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政党问题上，放弃排斥异己的政策，实现各党派联合抗日。张东荪认为，解决党争办法只能是：比赛和合作。比赛就是竞争：竞争就是看谁真能为民众谋福利，得民众的欢心，取民众的同情。在非常时期只有各派合作。
第三，国民党必须把国家的制度与党的组织区分开来，不能“以党代国”。张东荪认为，国法与党法必须划分，“国家的制度是属于一国的，是公的；党的组织无论专政与否是属于一党的，是私的。”私的组织乃是为了要运用公的制度才产生的。所以，国家的制度总是表，党的组织总是里。“即国法只是规定国家的制度，在这里决不能规定与党的关系。否则便是国与党的界限分不清楚。我说党只能运用国家乃是说党至多的限度亦只能替国家立一个国家的制度。”而国民党的统治却是国与党始终混在一起，以党治国，以党代国他。他强调，党的决议不能直接作为国家的法律，必须经过国家机关通过；党的机关不能规定在国家的制度中，“务使党的机关不规定在国家的法律上而不与国家的机关混成一个系统。”
第四，国民党必须放弃“世界革命”理论，进行民族革命。他批评说：自从国民党容共以后，“亦东施效颦起来”，也标榜进行什么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声称要完成中国对于世界革命的使命。张东荪向国民党猛喝道：“这些议论都是骗死人不偿命的。可怜国民党被骗了，还不自知。”他坚决反对进行所谓“世界革命”，认为这个理论“是共产主义所专有的，必定立于国际主义方可采用。若是以民族自救为立场，实无采取此说的必要。”他认为“党高于一切”的口号、“国民党自十三年改组以来所采取的一套革命理论与一套革命技术完全是共产党的”。国民党反共以后，自身“完全是无理论的，只在那里左支右拙地应付现实而已。”所以，国民党的出路就是首先将其一套不适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加以整顿，“而必须自身先变化其性质。换言之，即必须把他的血中所存的共产主义要素完完全全抽干净了方可。如此方可对付内忧外患的国难。”所以，国民党的出路不是各派如何与它合作的问题，“乃是国民党如何自己改变方针的问题。”
国民党要想有出路，要想“应付目前的难局”，必须解决好目前急迫的问题，如“对日的问题如何得一个出路”、“如何把武力置在政治力之下的问题”、“如何社会得安定的问题”、“如何生产的问题”等等。前一个问题是对外，后三个是对内。然而须知对外对内是一件事。对内无法解决这三个问题则那个对外的问题亦必不能有办法。所以，张东荪提出了自己对于国民党的期望：应该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必先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生存，”“必须改压制人民而为联合人民；改独力支撑而为全国一致的对付。”他又说：“对国民党的期望，统括上述的话，我以为国民党各派应得各自堂堂正正拿出政纲与政策来，与全国人共见。不要只是躲在空空洞洞的三民主义背后，专想拿武力来摆布。须知国家到了这步田地，已是再经不起几回内战了。”
（三）抨击国民党的对外政策，坚决主张对日作战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中国东北，接着向关内进攻，开始了其蓄谋已久的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而国民党当局却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对日政策实施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实际上只是一味妥协退让，不敢抵抗。面对国民党这种“勇于内战，怯于外战”的软弱行径，张东荪本着爱国主义热情，对其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他先后发表了《为国家计与为国民党计》、《教训》、《几句忍痛的话》等文章，一面批评国民党对外政策的错误，另一面主张全国各界停止内争，联合抗日。
张东荪认为，日本侵华的野心在1928年的济南惨案中已经暴露出来，但中国当局却不知警惕。后来制造的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更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野心，而无能的中国当局却依然是冥顽不灵，毫无准备。所以，东北地方当局和中央外交当局应该对失去东北四省负责，“送掉四省的责任不能不加在他们身上。国民若将来能拿出主人翁的地位来，必须有一天组织国民宣判他们以误国俸事之罪。”
