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的农历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正是桂子飘香的时节，这一天，却恐怕是袁世凯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刻之一。当他前一天坐火车从京师回到天津之后，就发觉自己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他被两个同样危险的念头纠缠，这两个念头的任何一个都可能使他身入万劫不复之地，不单自己人头落地，而且要带来灭门之祸。
从七月二十九到京，到八月初五日，光绪皇帝三次召见他，不只将他由直隶按察使提拔为候补侍郎，一跃而在二品大员之列，还给予他以后单独奏事的特权。这几天他在京师，和康有为这些维新派交往密切，他甚至派了自己的心腹徐世昌参与这些维新派高层策划军事政变的秘密会议。八月初三，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当时徐世昌在侧），和他商谈以武力“围园劫后”，废除顽固派慈禧太后最高权力的政变计划，他袁世凯就是他们冀望的这个军事政变计划的核心执行人。但当谭嗣同一端出他们的计划，袁世凯就知道此乃书生谈兵，按此计划绝无成事之可能。
此时的京城，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和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之间，已经到了图穷匕见的地步，维新党固然在急谋武力夺权的险策，后党也在磨刀霍霍布置收紧绞索，而且两造似乎皆已嗅到对方政变的气息，京城杀机隐隐，随时都有血光之灾。此时的光绪皇帝，仍然如襁褓中的婴儿，单纯而懦弱。
面对慈禧逼人的目光，阴暗深沉的神色，他惶惶恐恐，在颁给康有为的密诏中，他说现在的局势，“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袁世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来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被人强行拉入了一场错误的政变。戊戌年的八月，如果袁世凯没有来到北京，他的人生也许是另一番模样。这一时期，其他被保荐入京觐见或取用的不少人才，如黄遵宪、容闳，如张之洞的主要洋务幕僚钱恂，以及前驻德公使许景澄等人，皆或请病假或迁延，不敢进京，或许，他们都嗅到了京城山雨欲来的气息，不愿踏进这是非之地？袁世凯也许太热衷于他的那一级升迁了，一脚就踏进了这个生死场。
很多年后，袁的一位亲人，大名士张伯驹不无感慨地说，在帝后之间，告密与不告密，都是“欺君之罪”，都可能为自己招来杀身大祸。作为被拉拢卷入这一冒险计划中的知情者，他向太后告密，将陷光绪入万劫不复之地，自身政治生涯极可能就此终结；不告密，按维新派那些人的政治经验和能力，则计划也必然败露，并惨烈失败，等待他的也是万死莫赎的罪责。
在谭嗣同“以死相逼”要他挥兵救驾的当口，他气血翻涌地许诺，“杀荣禄如杀一狗耳！”（据梁启超转述），给他半月或二十天时间，九月皇上将巡幸天津阅兵，只要阅兵的时候皇上奔入他的大营，他就可以率军保护皇上，大局可传檄而定！
这是他心中真实的想法，还是一时的敷衍之词？
初四凌晨，天还未亮，得知袁世凯拒绝立即出兵，康有为嗅出大失败的死亡气息，抛下这漏洞百出的“围园劫后”计划和他信誓旦旦要效忠的皇上，仓惶出逃；谭嗣同知事已不可为，决意一死明志，欲用鲜血唤醒这个沉睡千百年的国度；袁世凯则陷身于杀机四伏的境地，不知生路安在。
初五，觐见完光绪，他马不停蹄赶回天津。一回来，他就发现自己的处境远比原来想象的更可怕。
他本来和他一手操办起来的大清帝国最精锐的七千新建陆军驻扎在北京和天津之间的小站兵营，但是他的顶头上司、慈禧太后的忠心支持者直隶总督荣禄，以军情紧急，英俄在海参崴开战，大沽口外战舰云集为由，连连催促他回来，待他回来后却命令他留在天津，不许他回小站。与此同时，京师和天津之间的军队频繁调动，把聂士成军调到天津，把董福祥军调到长辛店，名义上是为应对外交局势，而事实上对袁的小站军队形成夹击之势。袁军虽精锐，但周围有聂士成、董福祥的军队牵制，而聂、董的军队人数远在袁军之上。且袁军驻扎小站，离北京二三百里，要按照袁世凯和谭嗣同原来讨论的方案，袁率军长途潜行，突破聂、董二军的阻拦，和北京的神机营等军队，奔袭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无异于隔山打牛。可是，皇帝在八月初一第一次召见他时告诉他，“以后可以和荣禄各办各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真如谭嗣同所言，皇帝颁下密诏要康有为联合他袁世凯诛杀荣禄、挥军救驾？可是荣禄，却是多年来对他提拔知遇、引为知己的恩人。
