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倒有点按捺不住地提及吴兆有对他的丑诋，袁世凯回答：“我若有错，谁都可以说。我若没错，错就在说我的人，与我有何相干？”这一应对使李鸿章十分欣赏，评为“胆略兼优，能持大体”。
最后，实在到了狭巷相逢，短兵相接的地步，则袁世凯的狡猾毒辣、无所不用其极就派上用场了。这时候他会像猎豹一样猛扑向对手，毫不容情地将其撕为碎片！
1907年的丁未政潮，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和军机领班庆亲王奕劻为一方，以军机大臣瞿鸿禨和慈禧太后的红人、邮传部尚书岑春煊为另一方，表面上是围绕在新政中如何改革而发生分歧，但实际上是为争夺清政府的中央权力而演出的一场龙虎斗。双方都不是省油的灯，这其中百折千回、惊心动魄之处，简直让人目不暇接。
袁世凯一方开始时是处于下风的。瞿鸿禨为人清廉方正，学问辞章都是上上之选，加上他正当壮年，办事精明利落，也并不守旧，1901年年初开启清末十年新政的那一著名诏书，就是瞿的手笔。所以，他很得慈禧太后的赏识。岑春煊则是慈禧太后面前一等一的大红人，因为庚子年慈禧逃难途中护驾有功而开始发迹，因为参劾贪官污吏不留情面而直声大著。对照起来，庆王贪鄙庸碌，索贿成性，袁世凯虽有能员之称，但其政以贿成，官以赂取，勾结亲贵，交通中外，也是有目共睹的。
袁世凯一意要推动大清朝的新政，因为他至少可以借着新政攫取更多的权力，而且他明白大清再不改革，瓜分豆剖就在指顾之间，果真如此，那他的官也做不下去，权也无处可捞。可是，瞿鸿禨目光如炬，看得明白，袁世凯的野心没有止境，他的崛起会危及到大清朝的根本，所以忠于大清朝的他要竭尽全力遏止袁世凯的政治扩张。他对袁世凯的印象早在1903年就形成了，当时瞿鸿禨已经入值军机处两年多，袁世凯以直隶总督之职，和庆王勾结，遥执北京朝政。忽然有一天，慈禧太后宣谕袁世凯入颐和园觐见，袁居然领兵入京，兵队全副西式武装，其声势煊赫，不可一世。当时就有人作诗，将袁比作东晋时的权臣桓温。瞿鸿禨和王文韶两位军机大臣在颐和园的玻璃窗内看到了这一幕，两人“凭几而坐，默然不言者良久”。
历史就是这样开玩笑：它让一个“声名狼藉”、“道德败坏”的人坐上了“改革者”的位置，而让一个清廉正直、忠心耿耿的人不得不站在这个改革者的对面。在道德上衡量，袁世凯唯一有点亮色的地方就是他不吸鸦片，也禁绝自己身边的人吸食鸦片，而瞿鸿禨则是个不折不扣的“鸦片鬼”。
说实话，袁世凯实在不想得罪眷望正隆的瞿、岑二人。传闻瞿鸿禨刚入值军机时，袁世凯以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身份，向瞿鸿禨递门生帖，投怀送抱，希望拜瞿为老师（瞿曾当过河南学政），结果瞿鸿禨婉拒。此说或许不确，但袁确实曾托人疏通，想和瞿鸿禨修金兰之褉，结果又被挡了回来。袁世凯还是不死心，瞿鸿禨二子结婚，袁世凯送来八百两的贺仪，瞿鸿禨也以礼重太过为由退回去了。袁世凯的热脸送上来，总贴上瞿鸿禨的冷屁股，因为瞿鸿禨信奉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但这一场政争的结局，是瞿鸿禨被慈禧斥退回籍。当时，慈禧已经有罢斥庆亲王的打算，她将这计划说给瞿一人听，结果瞿异常兴奋，回去就跟自己老婆说了，他老婆多嘴，又将这事说给瞿鸿禨的爱徒，办《京报》
