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促使中美避免冲突、增强合作的因素外，还有一些因素也会间接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较为突出的有两个，即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和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复杂性。
一、遥远的崛起之路
有些美国战略专家认为，中国离真正实现崛起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面对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如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生态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政治社会稳定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等，能否最终实现崛起，还是不确定的。就拿经济发展来说，中国经济已经实现持续25年的高速增长，在未来20年内，继续保持同样的高速增长将非常困难，世界上也没有先例。如果中国的发展遇到困难，国力增长的速度就会放慢，美国也就可以减缓把中国作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战略调整进程。
<保罗·肯尼迪谈中国和平崛起>
问：现在美国学界和政界都很关注中国和平崛起这个话题，您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
答：我正教授一门关于当代世界事务的课程。我们考察像环境发展、人口发展、国际贸易这样的全球事务。现在我们正看不同的地区，也关注崛起的中国。10天前，在《金融时报》有一篇很长的关于中国迅速发展的文章。有一组关于中国外交事务的文章。学生们将阅读并讨论它们。
大概学生们首先会提出“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迅速发展是否会伴随大起大落？”、“都有哪些不确定性？”等问题。其次，中国迅速发展能否不以毁坏环境为代价？第三，社会主要阶层是否会同等受益？或者说，是否会出现一些亿万富翁，同时却有大量的贫困的农民。第四，中国经济变迁和社会变迁是否最终导致政治体制的变迁？如果你改变了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也将改变。这种情况会在中国发生吗？第五，中国财富的增长、富人的增加是否会转化成军事能力的增长和防务扩张？最后一个问题，中国与其邻国及美国的关系会如何？这些关系会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而变化吗？
没人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对我来说，它们似乎是人们正发问的问题，是最经常被问及的带预见性的问题。中国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它是否会伤害环境？是否改变国内政治，特别是共产党的作用？它是否会影响同邻国的关系？中国会成为军事上更强大的国家吗？
<约瑟夫·奈谈中国国内政治与中国崛起>
问：您认为20年后，中国的综合国力能得到大幅度提升吗？
答：那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内部会发生什么。如果中国继续在民主方面有进步，继续发展庞大的中间阶级，我想，中国大概将变得更民主。因为我认为，当有了一个庞大的中间阶级的时候，是很难再维持威权体制的。我认为，宪政文化对实现民主非常重要。所以我不认为，中国走向民主已经具备了文化载体。在威权体制下，中国经济一旦表现不好，就会引发大麻烦。
<弗朗西斯·福山谈中国崛起>
问：您认为中国能实现和平崛起吗？
答：我不知道怎样能预测中国成为一个像美国一样强大国家的潜力。这依赖于它维持稳定和政权合法性的能力。保持经济在很长时间内高速发展是很难的。在90年代，日本是主导力量，但在后来10年它遇到很多问题。所以，预测是很难的。我不知道中国怎么能成在某一天成为像美国这样强的国家。
<李侃如谈中国崛起的制约因素>
问：您提到，有许多因素在制约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就国内政治来说，主要是什么？
答：中国国内政治不仅影响着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影响到对外关系和国家统一问题。目前中国国内政治有三个问题比较突出：
一是权力结构。中央层次存在着实际上的二元结构。更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集权很必要，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但是中央应当适当地与地方分权，发挥地方政权的积极性。
二是道德问题。现在给人们的印象是，中国人很不讲道德，只认钱。“发展是硬道理”没有错，但发展并不是一切。不讲道德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
三是宗教问题。中国过去将宗教看成是社会的消极力量，其实不是这样。在美国，宗教对稳定社会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人们遇到不好的事情，不是怪政府，而是怨上帝。宗教是缓解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缓冲器。中国现在仍然没有充分重视宗教的作用。人们有了问题，就将责任推到政府和共产党的头上。这不利于社会长期稳定，也不利于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陆伯斌谈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
问：您知道，很多美国学者在关注中国和平崛起这个话题，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这要看崛起是什么含义。如果说中国崛起意味着中国要成为像美国那么强大的国家，那我的看法是，中国必然崛起仍是不明晰的。如果说崛起意味着这个国家影响力的大幅度增强，那么我认为，中国从1949至1989就是崛起的大国。这就是为什么美中间发生了许多冲突和战争。中国不得不用其更强的力量迫使法国、美国、俄国离开中国，迫使美国离开北朝鲜。但是现在我认为中国已经成功。现在我们是非常稳定的力量。中国进一步崛起，需要在东亚发展力量。我不认为，中国有可能在未来10－20年或50年间挑战美国。我认为东亚的力量是十分稳定的，不存在崛起大国引发战争的威胁。
<林蔚谈中国崛起的制约因素>
问：您对目前人们关注的中国和平崛起问题有什么看法?
