可能，新闻也正变得更加多样化，正如在过去的几年里赫芬顿邮报、维基解密和其它新媒体的令人惊讶的出现所显示的那样，更不必说数以百万计的博客了。同时新闻正变得更加固执己见、两极分化和具有党派性，就像它在写作小册子的喧嚣时代那样。
在过去的170年里发展起来的传统新闻组织，现在有很多问题需要调整，这并不令人惊讶。大众媒体时代现在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相对短暂并异常的时期，这一时期将会结束。但是大众媒体的内部发展时间足够长，将跨越几代新闻记者，因此通常来说大众媒体的规律被视为是媒体的规律，Jay Rosen说。“当你将大众媒体作为你的整个事业的基础时，说‘很好，实际上那只是一个阶段’并不容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认为正是跨时代的变化将解决这一问题。”使用数字工具长大的新一代已经发明出与他们有关系的非凡的新东西，而不是仅仅使用它们保存旧的模式。有些现存的媒体组织将有幸度过这一过渡时期，很多将不能。
最大的变化是新闻业不再是新闻记者的专有领域。普通人同很多技术公司、新创办的新闻公司和非营利组织一起正在新闻系统中发挥着更积极地作用。社交媒体无疑不是短暂的时尚，它们的影响刚刚开始被感觉到。“它到处都是，而且它将更加普遍，” Arianna Huffington说。成功的媒体组织将接受新的现实。它们需要给自己重新定位，服务于读者而不是广告商，要接受社交特点与合作，摆脱政治与道德的傲慢态度，停止试图在新闻业周围树立壁垒以保护自己的地盘。新闻的未来是数字的，与其混乱的被墨水染污的过去有很多共同之处。
500年前的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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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不满情绪酝酿了数十年之后，一种新媒体形式赋予专制政权的反对者一种新的方式来陈述其观点、表达其团结、协调其行动。抗议者的信息像病毒一样通过社交网络四处蔓延，无法镇压，突显出公众对改革的支持度。在之前的尝试宣告失败后，改进的出版技术与社交网络相结合，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
这就是在阿拉伯之春中发生的景象。近500年前，这一景象也曾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马丁·路德与他的盟友通过社交网络采用当时的新媒体--小册子、歌谣以及木版画--来宣传他们的宗教改革信息。
宗教改革一般追溯到路德在1517年10月31日将《关于赎罪券效能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腾堡教堂门上这一事件。当时，路德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神学家兼牧师，而约翰·台切尔则是一位多明我会的传道修士。后者通过兜售赎罪券为教皇列奥十世在罗马重修圣彼得大教堂的面子工程筹集资金。路德对台切尔的行为大为不满。台切尔的兜售宣传称，交出钱来则能确保死去的亲属不会陷入炼狱之中。对于路德而言，这是“对信徒虔诚的诈骗”以及必须进行广泛改革显而易见的征兆。将纲要张贴在教会大门上是通告公开辩论的通行做法。
尽管以拉丁语行文，《九十五条论纲》立即引起了一阵轰动，先在维腾堡的学术圈内，然后波及到更广的范围。路德的朋友弗里德里希·米可尼乌斯后来写道“14天一过，这些论纲就在全德境内为人知晓；四周之内，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区都熟知这些论纲。”
更大的书籍需要制作数周或数月，而一本小册子一两天就可以印刷完毕。最初的版本首先会在刊印地所在的城镇流传开来。路德的支持者把小册子推荐给自己的朋友们。书商们促销小册子；而游走的书贩子兜售小册子。旅行商人、贸易者以及牧师然后会携带者小册子到其他城镇。如果这些小册子激发了足够的兴趣，当地的出版商很快就会发行自己的版本，一批约 1000 本，希望闹中渔利。这样，一本广受欢迎的小册子未受作者参与就会很快传播开来。如同现在的“分享”与转发，重印数量就是某一主题受欢迎程度的指示器。
在宗教改革时代，不仅是文字在社交网络上穿行，音乐与图像同样如此。与小册子一样，新闻歌谣也是一种相对新颖的媒体形式。它将诗意的、常常带有夸张色彩的时事描述嵌入到为人所熟知的曲调中，这样的曲子就会容易被人熟记、吟唱并教予他人。这些歌谣以打印歌词单的形式发行，配有曲调，以标示出它们应该合着哪个调子。一旦学会，这些歌谣甚至会通过集体吟唱的风俗传播到文盲中间。