的汪康年的夫人听，而汪康年曾经是康梁维新派的滩头阵地《时务报》的经理。很快，这一消息就在京中流传开来。袁看时机已到，唆使英国大使夫人在陪伴慈禧的时候探听这一消息是否属实，慈禧愕然不知所对，心中对瞿泄密大光其火。袁世凯又收买一位向有清誉的御使恽毓鼎狠狠地添了一把柴火，恽跳出来参劾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关键的是，庆、袁将瞿鸿禨和维新派挂起钩来，说瞿鸿禨有和维新派合谋逼迫慈禧太后“归政”的计划，这一下触到了慈禧的痛处，瞿鸿禨不由分说被罢官回乡。接着，袁世凯设计剪掉了瞿的盟军岑春煊，办法是各取岑春煊和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的单人相，在上海托人秘密合成一张几人亲密交谈的合影，然后托李莲英送给慈禧太后。慈禧晚年对康梁一党深恶痛绝已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加上当时照相技术引进中国不久，慈禧根本分不出真假，恨得咬牙切齿地斥退了岑春煊。在这一阴谋中，李莲英起着关键作用，因为慈禧绝对不会怀疑李莲英对她的忠诚，可李莲英早就被袁世凯收买了。
这一役，袁世凯靠着阴谋诡计大获全胜，他的对头被他整得灰头土脸，毫无还手之力。袁世凯是个狠角，其手段老辣在晚清政坛上无出其右者。
这些手段，到民国又一一使将出来，整得革命党人仰马翻。宋教仁、孙中山、黄兴这些人都因为和袁争权而栽在袁世凯手里，宋教仁更是连命都丧了。
黎元洪性情冲淡一些，对权位看得不那么重，表面上对袁还是非常恭顺的，在袁未发动帝制之前都是坚定站在袁世凯的一边，所以袁世凯虽然将他软禁在中南海瀛台，但在生活待遇、政治地位等方面都尽其所能讨其欢心，保全了他的性命。而且，袁临死时授意将总统位置留给了黎元洪，继承的顺序其次是徐世昌，再次是段祺瑞，而不是一般舆论讽刺的那样留给他的长子袁克定。但有人说这是袁世凯帝制失败后不得已而为之，勉为自己遮羞，好表示自己当皇帝不是为袁氏家天下。
袁世凯对他的政敌一向都是采取这样的“三步走”。他对满洲亲贵中的后起之秀良弼也是如此。袁世凯在清王朝最后几年权势日高，但遭到满人排挤也日渐明显。他看到良弼那种落落不群的气度，开始时就极力笼络，委他任第六镇第二十三标的标统。当时的标统已算一个显职，良弼以初归国的年轻留学生一跃而为高级将领，袁世凯对他的器重和拉拢是不言而喻的。可良弼一心想振兴满族，醉心于重整康乾时代满人的武功，根本就不愿为袁所用，对袁的任命光领薪而不到职，反而此后和另一满人中的佼佼者铁良一起一心排挤袁世凯。所以袁世凯在辛亥年对良弼等人的手段也就不留余地。被罢斥前，袁世凯为了释嫌去忌，主动将自己练就的北洋精锐交由铁良（陆军部尚书）掌握，铁良一度统帅了北洋六镇中的四镇。但这些人仍然不放心袁世凯。慈禧老病，袁世凯看到载沣即将当政，开始时也是极力向载沣表示好意，据说，溥仪能得承大统，袁世凯在慈禧面前是暗中出了不少力的，载沣以皇帝之父的身份摄政，袁也鼎力支持。袁做这些都是意在向载沣表明自己的恭顺，可惜这些俏媚眼都做给了瞎子看，载沣一上台就拿袁世凯开刀，做“排汉兴满”的饮鸩止渴之举，就此结下了和袁世凯的不解之怨，袁世凯讥之为“自毁干城”。
袁世凯在晚清最后几年中最大的敌人，是满清的新贵，但这一批敌人，他却无法以阴谋诡计直接打倒，毕竟此时的天下属于爱新觉罗氏，他袁世凯再能耐，也是“护持神器”的外人。只要满族的皇权还存在，袁世凯就不可能再有所作为，“势有不能”。袁世凯不管在直隶任上多么有势力，一声令下，宣他进京他就得乖乖进京；他做军机大臣时才干贡献中外有目共睹，一纸诏书，让他滚蛋他就得仓惶滚蛋。这都是因为，此时中国的政治结构和局势仍然以皇权为单一的中心，他只能围着这中心打转，而辛亥以后，南方异军突起，兴起了另一个政治权力中心，他才有了更大的腾挪空间。
