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政治上是“多党并存”，各党联合而实行一个统一的政纲；他说：“我则以为新型的民主必须建立于社会各阶级的合作之上。所以议会制度应得被采用，就是可以那议会来代表社会上各阶层，因此联合政府便有了根据，所谓联合必须是社会各阶层不之联合，决不可为游离性的政客团体之联合。”二、在经济上是“容纳混合的方式”，即“混合经济”，既有私人资本，又有国家资本，还有合作社经营。对于土地问题，“实行合理的再分配”。三、保留私有财产制度，废除剥削，但“对于剥削关系亦只是废除其足以阻碍生产发展的那一部分，至于对于奖励生产尚有一些用处的另一部分则并不要一并加以废除。”他说：“需要革的必须是不得不革的；不需要革的千万不要革，谋国者必须有悲天悯人的心肠。如果不明此理，硬把不需要改革的部分亦加以翻身的处分，则势必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大混乱。混乱的结果必致生产反而降低。”所以，他主张只把农村的地主、工业上的官僚资本、政治上的官僚阶层等严重阻碍生产发展的封建残余势力作为革命对象，除此之外，“实在丝毫无立刻改革的必要”。
张东荪强调，新型民主“只是一个大类的共名而已，各国情形不同，必须按照其本国国情自定适宜的办法”，但上述这些原则“都是中国今后所当取法的”。
这种“新型民主”的政治经济制度，实际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中间性的制度；而实行这种“新型民主”的国家，正是国际上美苏两霸冲突的中间地带。张东荪分析说，战后世界的种种纷乱，都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错误所致，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使全世界不安的唯一原因。要使世界得到和平与繁荣，必须在美苏以外，形成一个由美苏共同承认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的国家，其政治经济制度由美苏看来，都不感到威胁。东欧式的民主国家，在苏联不感威胁，实际上对美国也没有多大害处。他建议美国“翻然觉悟”，承认有一个中间地带的必要，以作缓冲，则在中间地带的国家们亦只有是这样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张东荪强调，今后世界和平的关键，就在于这种“新民主主义”类型的国家能否在美苏两霸的中间存在与繁荣起来。
张东荪提出的要实行东欧式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仍是从调解美苏关系、折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出发，仍然坚持了“中间路线”的主张。对此，他解释说“我们要终结资本主义集团与共产主义集团之矛盾与冲突，防止世界暴动与法西斯余孽之再起”，为达到此目标，“一方面提升了资本主义集团的落后性，而另一方面亦可消除共产主义集团的偏差性。在精神上承受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而扬弃了其落伍的制度与观念；肯定共产主义的经济平等原则，而却否定了其极权与残暴的思想。”这是张东荪调和折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度的基本思路。
张东荪的“新型民主”，在保留私有财产、各阶级合作方面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相似。但两者实有本质区别：张东荪只是主张保留私有财产，主张“混合经济”，不主张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占主导地位；只主张政治上多党合作，各阶级合作，不同意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起领导作用；新型民主实际上仍是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体系，其前途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同时，张东荪不同意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新型民主。这样，张东荪的“新型民主”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有相似之处，但根本上是不一致的。其相似处，便成为张东荪与中共合作的政治和思想基础，而根本差异处，又成为日后与中共观点分歧的思想根源。这种与中共的政治思想上的分歧，在1949年1月张东荪与毛泽东的会晤中便已经显露出来。新中国建立后，两者分歧加大，最终导致了张东荪与中共合作关系的破裂。
伴随着对“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修正，在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的斗争中，张东荪对于中共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张东荪将中国实现民主主义的重任放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士阶级”肩上，但民盟的解散和第三方面的分化，已经证明，第三方面力量决没有张东荪所想象的那么强大，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知识分子不足为社会中坚。他说：“知识分子今天已分化了，直成一个五牛分尸的状态。