面对日本的进攻，国民党当局应该立刻决定对日最后态度：和或战。但腐败的国民党当局，只是忙于内争，根本就没有将日本入侵当回事。如果国民党要想与日本讲和，就应该在“九一八事变”后确定下来，付诸实施，可是国民党却迟迟不决，一次次讲和的机会丧失了，而当这些机会都错过后，言和无从说起，弄成了一种不战又不和的困难局面。国民党不仅不承认自己的无能和软弱，反而将签订《塘沽协定》称为停战言和，这引起了张东荪的极大愤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停战不是和，乃是城下之盟，乃是屈服，乃是战败的自然结果。”国民党“真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大说谎家。”如果国民党决定最后的态度是战，就必须把全国的力量动员起来抗日，既不能把日本侵略当成地方问题看待，更不能仅派遣少量军队来应付。张东荪坚决主张“战”而不是“抵抗”。他认为，所谓战是指以全国力量来拼而言；所谓抵抗是指以局部力量来抵御而言。面对凶恶的日本侵略者，必须以全国的力量去抵御才是正当办法。而国民党当局却与此相反：“他们高标一方面抵抗一方面交涉的政策，于是说，不能战所以抵抗，不能和所以交涉。”这种政策，既不足给日本以教训，遏止其侵华野心，又为日本所轻视，更惹得日本人愤怒而愈骄横。所以，摆在中国当局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不与决裂，二是拼命到底。而国民党不战不和的态度是“惹是招非”的“掀起虎须”政策，不但“不足以制虎，结果反为虎所害。”
对于日本的进攻，张东荪坚决主张“不抵抗则已，要抵抗必须变为大规模的战斗，即无宣战形式而实质上必即是作战。这样的大规模抵抗虽未必即得最后胜利，然而却至少使日本有相当的损失。便是使日本付相当的代价，中国于此虽败犹荣。”而国民党政府却采取相反的政策：对于和以为是愈迟愈好，对于战以为是愈小范围愈好，因迟和可以表明他是无可奈何；小规模的战可以不致损失实力。张东荪批评说，国民党的这种态度，是“丝毫不知有责任”。国民党所谓“一方面抵抗一方面交涉”就是可和可战，随时和随时战。这种“始终举棋不定，采取可和可战的方针”，其结果必然导致既不能和，又不能战。“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
为什么国民党政府不能迅速决定“战”或“和”？张东荪认为，这是因为“这个政府以往的成绩太坏了，他们的历史太坏了。以这样的坏东西来讲和，必定使人疑心其为卖国。”他分析说，人民对于国民党政府缺乏必要的信任，所以人民所怕的只是现政府万一来一个对外大拍卖对内大高压，所以，国民党不可能走上与日本讲和的道路。而国民党又总是“以抵抗为名来搪塞舆论，同时却始终不肯牺牲他自己的真正实力。他以为若拿实力去拚必定有损失，损失了他的地位便无法维持。所以他宁愿日本人占了中国的土地，而不愿自己的实力真有损失。”国民党又不能很快决定对日“战”。这样，便造成了“人民愈主战，政府愈不敢上前”的奇怪局面。造成这种局面，表明“政府与人民成为两橛”，即“政府与人民的利害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又怎能“毅然决然于或和或战的两途中，任择其一而彻底做下去”？
为什么会造成政府与人民利害不一致？这是由于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结果。然而，令人愤慨的是，国民党不仅不对此负责，反而将外交上的失败与无能都归咎与人民。国民党“不但不更换宰相，并且连罪己诏亦不下，好像他们根本上就没有错一样。”“国民党到了现在，四省的土地不知何年何月始能收复，然而却始终在表面上没有向国民认过错。”所以张东荪认为，国民党的政治“不仅是开倒车退到君主专制的政治，乃并且退溯到古代酋长式的政治。”这种“酋长式的政治”，导致了人民与政府“二者的利害不一致”。所以，中国政治的问题，“在人民方面早已不要求开放政权了”，而是如何抗日的问题。
张东荪认为，要抗日，必须改良国民党的弊政，使国民党改变内外政策。他反复强调：“政治不良则决无法对外”。因为对外总可有办法，或和或战，不是无路可走。所以，“必先在内政上求一条出路”，才能进行对外抗日。这样，“民主”与“抗日”便是密不可分的。改革政治的出路，就是结束训政，实行真正的宪政，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停止内争，停止内战，共同对外。他指出，“没有一个专制国遇着了外患，而能够办到一致的。一个国家，其政治愈专制，一旦有了外患，其政府要想去对付，因人民平日不信任的缘故，决不会有结果，势必演成革命。所以外患临头，在政治修明的国家立刻可变为举国一致；而在专制虐民的国家必反而引起革命。”
