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宦世家，书香门第
张东荪，原名万田，字圣心，自号东荪，浙江钱塘县人。
钱塘县清代属杭州府。杭州府为浙江省的省会，辖仁和（附郭，城北）、钱塘（附郭，城南）、海宁、富阳、余杭、临安、于潜、新城、昌化9县。钱塘县与仁和县同驻杭州城（今杭州城区），同为府治。钱塘辖附郭和城南一带；仁和辖附郭和城北一带。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2月，两县合并改名杭县。1927年5月，划城区置杭州市。解放初，县治迁拱震桥。1958年裁县入杭州市及余杭县。
近代的杭州，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人物。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号碎佛，笔名别士，1890年中进士，任礼部主事，与张东荪的哥哥张尔田交往密切。孙宝琦（1867～1931），晚年自署孟晋老人，曾任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王克敏（1873～1945），1903年乡试中举，被派到日本任留学日本浙江学生监督，后改为驻日公使参赞，1913年去法国，后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此外还有陈叔同、陈蝶仙等人。
据张家保存下来的《增订张氏近世考》（后半本）记载，张氏12代以前姓陈，后来过继给张家，从此便姓张。对此，张尔田说：“张系海宁陈，明万历间，有讳世荣者育张，遂后之，始迁郡城，籍钱唐，为其县人。”张家世代以耕读传家，到第五世时，家族始显贵。
“五传至映辰，以文学受知高宗纯皇帝，位终兵部右侍郎，督察院左都御史，族始大。”第六世张云敖，在清代文界颇有名气。据邓之诚作《张君孟劬别传》称：“先世藻川侍郎始贵，侍郎子仲雅撰《选言胶言》，以文学显。”杭县人夏循自作《张先生孟劬传》，也称：“清嘉道间有云敖先生，号简松，精选学者，其高祖也。”从侍郎以下到张尔田、张东荪兄弟，共五世，“皆仕宦，代有撰述，称为清门”。
张云敖有四子，即第七世张裴、张褒、张裕和张世均。张裴字眷三，号补梅，是云敖的长子，曾做过江苏嘉定县知县和江苏泰州知州，他有四子：开保、承保、之杲、之豫。三子张之杲，这便是张东荪的祖父，号东甫公，生于乾隆壬子五月二十三日（1792年7月11日），钱塘县附贡生，遵酌增常例，报捐知县，分发江苏。1830年署华亭县知县，1832年起先后任江苏嘉定、吴江、阳湖、长州、元和等县知县。1843年升授泰州知州；任泰州知州达10年之久。1853年，太平军先后攻陷江宁（南京）和扬州；1853年9月，张之杲守卫泰州，积劳成疾，病死在任上。1857年奉旨照军营立功，后积劳病故，例从优议恤，被清廷追赠道衔，赐祭葬，恩荫一子，以知县归部候选。1886年，奉旨崇祀泰州名宦祠。遗著有《初日山房诗集》六卷和《泰州保卫记》一卷。
张之杲有三子：上运、上绶和上禾。上运、上绶幼年夭折。当时仅存幺子上禾，这便是张东荪的父亲。张上禾，字子盛，生于道光己亥三月十三日（1839年4月26日），其幼年失母，聪颖好学，“君生乳抱失母。徇斋孺慕亢亢，熊角不侪凡，僮及长，益刮于学，出语惊。”当张之杲病逝时，上禾年仅15岁，补杭州府博士弟子。“屡逐群士秋贡。君文高，不中程辄踬。”他没有能够通过正常的科举取得功名，只好以父亲的军功候补知县。1969年选授直隶昌黎县知县，此时年已30岁。1871年调补博野县知县，“博野瘠邑，民悍，窝盗，名难治。君下车，擒大猾，县大惊。桀者挺劫官牙，君又擒之，一绳以法。愈治，则庀（治理）庠校，增膏廪，鹕习斋之学，淑人再积。”很有政绩。1874年调署抚宁县知县，得遇李鸿章，李曾惊曰：“君儒者，乃此耶？”意欲提升，但由于其他官员的嫉妒和攻击而作罢。1881年调补塞北万全县知县。1886年调署内邱县知县。后又调任静海、获鹿知县。
张上禾的元配夫人为杨氏，福建城县人，娶进张家后不久病逝，年仅25岁，没有子女；随后，上禾与江西的万氏订婚，但未来得及迎娶，万氏便殇；接着又续娶陈氏。陈氏为同里人顺天府府丞陈宝禾的女儿，山东候补盐大使陈璋的胞妹，在张上禾任昌黎、博野县知县期间，迎娶陈氏。1874年3月17日，其长子张尔田生，后来又生有二子，均不满2岁即殇。
1886年12月9日（光绪丙戌十一月十四日），张上禾的第四子出生，这便是张东荪。张东荪，原名张万田，字圣心，是张家“田”字辈。“东荪”是后来他自己取的名字，意为：东甫公的孙子，表示对祖父为人与功业的敬仰。张东荪出生于直隶其父刚刚赴新任的内邱县。童年时期的张东荪似在北方内邱、静海等地县衙中度过的。父亲当了一辈子县令，虽时时想进取，并为政清廉，颇有政绩，并被曾国藩称为“儒吏”，也曾得李鸿章和王文绍的赏识，但由于清朝官场腐败，官员间相互倾轧，他失去了多次提升的机会，一辈子只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低级官员。由于官场不得意，张上禾对于政事也并不关注，喜欢诗文，尤其在词学方面，很有造诣。清朝的地方官，薪俸低微，生活是很清贫的。