正在这节骨眼上，京城的局势急转直下。八月初三，人品伪劣而善投机的御使杨崇伊（此人后来居然在丁忧其间和人争妓，被地方官参劾革职）在颐和园向慈禧上书，请求慈禧“训政”，三度垂帘。四日，慈禧突然改变日常安排从颐和园回宫——她一定已经获得了某些康有为之党“不轨”的消息。此前几天，光绪的权力已经受到慈禧的更多制约。八月初六上午，慈禧太后面斥光绪，随即将光绪软禁于中南海瀛台。后党先发动政变，重新掌握了政权，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亡命出逃。
这时候天津的袁世凯还在彷徨，他也许还指望九月皇帝会到天津来阅兵，他还不知道京城已经变天。
初六下午，杨崇伊来天津，向荣禄报告太后训政的消息。晚上，荣禄命袁世凯来营中议事，“令卫兵夹道罗列”。入见则杨崇伊在座，将京中政情通告袁世凯，并说太后令捉拿康有为、康广仁！
突然听到这个消息的袁世凯，魂飞魄散，刹那之间，只见袁世凯当场跪倒在荣禄面前，大哭失声，长跪不起！这一变故，恐怕连荣禄、杨崇伊也惊骇不知所从。这时候，袁慌忙将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商议的兵围颐和园的政变计划和盘托出，并竭力洗刷自己，跪求荣禄为他作主，并保全光绪皇帝。这一消息，令荣、杨大吃一惊，原来他们还不知道维新派有此密谋。
这告密消息马上由杨崇伊带回北京，守旧派才知道兵变围园的密谋。八月初九日遂有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上谕）。由于袁世凯告密，事态迅速扩大，太后严令对维新派继续搜捕，并不经审讯于八月十三日处决六君子，八月十四日宣示罪状，有“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这道谕旨说明袁世凯的告密已经起了作用，成了保守派发动政变镇压维新派的有力借口。
百日维新结束了。中国这艘大船，在转舵的时候再度搁浅。
1．忠与叛戊戌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令人极为痛心的一件大事。日本的明治维新促成了日本一跃而成世界强国，而中国的戊戌维新，却以菜市口滚落的六颗人头收场。中国失去了这个和平变革以求强盛的机会，不两年而有庚子义和团之变，再四年日俄在中国东北开战，此后革命党此伏彼起，再也不可收拾。因为戊戌政变中结下的怨恨，慈禧太后图谋废黜光绪，而一干大臣与西方国家对此表示反对，慈禧因此深恨外国势力，两年后煽动、利用义和团“打教灭洋”的愚蠢举动实肇因于戊戌年。
在这场对中国影响如此深远的维新和政变中，袁世凯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戊戌政变百多年来，无数历史学家绞尽脑汁，试图揭开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袁世凯和光绪、慈禧与荣禄等权力精英们，在戊戌年八月那短短的十几天内织就的无边黑幕，他们一头雾水。这里，出现了两个袁世凯。
一个袁世凯，自小就有异志，在十多年的经营布局之后，时刻都在觊觎更高的权位，当戊戌维新发动时，他看准了机会，投机钻营，取得了光绪和维新派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却又背叛光绪，向荣禄告密，结果导致慈禧发动政变，使得戊戌变法事业功败垂成，他倒向黑暗势力，踏过维新志士的热血铺就的血路，终于攫取了梦寐以求的超常升迁。他似乎是一颗邪恶的种子，在枝繁叶茂的季节，终于开出了一朵巨大的恶之花。
另一个袁世凯，少年时代忧心国事，壮年时代投身改造中国的维新事业，由此走进了政治风暴的中心。在新与旧，弱与强的激烈冲突和杀伐中，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境。在他无法抉择的时候，时间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在天平终于无可避免向黑暗倾斜的时候，他涂黑了自己的脸，隐入黑暗，换来以后的某一天可以再次点起光明的火焰——那就是三年后由他一力推动的清末新政。
两个袁世凯，一个站在历史的镜外，一个站在镜里，他们的姿态面貌如此相同，刚强有力，精明干练……而他们的方向却截然背反，这真是一场令人悲伤的戏。那两个隔镜对望着的袁世凯，看着镜中的另一个自己，他们是否能分得出，哪一个是更加真实的“自己”？戊戌年的八月初三深夜，他们在诡谲、沉重的黑暗中，相遇，对视，眼含深意，然后消逝在不同的方向，同样的夜色里。三天后的八月初六，有一个袁世凯活了下来，代价是在荣禄面前的那一跪。
很多年来，活在历史中的是第一个袁世凯。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像穷追不舍的侦探，想追回另一个消逝的身影。他们说，戊戌年的袁世凯积极参与变法，而且也许的确有军事政变帮光绪夺得大权的计划，他没有打算主动告密。他们说，当时那种紧急情况下，慈禧先发动政变，袁世凯以为自己计划败露，为了保命，马上反戈一击，将维新派兵变围园的计划供出。他是被迫告密，并不是他的告密导致慈禧政变，恰恰相反，是慈禧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无论袁告密与否，慈禧的政变不可避免。袁世凯主动告密说最大的难点，在于八月初六日的政变之前，袁没有告密的适当时机。