改革派与天主教派都采用这种新形式来传播信息、攻击敌人。路德的敌人以歌曲形式谴责他是反基督者；而其支持者则以同样方式对待教皇并辱骂天主教神学家。据了解，路德本人是《现在我们赶走教皇》的作者。这首歌谣诙谐地模仿了一首叫做《现在我们赶走冬天》的歌曲，并借用了其曲调。
木版画是另外一种宣传形式。醒目的图形结合少许文本，打印成宽幅报纸，能够将信息传递给文盲或半文盲，充当牧师的视觉辅助工具。路德曾说道，“没有图像，我们就无法思考也无从理解任何事物。”路德的反对者用他们自己的木版画做出回应。
路德的敌人把他思想的传播比作一场疾病。1520 年，威胁将路德逐出教会的教皇诏书称，其目的是“切断这场致癌疫病的发展，以阻止其进一步蔓延”。1521年，沃尔姆斯赦令 警告说，必须阻止路德信息的传播，否则“整个德国民族以及随后所有其他民族将被这场相同的紊乱所感染。”但这为时已晚--这场传染已在德国以及德国之外产生了影响。按现代习语的说法，路德的信息已经像病毒一样疯传了。
在宗教改革运动初期，通过布道、推荐小册子或是吟唱直接针对教皇的新闻歌谣来表达对路德观点的支持是危险之举。通过迅速镇压孤立的社会暴动，专制政权阻止了反对者的仗义执言与联手团结。这样一来，当人们心怀不满但又不确信不满之情有多么普遍时，一个集体行动的问题就跃然纸上。正如北卡莱罗纳大学的社会学家泽伊内普·图菲克希关于阿拉伯之春所做的评论一样。她认为，埃及与突尼斯的独裁统治挺了这么久的原因在于，虽然许多民众对这些政权深恶痛绝，但是他们无法确信其他人也有同样感触。然而，在2011年初爆发的社会动荡中，社交网站使得大批民众能够非常迅速地共同表达自己的偏好，以“信息瀑布”促成进一步行动的态势。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宗教改革运动中。1523－1524年小册子普及度的飙升以及大部分宣传都支持改革就相当于一种集体信号机制。诚如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宗教改革运动专家安德鲁·佩蒂格里在《宗教改革与教派》中所写道的，“是大量的、如同瀑布般涌现的出版物创造出一种压倒之势的潮流印象、一股势不可挡的民意运动……小册子与其购买者合力创造出难以抗拒之力的印象。”尽管路德与1521年被宣布为异教徒，尽管教会禁止拥有或阅读他的作品，但是地方政治与民众的支持度意味着他得以逃过死刑，而宗教改革运动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开始确立起来。
现代社会带有某种优越于以往社会的倾向，技术进步又强化了这种优越感。但历史教导我们，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罗伯特·达尔顿研究了大革命前的法国信息分享网络后认为，“现在的通讯技术奇迹产生了一种对于过去的错误意识--甚至是一种错误感觉，即通讯无历史，或通讯在电视与互联网时代以前无足轻重。”社交媒体并不是前无来者：相反，它们有着悠久的传统延续。现代数字网络可能使得通讯更加快捷，但即便在500年前，媒体分享都可能在促成社会革命方面扮演了一个配角角色。今天的社交系统不仅将你我连接：它们也将你我同过去相连。
会骗人的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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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困扰了哲学家们上千年，也困扰了计算机科学家们数十年。在1950年，人工智能的先驱者阿兰·图林为回答计算机是否能够思考的问题而设计一个能测试机器类人程度的测试。他认为，如果计算机骗过这个人让他误认自己是在和另外一个人交流，那么这个人就无法判断出这台计算机是否正在思考。在过去二十年来每一年举行的比赛中，人类裁判们都被要求从比赛甲乙双方中区分出一个人和一个计算机来。
人类喜欢把自己看成拥有独特的能力，如能够使用工具、使用具有语法规则的语言和求解复杂的数学方程式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人有推理能力。然而，更强大和更复杂的计算机已经慢慢推翻这种说法：逻辑闸让机器能进行演绎推理。而且当IBM超级电脑“深蓝”在1997年打败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时，人类似乎要让步于机器。
但是，克里斯蒂安先生还是对人类感到乐观。他指出，计算机在某些领域能够发挥出彩，也有它发挥不了优势的地方。计算机可以引导导弹，但不能骑自行车。在农场、工厂、呼叫中心和实验室，人们可能被机器人给替代。但是，它们只能做那些自动化工作。他把人工智能的崛起描述为“蛆疗法”：把劳动力市场上有人性的人不应当再干的活干掉，而使我们的社会恢复健康。