清朝官场的腐败，给张东荪幼小的心灵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据后来张东荪向其孙子讲：县衙脏得很，落满了鸟粪。他亲眼见，原告被告上来，不问话先打板子。张东荪曾好奇地问其父：为什么要这样？其父回答说：“刁民喜讼”。根据他的经验，凡是喜欢打官司的没有几个良民，多是些刁民，上来先揍一顿，准没有错。
1893年1月25日，张东荪的母亲陈氏不幸病逝，年仅40岁。张上禾带着张尔田和张东荪扶棺回籍，将陈氏葬在浙江丁家山祖坟。幼年丧母，对张东荪来说，无疑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在其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对其早年的情感和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按清朝的制度，即使在外地为官的子弟，也必须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如不回本籍，就无法参加县试和乡试。张尔田到了科举考试的年龄，必须回原籍。但目前尚不知张尔田是何时回的原籍，是何时取得的功名。1893年张尔田与张东荪兄弟此次回原籍葬母，可能再没有随父回获鹿，而是留在钱塘原籍读书，张尔田自然担负起教育东荪学习的任务。
张东荪的哥哥张尔田，字孟劬，自幼聪明，承袭家学。早年有文名，中过举人，曾任刑部主事、知县等职。杭县人夏循自作《张先生孟劬传》称：“先生生而敏慧，读书过目成诵。幼承家学，潜研文史，不事帖括。”邓之诚作《张君孟劬别传》称：“君少以辞章擅名，为文规摹六朝，诗逼似玉溪。从官直隶，以例监生入试北闱，被放，旋依例为刑部主事，改官江苏试用知府。”又称他：“深思力学，无所师承，而卓然名家。少尝从武进屠寄、固始秦树声、长洲章钰学制艺文，比声名既盛，君所师者，或转欲师之，然君终身执弟子礼不改。”辛亥革命后，“专心著作，于学无所不窥。”主要著作有《史微》八卷，《玉溪生年谱》四卷，《列朝后妃传》二卷，《蒙古源流笺证》八卷和《钱大昕学案》二卷。据邓之诚说，民国初年张尔田“居上海时，与海宁王国维、孙德谦齐名交好，时人目为海上三子。”
可见，张尔田在晚清便以文史著称于时。他比张东荪大了12岁，自然成为其启蒙老师，督责他研习经籍，进行正统儒学的教育。1893年，母亲陈氏去世时，张尔田已20岁，张东荪年仅8岁，照顾和抚养张东荪的任务便落到张尔田身上。张尔田个人婚姻也颇不顺利，其妻为其舅陈少嘉的长女，算是亲表兄妹，可惜刚过门就病逝，年仅16岁；继娶潘氏，但一直没有子女。他性格忧郁，一生郁郁寡欢，但为人忠厚，也颇有文士多愁善感之慨，对其弟曾进行了严格的启蒙教育；在立言、立德等方面，为张东荪树立了一个学问和道德的楷模。夏氏说：“先生幼而失恃，介弟东荪，年在辔觳，庭训之余，抚教并施，友于至笃。迨其授室，雍睦之称，遍于戚党……阃门内外，迄无间言。其刑于之化，孰能及之。至若接人以诚，苟属知交，咸生敬慕。其启迪后进，孜孜不倦。平生寡嗜欲，自奉约而与人厚。”
张东荪在父、兄督责下，自幼受过正统儒学的系统训练，儒家的经典如四书、五经等都进行过认真研读，打下了深厚的旧学功底。不仅如此，自幼所受的严格的儒家经典的教育和深厚而持久的儒家道德思想的熏习，形成了他最初的道德观和人格气质，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张东荪后来的思想和行为。中国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救国救民的责任感、注重个人道德人格的修养的意识、居安思危、不畏强权的气节等等，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儒家所注重的道德主义、中庸思想等等，也在他身上有体现，也影响了张东荪一生的言行和思想。
对于早年正统教育对自己的深刻影响，张东荪晚年曾回忆说：“我是旧社会中长大的，这个古老的衰朽的旧社会把封建传统就种植在我身上。我从小即读中国旧书。孔孟之道、中庸主义在我身上有深厚的根基，养成一种气质，总是以为清高最好。自命不凡，爱好名誉，有时自以为倔强就是有气节。对于别人总是瞧不起，有时到处滥用温情表示慷慨。但是其他方面又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心，只佩服心中真使我佩服的人，但不轻易佩服人。自己总以为我有一些长处，我要用我的长处来表现我自己。这实在是中国封建式的个人主义。封建的个人主义有时也与封建的民族本位思想相结合有狭隘的爱国观念”。幼年的正统儒学教育，将张东荪培养成一位具有儒家理想人格的典型士人。