答：我认为，在未来10-20年内，中国的主要问题不是来自于国际，而是中国国内。目前中国农民人均收入大约250美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大约750美元。而在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这个数字都在5位数。所以中国比较之下是个很穷的国家。还有，所有世界领先国家都是宪政民主体制。他们都享有言论自由。他们都有选举。他们都有多党制度。唯一有点例外的是俄罗斯。但俄罗斯已经与过去有很大不同。所以我的看法是，中国面临的挑战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失业。失业在中国现在大概是每10个人就有1至2人，在10%至20%之间。失业率非常高。我认为，对中国来说，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她必须继续推进政治改革。我还认为，政治改革意味着共产党将不得不放弃它的权力。还有个问题是，共产党将与改革相伴而生。我的意思是，某些东西将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一样，他们让苏联的变迁和平地进行。或者他们试图阻止政治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国将出现大混乱。
<芮效俭谈政治体制改革与中国崛起>
问：有人说中国不实现民主化就不能真正崛起，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实际涉及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一个是中国能否在不改变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取得持续的经济发展？另一个是改变政体是否会带来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从以往的历史来看，答案很不确定。首先，我们从未见到过这种情况发生在处于像中国这样发展阶段的国家。在韩国，军事政变和动乱伴随着国家由军事独裁政府向现在的民主制度变迁的过程。泰国也有相似的情况，出现过军事干涉和军事独裁，然后让位给平民的、相对稳定的民主政府。台湾是惟一在没有动乱的情况下成功实现由一党威权体制向多党民主体制过渡的地方。这主要归因于蒋经国的非凡智慧。他做了两件几乎不可做成的事。他让台湾人在政治制度中得到真正的权力；他使一党制转变成了多党制。两件事都未引起动乱。这确实是非凡的成就，尽管它也带来一些现在看来是很严重的问题。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没有认识到变化必然要发生，并且没有为之做好准备。结果印尼的民主化伴随着动乱。尽管这个痛苦变迁不是绝对必然的，但苏哈托的愚蠢使之不可避免。我要强调的是，今天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没有伴随着民主化。就中国来说，某些进程已经发生。中国实际上在向这个方向迈进。不过，希望出现人们所看到在韩国和泰国那样的秩序变迁还为时太早，因为刚刚发展了20年，它们用了40年。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需要政治体制变革的足够的压力。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将能否掌控伴随着经济和社会体制变革的政治体制变革的命运。那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如果中国不能稳定发展并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将会增加同邻国和美国及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危险，并且增加国内不稳定问题。
二、美国可以坐山观虎斗
有些战略专家认为，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同周边大国如日本、印度、俄罗斯的关系将越来越复杂。这些国家比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更为敏感，更担心中国的“威胁”，美国完全没有必要自己亲自出马“遏制中国”，反倒可以坐山观虎斗，或者通过支持中国的周边战略竞争对手来达到阻止中国崛起的目的，而自己只需付出很小的代价。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就描绘了这种地缘战略图景。如此，美国根本没有必要过早地改变现行的以接触和合作为主的对华战略。
<李侃如谈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
问：现在许多人都在谈论中国和平崛起问题。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一个关键因素是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您怎样看中国和平崛起与未来的中美关系？
答：对中美关系做长期展望很难，不过近5年的发展态势将决定未来10-20年的发展前景。我认为，近5年内，唯一可使中美走向冲突的因素是台湾问题。
问：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崛起必然引起中美冲突，所以中国不可能实现和平崛起。您怎样评价这种观点？
答：那些现实主义者关于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的预测都是以中国崛起为前提条件的，而在我看来，中国崛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崛起既受到中国自身发展条件的制约，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
问：您说的外部因素，主要是中美关系，对吗？
答：不完全对。从长期来看，中国未来的真正竞争对手不是美国，而是印度。印度与中国有很相似的国情，但是印度有许多优势，比如民主制度、良好的教育、高科技产业、英语等等。单从经济角度说，中印之间的竞争性远大于中美，而互补性却不如中美。
<白瑞·罗森谈中国战略形势与中美关系>
问：许多美国学者争论，目前中美关系相当好，只是因为“9·11”，美国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反恐上，较少关注大国或战略竞争对手，像中国和俄罗斯。也许在将来，从长期来看，中美会走向冲突。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我认为用“冲突”这个词重了点。实际上，中国的战略环境很脆弱，同德国大不一样。中国的东面有日本，北面是半死不活的虚弱的俄罗斯。我认为，中国必须非常小心行事。首先要考虑的是，冲突将给中国和美国带来什么利益。
<斯乐伯谈东亚安全与中美关系>
问：您怎样看中美两国在东亚安全中的地位与作用？
答：东亚正面对的更广泛的问题是复杂的。我想，今天绝大多数主要国家间的双边关系都好于50年代。中俄关系改善了，我们同俄罗斯的关系改善了。普京既同西方交好，也同亚洲亲热。他要把俄罗斯建成一个全球力量。我们同日本在安全方面的关系很牢固。我们关心日本在从事认真的改革上所遇到的困难，所以我们督促小泉沿着改革方向继续走下去。但总的来说，我们的关系是好的。
东亚的问题是，绝大多数多边组织，正式的组织，正取得一些进步，但只是处于论坛状态，没有行动。我想，维护和平，这些多边组织还不具备能力。它们把领导人聚到一起，谈论问题，评估经济领域的进步。但是在战略意义上，它们还远谈不上有效。与此同时，美国的亚洲政策依赖于两个基础。一个是国家协作。即国家联合起来处理共同面对的问题，如朝鲜问题、经济问题、人身安全问题、资源问题、人口统计学的问题、污染问题。所有这样的问题，美国都不需要建立联盟，而是大国协作。同时，另一个基础将是继续维持力量平衡，继续保持同韩国、日本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战略联盟。因为仍然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而且相当坦率地说，中国在该地区的未来尚不确定。中国宣称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当中国在经济上和战略上崛起时，中国还能保持那种立场吗，或者是民族主义兴起，在地区造成一些令人担忧的局面。那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该地区的国家同美国保持战略关系的原因。它们要平衡，它们要某种平衡。在我看来，只要中国受人关注，中国就必须努力改进其同所有邻国的关系。努力同周边国家建立积极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那是建立一个防范美国力量的“缓冲国家体系”的努力。通过与邻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你们得到了一个缓冲地带。我认为，目前的态势那将继续下去，造成不平衡。不过，我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是相当充满希望的，相当乐观的。我想，为了每个国家的利益，领导人都愿意积极维护双边关系。现在有问题，将来也会有问题。令人称赞的美中关系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是重要的。我们两国都要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