同样，他认为，深蓝参与的那游戏足以证明深蓝在国际象棋方面创造性的所在。计算机可以通过蛮力取胜，采用开局着法，而导致它赢得了此场比赛。只有计算机踏入新的领域，根据棋子最初的布局来（自己）重新权衡怎么走棋，而不是沿着现成的路线走，游戏才变得有趣起来。
为了准备在2009年举行的图林测试中角逐，颁发给最令人信服的人机的洛伯纳奖，克里斯蒂安先生分析了计算机是如何愚弄人们，让人们觉得它们是人和怎样说服人们他们其实正在与机器交谈。克里斯蒂安先生重述了这个奖项创立者罗伯特·爱泼斯坦讲过的一个故事：爱泼斯坦先生以为他与一个女人线上交流了四个多月，但事实上她只是一个聊天机器人。克里斯蒂安先生能正确辨认出人和机器来：机器往往会分析大量的以往对话后而做出回答以至于对话前后矛盾。因为他的本体复合着很多个个体，它没有很好地去听和去推理它该说什么。人们会尽量准确及时地做出回答，而计算机只会尽量快地做出回答。随之，聊天机器人也十分顽固地说：“这样的机器没有什么好干，他们就永远不会觉得无聊。”
没有一台计算机能愚弄所有洛伯纳奖的裁判，让他们认为它是人而另一个是电脑。这比赛也许已经结束：在2008年，一个聊天机器人成功地欺骗了12位裁判中的三位去质问它。2009年克里斯蒂安先生参加的那竞赛以人类取得彻底的胜利而告终--克里斯蒂安先生获得“最具人性的人”奖。然而，即使电脑取得胜利，该奖项将授予的不是机器，而是他们的创造者。
电脑比人更懂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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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认为评价艺术风格和不同风格之间的相似点是机器永远不能攻克的由人类技能把守的堡垒。但是如果位于密歇根的劳伦斯科技大学的里奥·沙米尔的研究是正确的话，那么以上那个结论也许并不一定成立。他在《里奥纳多》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电脑对艺术风格的鉴赏能力也许和人类一样出色--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能嗅到评论家们没能看到的艺术家之间的联系。
沙米尔博士是一名电脑专家，他向一台电脑里出示了萨尔瓦多·达利、乔治·德·基里科、迈克斯·恩斯特、瓦西里·康定斯基、克劳德·莫奈、杰克森·波洛克、皮耶尔·奥古斯特·雷诺阿、马克·罗思科以及文森特·威廉·梵高的作品图像，每一个人的作品图像都是57张，看看它怎样分析它们。电脑把这些图像分解成一些所谓的数值描述符。这些描述符量化了图像的纹理和颜色、在画布上的统计分布边缘、特定形状的分布、在一幅画上单个点的颜色密度还有其中包含的任何不规则碎片形模式的特点（不规则碎片用不同比例再版类似的形状，例如雪花的棱。）
这台电脑总计共识别出4027种不同的数值描述符。只要输入电脑的513副作品的每一个的值被确立，它就能分析了。
沙米尔此举的目的是寻找能辨别不同艺术家作品的量化的方法。如果成真，可以更简单地确定绘画的作者。这种确定作者的决定事关重大，因为即使排除刻意模仿的外国人，现存的很多绘画作品也不能完全确定是出自大师之手而不是他的学生，也可能确实是仿作，而真品已经失传。
为了找到这种明显特征，沙米尔博士编写了一套程序，使用数据方法确立每一对艺术家作品色彩力度的两个或以上描述符的值的区别。结果是根据4027个描述符在识别艺术家上的作用大小，他可以把它们进行排列。
令人吃惊的是，最有用的20个描述符里的19个的值显示梵高与波洛克作品的相似性比梵高与莫奈或与雷诺尔这类画家之间的相似性要高得多，传统艺术评论家认为与波洛克的作品相比，这类画家的作品与梵高的关联度更高。（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达利和恩斯特的作品比人们预料的相似点更少。）
沙米尔博士说有意思的是没有一项单个特征表明波洛克的艺术风格与梵高的相似。事实上二者的联系是基于很多图像-内容的描述符，能反映他们二位风格的许多方面，包括他们都偏爱底层纹理和形状，在运用线条和棱角上的方法也有相似之处。
研究者的目的是提高鉴别不同画家作品的能力，这也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寻找风格的相似处。波洛克是否真的受到梵高的影响，或者仅仅只是由于相似的艺术敏感度而碰巧采用类似的方法，这些问题的答案尚不得而知。但是它却给了艺术历史学家一条探索的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