张家素以诗赋文章传家，其兄尤以文史见长，张东荪自然承继了家学，受到系统的文学、诗歌、词赋方面的严格训练。张尔田在诗词方面有专长，据邓之诚说，他“诗八、九百首，皆不留底稿。门弟子辑文，得百余篇，厘为四卷，藏于家。诗仅存《槐居唱和》一卷，盖与之诚愤倭难而作也。晚岁喜填词，以写其幽忧忠爱之思，成《遁堪乐府》二卷，论者谓半塘、古微而外，未有能及之者也。”在张尔田的督责下，张东荪在书法、吟诗、填词、作赋等方面，都有相当的长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张东荪的父亲张上禾在辞官回乡后，也致力于研讨诗词，这对于张东荪在这方面的训练颇有影响。这在日后所作的诗词歌赋中可以看出。在民国初年，张东荪曾借诗词来抒发情怀。在他的晚年，主要靠吟诗、填词来寄托自己的期望，抒发难排孤愁。
偶读佛经，突生痴想
张东荪在《思想与社会》序论中说：“著者有哲学兴趣是在十六岁的时候。当时读得佛书《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不禁手舞足蹈。”张东荪16岁，应是1901年前后。
张东荪对佛学感兴趣，与其兄张尔田似也有关系。张尔田不仅对文史、诗词有很高的造诣，而且对佛学也颇有研究。据夏氏说，1895年左右，张尔田在北京与夏曾佑论学时，就佛学问题进行过讨论：“若夫释典，夏氏自谓席大乘，先生则小乘。其所诠解注释之经，如《俱舍论》及《阿昆达摩讲疏》，苟非夙慧，无由窥测。”这对张东荪影响很大。张东荪当时所研习的佛经，应该是其兄所置。
为什么张东荪如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信仰佛学？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上对此有过精辟论述：“晚清之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其原因为：“社会既屡经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闷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要逃遁而入于佛。”除此之外，张东荪对于佛学如此感兴趣，显然与他幼年丧母的经历有关，更与其所萌发的“非窥探宇宙的秘密，万物的根由不可”的痴心妄想有关。对此，张东荪在1928年曾说：“我是十八岁读《楞严经》便起了哲学的兴味。平素曾有一种痴心妄想：以为非窥探宇宙的秘密，万物的根由不可。”
张东荪当时对于佛学研读的具体情况，现在无法详知，但从其后来对佛学思想的见解看，他的确对佛学下过一番苦功夫。他不仅为其所包含的深奥哲理所吸引，对其义理有所体悟，接受了佛学的宇宙观，而且也努力于佛家的“做工夫”以期修成正果，证得“真如”。因为在他看来，佛学与佛教是一回事，“我以为不做工夫而谈佛理不是真佛学”。这样，他便自然成为佛教的信徒。张东荪对佛学的研读见解，从他1922年发表的《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可见一斑。他说：“梁书最精的地方自然是论佛家哲学了。……他先从佛家的做工夫上说起，须知佛家的‘修’是根于他的宇宙观与人生观而一贯的。他说做工夫的第一步是排斥知识而复返于现量；第二步是更进而实证真如。……佛家以为本体好象一个静止的大海，而生命即其突起的一波，波一起了于是才有物我与能所。波若自落，则一切皆无，岂不是复返于真如么？因为波自落则没有了个体，没有个体则无物，无物则无空间，无空间则无时间，宇宙便‘还灭’了。……照这样说，佛家是以为宇宙由动而成，但是这个动却是静的变幻，所以非复返于静，不能证得绝对，因此主张做工夫，从这一点上看我是佩服佛家有实验的精神棗这种精神和科学的精神没有两样，所以佛家不是单纯的诡辩。这是我佩服佛家而以为是西洋许多哲学家所未见到的。”
张东荪留学日本，到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专门攻读哲学，显然与他此时信仰佛学有密切关系。然而，当他接触了西方自然科学和西方的哲学思想后，开始了一生中思想上的深刻转变。起初，本是佛教信徒的他，经常和蓝公武讨论生死问题，并曾到佛堂听“谛闲大师”讲佛，但很快便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并为之折服。“我在那时已略略领受西洋哲学的滋味，尤其对于心理学起了兴味。”所以，当蓝公武对他讲“大悟万物唯心的道理”时，他开始用已掌握的西方自然科学对佛学思想进行反思，于是“便生了一个疑问：即佛教所谓解脱或涅炏的境界是否一种心理的变态”。当时，他“心中颇想肯定此问题，只因学力太浅，没有得着充分的证据”而作罢。
1922年，张东荪经过一番思考后，在批评梁漱溟的文化观时，阐述了自己对佛学怀疑的具体意见。他说：“我以为照这样做工夫（我以为不做工夫而谈佛理不是真佛学），一个人证得真如以后怎么呢？于是便有两个问题：（一）是不是因为静止的大海已起了数的波，其中一波自落是不中用的，非无数的波都自落不能到真如境界？（二）假定是如此，则修行证果的个人仍须生活在世上则应如何生活？在这个地方佛家的矛盾便发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