那么，中国今后的出路在哪里？在于将中国变为一个民主国家。依靠什么力量来变中国为民主国家？张东荪痛心地指出，这样的民主国家是根本不能依靠国民党来建设，因为一个个事实已经证明：“国民党的政府根本无望”，过去对它所抱的种种希望都一次次破灭了。这样，就必须依靠一个“新势力”。他说：“我敢郑重告诉大家说，以后的出路只看中国能不能有一个新势力，这个新势力出来必须把一切旧势力恶势力而廓清之。”就是依靠这个新势力，将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使人民与政府的利害一致。他自信地说：“只要有一个健全的主体，政府诚心为国，人民的利害与当局一致，则倘不能战即可走和的路。或和或战总可有一条路走。”他又强调：“在现状下，对于和战都无法主张，因为主和便是卖国，主战便是惹事，卖国则永劫不复；惹事则损失更大，所以在现状下，主和的人不一定错；主战的人不一定对，须知主和的人亦不定对，主战的人亦不定错，因为今天的中国已成了一个啼笑皆非之局，因此必须另起炉灶，造成一个新的势力。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方能有路可走”。国民党没有希望，别的政治势力也没有希望，“各方面的不悔悟不改过已经证明了”，希望只能寄望于培养“新势力”上。
张东荪对国民党的揭露是非常深刻的，抨击也是十分激烈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由国内矛盾转化为中日民族矛盾，抗日成为最重要的事情。张东荪坚持民族主义立场，对国民党对日妥协的外交方针进行猛烈抨击，坚决主张抗日，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要抗日，就必须实现国内和平，停止内战，消除内争；而要停止内战和纷争，国民党就必须开放政权，放弃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所以抗日与民主是紧密相连的。张东荪对国民党的训政理论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无情批驳，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强烈要求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还政于民，这些主张是合乎历史发展趋势的，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反映了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政权日益失望和强烈不满的情绪。他所提出抗日必须首先改革内政、国民党应该改变内外政策、抗日必须要集合全国力量等主张，显然也是正确的。
30年代，张东荪虽然对共产主义也进行了批评，但其重心显然在于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对日妥协政策的抨击上。这些批评和抨击，基本上是站在抗日和民主的立场上进行的。而批评和抨击的目的，主要是促使国共两党改变政策，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所以，张东荪虽对共产主义进行了非难和批评，但主要是集中在“理论”上；他对国民党进行的猛烈抨击，主要集中在国民党的“行动”上。同时，也应该看到，张东荪批评国民党的目的，主要还是希望它能够改变政策，并不主张推翻其统治，这与共产党是有区别的。他在解释为什么要抨击国民党时说：“老实说，我们是党外的人，本来不能有所论列，并且亦不愿管此闲事。无奈国民党与国家的关系太密切了。他的一举一动都足以使国家蒙极大的影响。我今天来说几句话原是想使国家的损失少因国民党而加重，人民的痛苦少因国民党而延长，如此罢了。”
正因如此，张东荪对国民党一方面进行抨击，另一方面期望它能够转变政策、结束训政走上抗日民主道路。然而，国民党不愿自动地放弃一党专政、实行宪政的事实，使张东荪意识到：必须另起炉灶，造成一个新的势力，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方能有路可走。这个新势力，实际上就是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种势力。他的这些主张，与“修正的民主政治”是一脉相承的，其真实目的仍然是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