也许历史还有另一种可能，即慈禧的确在初四或初五获得了维新派图谋政变的消息，但并非从袁世凯那里。试想康有为诸人密谋的计划，需要策动多人，有众多参与者，袁世凯而外，其他预谋者未必就不会有意告密或无意之中泄露消息，这些消息同样可能传递到慈禧耳中。
1908年，光绪、慈禧两日内相继下世，朝局大变，袁世凯被放逐，战战兢兢蛰伏于乡野。此时，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师徒，却以为再度走进大清朝廷政治中心的机会已到，他们以为自己洗刷掉戊戌年“围园政变”的“案底”，就可以接续上戊戌年和光绪的渊源，打动光绪的胞弟，摄政王载沣。
于是他们密谋将“围园政变”的计划全部推脱给袁世凯，说这是袁氏凭空构陷、为求自存而陷先帝于不义之地。让后人颇感意外的是，康梁师徒之间为诬陷袁世凯而商议密谋的书信居然留了下来，而且几十年后被发现。
他们在戊戌政变之时，一走高飞，将所有辩解的责任推给了处在险境中的袁世凯，和菜市口无头的尸体；而当此之时，为谋得满清皇朝宝座前一方磕头之地，再度将袁世凯推入命悬一线的险恶境地。现在轮到他们对袁世凯反戈一击。
清朝垮台后，梁启超也成了民初政坛呼风唤雨的一方人物（研究系的领袖），袁世凯倒是照样可以和梁启超在政治上合作，对付孙黄一派。这就是袁世凯的行事原则——利则合，不利则分，他和张謇、盛宣怀，和孙中山、宋教仁，也无不如此。他从不让过去的恩怨，左右政治决策时的算计。
在袁世凯身败名裂很多年后，当年风暴中心的梁启超轻轻抖落身上的尘埃，渐渐隐入书斋，成了著名的学者，清华大学四大国学导师之一。他在其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醒他的读者：“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几无大过矣。”在袁氏死后他又对自己弟子说：“袁氏变法维新之见解，实出于自动，拥德宗（光绪）以武力行政之计划，实亦发动于袁氏，而绝非壮飞（谭嗣同）所强迫。”这一席话，或许有为曾被他厚诬的袁氏洗刷之深意。
然而，有些脸谱，一旦描成，却是再也难以洗刷干净了。
戊戌政变之后不久，当时社会上就流传一首民谣：“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这民谣所塑造的袁世凯形象，几十年来已经“深入人心”了。甚至袁世凯自己也不得不想尽办法塑造出自己“卖主求荣”的形象，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消除慈禧对他的怀疑，从而可以在慈禧的卵翼之下安身。他费尽心机写了《戊戌日记》，并且授意幕僚在报纸上刊布，承认自己向荣禄告密，同时表白自己在政变中维护光绪的一片苦心，就是想为自己解脱道德上被审判的尴尬地位。他这《戊戌日记》，因为是出自一个卖主求荣的人，且用意无疑是“写给别人看的”，所以很多年都被人视为“作伪”，直到最近几年，历史学家才认定其“大体还是可信的”。
慈禧太后识人无数，眼光狠毒，在戊戌政变中就看出来袁世凯绝不是一个“忠臣”。她因袁参与围园密谋，并未主动出首，欲加重惩。但荣禄到底是满人中不世出的英才，他爱惜袁的才能，以至于惺惺相惜而为袁力保。从袁和荣禄的关系也可以看出，袁世凯在结交人际方面的确有过人之处。据说，后来有人私下问荣禄，袁是不是真的有光绪颁给的“诛杀荣禄”
的圣旨，荣说的确有，这人又问，那么，袁世凯原来是同谋，既同谋而又出卖别人，首鼠两端，这样的人不足取吧？荣禄傲然答道，袁某是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就在袁世凯告密、京师大索维新党的关口，荣禄入京城领军机衔，朝廷竟命袁世凯署理荣禄遗下的直隶总督空缺，然后很快升他为山东巡抚。袁世凯能让荣禄这样精明透顶的人怜惜他、笼络他、倚重他到如此地步，其才其能岂是常人可以比拟的？袁世凯终究有一点对得起荣禄，就是荣禄在世的时候，他再也没有起过异心。在袁崛起的时候，只有荣禄才能镇住袁这样的枭雄，并且使为己用。袁世凯对清廷生背叛之心，是在荣禄去世后。袁虽是不世出的枭雄，对荣禄终究怀着敬畏和感激，这就是一物降一物吧。
袁世凯之在历史上“遗臭万年”，戊戌政变中出卖光绪和维新派是最大罪状之一。后来论史者对康有为这样一心想当“孔教”教主和“素王”
的狂悖之徒或许还有恶感，但对光绪皇帝则多持同情态度。要不是袁世凯的出卖，心地善良、力求振作的光绪也许还不至于在十年余生里做了“活死人”。而且袁世凯的确是从自己的出卖中捞到了好处，虽然他最初告密只是为了保住自己小命。所以，即使到今天，袁世凯贪生怕死的告密行为也不能从道德上得到解脱。和谭嗣同这样慷慨赴死的改革志士相比，袁的形象的确猥琐而卑鄙，这种卑小的形象被放大，大得几乎完全掩盖了他在戊戌维新中的另一面：在政变前他是积极支持维新派改革的，甚至当康有为的上书无由上达的时候，袁世凯竟然主动要求代康有为上折，这在那些当权保守派对康有为的奏折避之唯恐不及的情况下，却很难说得上是投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