所以分化的原由乃是由于各人太顾虚自身的利害而把大局的利害置于次要之列，或竟置于脑后。知识分子愈分化，其丑态亦愈显出。这证明知识分子不足为社会的中坚”。那么，张东荪如当时许多民主人士一样，很自然地将革命与建设的希望寄托到中共身上。这样，张东荪对中共的政治态度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一方面仍坚持对中共的批评立场，没有放弃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更没有放弃改变共产党性质的幻想；但另一方面，对中共的许多方针政策表示赞同，由反对中共进行暴力革命，转变为对中共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解的同情与理解上；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攻击，转变为承认马克思主义包含了“真理”成分（这种转变在30年代中后期已经开始）；由过去对中共的批评，改为善意的忠告，进而开始政治上的合作。而这种转变，最明显的应该是张东荪对于革命问题上观点的变化。
在《理性与民主》中，张东荪提出，不相信斗争是与人类文明相终始的。而到1947年10月所作的《论政治斗争》中，他却说：“但我现在来讨论斗争，却亦十二分承认斗争是一个铁样的事实。斗争的由来是由于有个斗争的对象。人类社会所以不能达到理想境界就是由于有人或一些人甘心作斗争的对象，来和全社会的福利挑战。”这显然是张东荪观点的一个变化。
在该文中，张东荪对中共进行善意的忠告。他说，“我们既承认斗争是一个不可免的事实，则我们便不得不同时讲究斗争的技术。”即必须坚持一条原则：“在一个斗争中，对象最好只限于一个。换言之，即在某时某地，一个斗争中，千万不可把对象变为多个。”张东荪作此文的目的，是劝告中共，在反对国民党反动同志的斗争未终了以前，“千万不可把对象加多”，不要将那些倾向中共的党外民主人士作为斗争对象，“必须把目标使其单简化，凡与对象有关的在可能范围内尽量争取过来”，以便孤立国民党，易于打倒国民党的统治。为此，张东荪不满意中共对民盟在内的民主人士的批评态度，认为这是“感情太冲动的缘故”，是“太不讲求斗争的方法”的表现。他向中共发出了善意的劝告，强调“斗争不限于表示，有时沉默的力量大于多言。”希望中共对民主人士反对国民党的这种独特斗争方式谅解。
1948年7月20日，张东荪在《北大半月刊》第8期上发表《纪念闻李二先生棗民主与革命之关系》，他将革命与民主结合起来考察，认为民主主义与革命是密不可分的，表示了对革命斗争的同情。他认为“民主主义与革命就是一件事，换言之，即民主主义本来有革命性的”，所以，西方的民主运动根本是一个革命运动强调指出：“须知民主与革命分开这不是民主的原义，乃只是后来的态度”。他劝告那些反对革命的知识分子说：“须知历史上所有革命期前都有平和改革的尝试，只是因为不能成功，所以才迫得不能不走革命的路，并不是开始即主张革命。民主不易由平和而得，历史早告诉人们了。其实这些知识分子实在是根本不了解民主何由长成，只拿民主的后来变态当作唯一的正态，亦未尝不是由于太忽略历史了。”他断定，“历史上所有民主的实现没有不是由于流血所换的。不流血的革命只是革命的例外，而不是常轨”。
张东荪早就表示，今后一段时间不再写政论性质的文章，因为国民党当局已经没有再劝说的希望，知识分子又不足为社会的中坚，已经没有向他们“说话”的必要。然而，张东荪还是在《中建》3卷4期上发表《增产与革命棗写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后》。他写这篇封笔之作的目的，显然是向中共陈述自己对于革命问题的见解，向中共提出自己的忠告：千万不要将“革命”变成“换朝代”。
在《理性与民主》中，张东荪对革命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说：中国要实行民主必须发挥爱的哲学，排除“恨的哲学”，“必须把革命的理论矫正过来。”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共把革命当作目的，当作一种长期的过程的作法：“我敢正告社会主义者中对于民主有感情的人们：我们在马克斯与恩格斯的文献上不是寻着建立共产社会如果万一竟有不由革命亦未尝不可的一类话么？可见他们……始终把革命当作手段。手段之使用与否须看目的之达到如何而定。只须达到目的即不限定必用这种手段，而把革命当作过程，且当作必然的过程。一切弊病即出于此。”他认为，“不断的斗争与长期的革命都是意在摧毁人民自由的野心家所提倡的谬论。……且须知承认斗争是永久现象的人们把自己置于斗争之中，其所训练于自己的只是如何斗争，势必完全丧失了清明之气。……实则斗争只可为一时的，万不得已而为之。如要建立社会主义亦必先有和平，没有平和则任何建设皆不成功。所以我并不是完全反对斗争，诅咒革命，乃只是反对那种永久斗争的学说而已”。
但1948年后，张东荪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公开承认革命有其客观性。他认为，革命的爆发，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与实际境况密切相关的问题；革命是否使用暴力，是否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乃由革命的实际境况决定。他认真研究了中西历史上的革命运动后，指出：“凡革命以前必先有比较温和性质的改革，等到这样温和的改革失败了方会有革命。这几乎是一条普遍公例，甚少例外。所以革命必须用暴力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即连与革命是否不可避免亦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我们决不能凭空讨论人类进化要不要革命；同时亦决不能抽象来讨论革命要用暴力与否。这些问题都是实际上一时境况的需要所决定。”由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暴力革命学说，是有实施条件的，应依据“各国各时各地而有不同”。他警告人们说：“倘以为这是一个不拘何地何处的必然办法与人可少的过程，这显然是一个大错误。一切争执与纷纠皆从这个错误而起，不可不加以警惕。”他虽然并没有放弃对中共理论的批评，但已经承认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的合理性。