常说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民主共和的革命观念战胜了改良保皇的维新思潮，其实还有另一股或许能量更为巨大的激流在起作用，这就是晚清越来越激烈的种族革命观念和越来越严格的满汉之分。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满人需要汉人帮忙。据说此时当权的满人肃顺却极为看不起满人，他索贿也只冲满人下手，却从不敲汉人的竹杠，这也是慈禧联合荣禄诛杀肃顺时得到满人大部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治三年太平天国失败时，十缺总督中汉人有其八，十五缺巡抚尽为汉人，但到戊戌变法时，一帮满族亲贵觉得汉人势力日张，威胁到满族的统治，这才是慈禧等保守派最为忌讳、害怕的地方。在维新变法表面上进行着的时候，满人实际上在加强对政治权力的控制：汉人大员翁同龢开缺，满人荣禄、刚毅、崇礼等进驻大学士、直隶总督等要职，四川总督、江苏、江西巡抚等要地也尽入满人囊中。满族亲贵对汉人大臣越来越不放心，这一点从庚子事变中那些满族顽固派诛杀汉人开明大臣如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来为义和团祭旗立威就可以看出来。而汉人对满族皇朝离心离德，也可以从庚子变乱中殉清大臣的畛域分明窥得一二。八国联军入京的时候，殉节的大臣为数也不少，有的还是满门殉节，但汉人大臣中四品以上的大员却只有国子监祭酒山东王懿荣一人。戊戌维新失败，和平解决满汉民族矛盾的机会失去了，一直到袁世凯等人推行新政，消除满汉矛盾的措施才又缓慢地提出来，但当政者却对此虚与委蛇。
等到1906年袁世凯等人操持的新官制改革（袁世凯希望获得内阁总理的职位）结局一出来，袁世凯却发现自己竹篮打水一场空，出来一个满人几乎囊括所有重要权力的新内阁，此后，不管在朝在野，汉人官僚、士绅大为愤懑，均认为此等只顾揽权统治而又排挤汉人的政权再无合作维持的必要，由此孙中山等人领导的革命党提出的种族革命观念才获得现实的号召力。
托克维尔在揭示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时说，当法国的贵族承担着管理社会的责任时，他们的特权被认为理所当然，而他们管理社会的职能被法国的王权逐渐剥夺以后，他们的特权就变得令人憎恨了。他们享受权利而不承担责任。同样的道理，当满清政权为它治下的子民带来数千年历史中首屈一指的“康乾盛世”时，满洲人的特权是可以容忍的。而当这个政权再无法为其子民提供和平、稳定、繁荣与尊严的时候，满洲人的特权就成了太阳底下的罪恶。有多少满洲贵族明白这个道理？当年的光绪或许明白，他的兄弟却无疑是糊涂的。
正如外国学者梅卡伦在《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 》一书中所说: “消除满汉畛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和社会举措，满人的特权地位是激怒汉人的根源，也是威胁清廷统治的一个祸根，清政府在理论上对此给予了相当的注意，但实际行动很少，特别是摄政王载沣在消除满汉畛域上的倒退，最后毁灭了这个本可以比其他改革更能为清廷赢得良好声誉的改革。”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爱新觉罗王朝，而是汉族的什么王朝，那么，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和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
