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应该正确地在报纸上开展自我批评。在报上具体地指出一些坏的现象是正确的。但对“群众的积极性，各种伟大的运动，总之，苏区一般的社会改革，从政治经济的大问题直到种种人情风俗、日常生活上的问题，却只有笼统的叙述。……这是应当改正的，关于优点和胜利的记载要更具体些。”在报道坏现象和缺点时，应该报道“党的纠正政策”。
第三，报纸在编辑方面偏重于鼓动性的报告胜利的标题。应当使红军和工农群众每天了解战斗的总形势。对“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要作明晰的连续的报道，“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
第四，加强社论和论文的指导作用，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对群众的某些疑虑，要作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对于新问题，要时常发表有指导性的解释论文。要指导各级政府和党部怎样去解释，并且直接对人民群众说明党的政策的意义和具体的办法，“这样可以大大的帮助简单的法令，可以领导民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恶习。”
第五，要开展工农兵通讯运动。报纸不能只靠偶然的外来投稿。除了组织特约通讯，派出记者到各重要战线和重要区域以外，还要开展工农兵通讯运动，即组织每个地方、各条战线的工农兵通讯协会，把能够写些通讯的兵士、贫农、工人组织起来。
第六，建议发行“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工农报》。
当时，中共中央设有中央党报委员会，直接贯彻中共中央的意图，指导中央机关报刊。因此，瞿秋白在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和主编以后，并不能使上述改进《红色中华》报的正确意见，完全付诸实践。在“左”倾路线达到顶点的时期，瞿秋白在党内继续受到排挤，没有发言权。据《红色中华》的编委韩进回忆，连当时的中央党报委员会的成员陆定一都有意避免与他见面，以免引起嫌疑，受到更大的迫害。瞿秋白与毛泽东关系极好，他们同受排挤，政见相同。人们常常看到这两位诗人，坐在树荫下、草地上，背靠着背，互相酬唱。富有幽默感的毛泽东，有时还与瞿秋白开个小小的玩笑，问他是不是想念杨之华？但是，他们也只能通过吟咏，抒发一点不平和愤慨之情，曲折地表示他们对“左”倾路线的不满。
这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成为苏区一切工作的重心。《红色中华》的宣传报道，自然是围绕这个重心，动员一切人力财力，支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因此，报纸大力地宣传了扩大红军的运动，大量报道了人民群众踊跃参军的模范事迹，介绍各地在扩大红军中的先进经验，批评了某些地方在扩大红军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推动了人民群众参加红军的运动。报纸大力地宣传了节约粮食、节省经费支持红军的运动，号召人民群众为保卫苏区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外，《红色中华》还报道了苏区的“肃反”，批评了官僚主义。当然，在“左”倾路线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红色中华》不可避免地要宣传“左”倾路线的错误主张，诸如过左的政治口号，过左的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过左的党内斗争和肃反政策，等等。这些错误的主要责任，不在瞿秋白，而应由中共中央来承担。这是不说自明的。
在瞿秋白主持下，《红色中华》这时在依靠群众办报方面有所发展。报社成立了通讯部，拟订了开展工农通讯工作的计划，规定了帮助和培养通讯员的办法。报社向通讯员发了聘书，定期给他们发报道提示，并出版油印的《工农通讯员》，二十天或一个月出一期。内中对通讯写作内容、方法和注意事项，都有通俗浅近的讲解。通讯员的人数不断扩大，由报纸创刊时的二百多人，增加到近千人，形成了一个包括各地方、各系统的庞大通讯网。
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担任中央局宣传部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为了保守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红色中华》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现，一切照旧：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版式不变。报纸内容仍以报道战争通讯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到的各苏区捷报，但不提红军的具体行动情况。瞿秋白搬到报社来住宿，与其他两位编辑韩进和袁血卒，一起承担报纸的编务工作。另一个编委谢然之藏在农村养病，不来上班，后来在敌人大搜查时被捕叛变。瞿秋白带病和其他同志一起坚持报纸的正常出版，每周出二三期。以后，敌军逼近了，瞿秋白便随军行动。白天，他与大家一起步行，爬山，沿途还做鼓动工作。到达宿营地，大家休息了，他还要连夜写稿审稿，以保证报纸按时出版。他也注意调动身边工作的同志，鼓励他们经常为报纸写稿。这样，直到1935年1月中央局正式决定突围转移时为止，瞿秋白把《红色中华》报坚持办到最后一期。在中央苏区报刊新闻工作中，他是忠于职守的杰出的领导者。
领导苏区文艺工作
苏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中央教育人民委员的起居室和办公室，设在一个狭小的土房里。房中除了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旧桌子和几条长板凳外，就是一个所谓书架：一块长木板上放了许多文件和书籍。瞿秋白到达苏区时，敌人封锁最严重，因而生活也最困难。据老同志回忆，当时粮食按人分配，每日十四两到一斤四两；食盐每人每日只有一钱，且职无高低，人无老幼，大家一样。
有些人处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往往会丧失奋斗的勇气，留恋或追求物质生活的安逸。但是，在苏区的革命者们却充满了革命理想和追求，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这集中表现在苏区文艺工作的蓬勃发展。
苏区的文艺工作，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红军系统以红军大学为中心；一是地方系统，由教育人民委员部隶属的艺术局统一指导。瞿秋白在苏区期间，始终把文艺工作放在自己的重要工作日程上。苏区工农剧社，最初是由外来的少数文艺工作的爱好者与红军中高级干部发起组织起来的，很短时间推广到省县区建立分社。1934年4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批准的《工农剧社简章》明确规定工农剧社的性质和任务，指出：“工农剧社是工人、农民、红军、苏维埃职员等研究革命戏剧的组织，以发展戏剧战线上的文化革命斗争，赞助苏维埃革命战争的艺术运动为宗旨。”“工农剧社支社各在所属俱乐部筹备并举行演戏晚会或表演活报，组织音乐队、唱歌队，以及其他更简易的化装表演、双簧、说故事等游艺；平时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研究戏剧理论及剧本，收集当地材料，练习上述各种游艺，并按时将工作情形及所收集的材料报告分社。”支社由工厂、工会、合作社、学校、部队、各级苏维埃机关及革命团体组成，隶属于各该团体机关的俱乐部。在一县范围内，已经建立了三个以上支社时，可联合组成县工农剧社分社；然后产生省分社和中央总社。由此可知，工农剧社是开展群众性文艺工作的组织。随着工作范围的扩大，文艺工作干部的需要也越来越多，为此中央苏区创办了第一所戏剧学校。戏校原称“蓝衫团学校”，瞿秋白提议学校名称应以高尔基来命名，他说：“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他推荐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和戏剧《下层》给做文艺工作的同志说：“那真正是表现劳动人民的小说和戏剧。”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由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艺术局长李伯钊担任。戏校任务是“栽培苏维埃戏剧运动与俱乐部、剧社、剧团的干部，养成苏维埃运动的人材。”戏校内设中央苏维埃剧团，“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之下，举行定期的巡回表演”，“助理戏剧学校的实习课目的教授”。高尔基戏剧学校及中央苏维埃剧团，会同工农剧社中央总社“编发戏剧运动函授讲义，在理论上及实际上领导全苏区工农剧社。”
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创业是艰难的。瞿秋白用鲁迅的话来鼓励李伯钊：“路是走出来的。”又说：“革命的戏剧学校在苏区还是初生的婴孩，慢慢抚育吧！不要性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