张东荪分析了中国历史上“革命”的性质后认为，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只是“换朝代”而已。这种换朝代式的革命“都是由于军或匪之蹶起”。它之所以对中国不起进步作用，是因为这样的革命并未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发展生产（增产）相联系。也正是没有与生产相联系，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力，所以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又只能流于“换朝代”，成为政权更易的工具。他极力反对、并力求改变的，便是这种“换朝代”式的革命；他主张的革命，乃是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革命。
他忠告中共说，革命乃是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阻止人类不断增进生活的客观要求下不得不为的。他说：“我的意思是说，一个社会或国家到了生产不能再有发展。而救济之法是改变其生产的社会关系中之足以阻碍生产再发展的那一部分。千万不要连累或波及其他本来没有问题的部分，这便是我所谓改革需要的天然界限。”他提出这个“天然界限”，目的在于说明：改良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常态，革命乃是变异，是被迫的、无奈的、暂时的、局部的。希望中共尽快在革命任务实现后，从事经济建设。
张东荪经过“深长思之”后认为，“为凡能为创开辟新生产天地的，便是成功的革命，否则就是失败的革命。”失败的革命就是所谓“换朝代”。他指出，“一部中国史，所有的革命只是这样性质的换朝代而已。”中国要避免换朝代式的革命，自然应当把革命与增产、革命与建设相联系。他反对那种只知“均贫富”、而不与增产相联的“革命举动”。他认为，“增产”是指以增加生产而求平均；“均贫富”是以再分配而求平均；均贫富是非增加生产总量，并且同时对于增加生产的努力进行上反是一个妨碍。故必须避免这种过激而有害的举动。他反复强调：“凡能办到开辟新生产天地的，便是成功的革命，否则就是失败的革命。革命必须与建设相连接，革命是指冲破旧有生产关系中之阻碍其发展的部分而言，亦就是消除这些障碍。建设是指废除了阻碍以后自由发挥本含有的生产力而言，亦就是从事于生产的开拓，以使人人满足其增进福利的天然要求，所以革命而要成功必须紧接着建设，在革命中必须把建设开其初端。初端一开即进为和平，在和平中建设顺利发展下去。”
这些便是张东荪反对“换朝代”式的革命，而赞同真正革命的根本原因，也是解决中国仍走“换朝代”革命问题的关键所在。张东荪不厌其烦地阐述这样的道理，实际上就是劝告中共一定不要将目前正在进行的革命便成“换朝代”，一定要在革命之后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来。革命仅是手段，增产才是目的。紧紧抓住了“发展生产力”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以“发展生产力”标准来衡量一切革命，这无疑是十分精辟的。
稍后，张东荪在清华大学作演讲时，又进一步阐述了革命问题。他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到了非革命不可的时候也就只有革命这一条路”。革命有真假之分，“换朝代”的革命、没有促进生产发展的革命都是“假革命”。“历史上的革命都是失败的，我们要使整个历史翻过来，”为此，他号召：“要打倒假革命才有真革命，革命就是要使中国走上一条崭新的路，决不是历史上任何的旧路。”
主张“新型民主”，赞同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对中共进行革命的同情与理解，加上他很早就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络，从而使张东荪与中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思想条件基本具备。
继续与中共联系，参与北平和谈
抗战胜利后，原来负责与张东荪联络的中共地下党员殷之钺调到他处工作。在停战谈判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政治气氛相对宽松，张东荪便直接与在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代表叶剑英、徐冰等人联系。1946年初徐冰来到北平参加军调部的工作。在民盟华北总支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张东荪把叶笃义等民盟华北总支部委员介绍给了徐冰，从此，叶笃义等人便与徐冰也建立了联系。据后来叶笃义讲：“在此期间徐冰向我提供了中共关于和谈和关于军事调处的情报。关于和谈，徐冰说中共和国民党对旧政协决议的态度大有不同。中共愿意彻底执行这些决议而国民党则是蓄意反对它。关于军事调处，徐冰说中共对国民党和美国有所不同，对国民党采取针锋相对，对美国则是一方面揭露一方面留有余地。”叶笃义自然成为联系中共与张东荪之间的中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