袁世凯1908年被罢斥时，前去送行的只有汉人严修（此人为抗议朝廷对袁世凯的无理处置，接着就挂冠求去了）、杨度和满人军机大臣那桐的弟弟那晋（应是受其兄之托）。当时张之洞对满人新贵排挤袁世凯有兔死狐悲之感，对人说，“行将及我矣！”
5．德与行因为袁世凯秉承一种完全实用主义的“敌友观”，他往往被人斥责为无原则、无信仰、无道德的野心家。在戊戌政变后，张謇在日记中鄙夷地评论袁世凯：“此子反侧能作贼。”
通常，君子总是赞赏有节操的人，小人则会厌恶讲道德的人，因为道德让他感到一种来自本能的威胁。也许，袁世凯所掌握的“帝王术”中，还应加上一条：对君子以君子之德服人，对小人以小人之道治之。让君子感念你，让小人害怕你，这样就可以同时获得君子的支持和小人的服从。
对于君子，最好和他讲道德，但偶尔也可以做小人，因为他习惯你的君子面孔之后，轻易不会怀疑你是小人，而且他也绝对不会用小人手段来对付你；对于小人，绝对不能和他讲道德，在他面前做君子，而是应该做一个比他更“大”的小人，因为，小人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压榨和利用君子的机会。
小人不怕君子，只怕比他更厉害的小人。但是，这个“帝王”应该心知肚明：
这两副面孔都只是面孔而已，应该随时准备替换，这样才能做一个好的“演员”。
袁对于与自己道德信仰不同的人，就像他对待文人一样，一般来说也是“礼让三分”的，实在不行，他就“退避三舍”。他自己不做忠臣，但他还是能够包容满清忠臣，只要这些人不对他的权位造成实际的障碍。当然，他希望这样的人最好是为他所用。这就是对君子讲道德，用道德来笼络他们的人心。
当武昌事起，清廷不得已任袁为总理大臣时，华世奎以旧军机处领班章京资格，居阁臣（相当于秘书长）之位。华是一个倾心故主，誓不负清的“忠臣”，他和袁朝夕相处，看袁世凯对起义并不怎么在乎，对镇压也无切实筹划，颇有疑心，于是一有空闲就以扶持社稷、保卫幼主这样的礼义大纲苦口婆心地劝说袁世凯。他自己手无缚鸡之力，空有一番报主之心，所以只好动口舌之劳，这样的苦心孤诣，的确也堪怜悯。按道理，袁世凯这时已经打定主意要去清而代之了，身边有一个这样的满清“忠臣”老呱噪，他大概会起“去之而后快”的歹心吧？但袁世凯的应对颇有特色：每当华要给他灌输忠君爱国的大道理，不等他开口，袁就抢先“诚恳”地说出一番堂皇大话：华老您不必多虑，我袁家世受国恩，我受恩比你深，忧患绝不比你浅。说得华世奎张口结舌，满腹良言无法出口。但这人又实在不放心，惶急之下，走投无路，不时故态萌发，袁就总用这一招来封他的口。到后来，因为袁对清室的举动越来越不利，华也就越焦急，袁无法，只好避而不见。
最后大局已定，开国务会议，袁讲了军事平乱的种种困难，华犹是书生之态，按捺不住地急急问道：“那该如何对策？”袁马上说：“那只有派使讲和！”
说完，离座往办公室里面走，怕华跟他理论。到了门口，袁回头对失望已极的华说了一句：“皇室的尊严总得竭力保存。”因为他知道华对皇室的尽忠之心，自己以前让他碰壁无数，大概不免愧疚，他也看出华心有不甘，在拒其徒乱闻听的“逆耳忠言”后，他还是存心安慰了这孤臣一回。凡不利于清室的计划，都避着华，免得他泄漏阻挠，也免得华忧心如焚。而衡量华之为人，既然他对袁的个人权位无足轻重，不能为彼祸福，所以“牛不吃草也不强摁头”，对他并不加以陷害。而且，平心而论，他对华世奎保证的“皇室的尊严总得竭力保存”，他是做到了。华世奎在袁氏故后，对袁篡清室之位犹痛批不已，对袁的狼子野心骂不绝口，甚至痛哭流涕，但终究对袁的不加害于他，也颇感诧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