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士兵的思想训练方面，曾国藩着重坚持“仁爱”、“严肃”这四个字，即“恩威并用”的意思。他认为，军人既以军营为家庭，那么在这个第二家庭里，家长对子弟即官长对士兵，也就应该讲仁爱，兵勇之间也应该以仁爱相待。这是因为，平时大家和睦相处，互相仁爱，建立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感情，到了战时就会相互照应，争先恐后，勇往直前。曾国藩特别强调“训”字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院“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营规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点名、演操、巡更、放哨”；家规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如果一个营官，能“待兵如子弟，待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同时他本身就是一个好营官。在具体做法上，曾国藩对部属谆谆诱导，反复强调要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而忠君事长则是其核心所在。他曾对潘鼎新等人说院“第一教之以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义也。”为此，他在给湘淮军各将领的书札、批牍中，以自己的实践经验，字字句句用肺腑之言去开导他们，要以父母仁爱子弟之心去教育兵勇：“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困扰民众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他认为将帅对士兵如父兄对子弟一般仁爱慈祥，那么士兵就会像子弟对父兄那样忠义孝敬。他反复指出，这其中首要的问题是，将帅应以身作则，做出榜样，才能影响兵勇的言行。
什么是“严肃”呢？按照曾国藩的理解是，军事不同儿戏，行军作战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因此，他在强调仁爱的同时，主张在“严肃”二字上痛下功夫。他说：“因思为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妪也。”虞他在这里所讲的“严肃”，实际上强调的是军队的纪律性问题。他反复劝导将士要时时体察营中兵勇是否有骄气，有之则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决不能听之任之，姑息迁就，以免酿成后患。他从见闻中体验到，清朝八旗、绿营兵纪律松弛，时常扰害老百姓，因而得不到下层民众的支持。所以他力求在湘军中杜绝这种风气，反复申说，要求兵勇勿扰百姓。并且规定，兵勇不许此营说彼营之短，彼营议此营之过，以免互相发生争端。为了严肃军规，使兵勇都能遵守纪律，针对他们大多不识字的情况，他用浅显的语句，将兵勇起居生活、营房驻扎、出阵攻守等方面的规章与告诫之言，编制成种种歌词，如《爱民歌》叶得胜歌》《解散歌》《保守平安歌》等，要求兵勇口诵心记，于无形之中印入脑海，在日常言行中约束自己，以期收到积极的效果。
在将领的选拔和培养方面，曾国藩更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道德观念、伦理思想和儒家仁义忠信那一套，从精神上去进行训导，使之成为忠良之将，以无负君父、国家之望。他深感八旗、绿营的选将制度积弊不可用，主张“纯用书生为营官，率皆生员、文童，以忠诚相期奖”，号召那些封建文人士子，不拘一格地充任湘军各级文武将官，以形成一种“士人领山农”的局面。关于将领被选拔之后如何进行培养的问题，曾国藩看得非常重要。他认为，驭将之道，在宽严并济，两者不可偏废。他反复强调，对于部属，重要的问题不在教育培养他们如何去猎取地位、金钱而应开诚布公，细心引导他们怎样去成为有用之材，为清王朝出力卖命。在他的书信、日记和批牍中，经常提到诸如“保持其令名为第一义”，“待诸将以诚，不肯片语欺人”，不重在保人官阶品位，而在“成人美名”等等。总之，教育培养将领的最终目的，就是“一在树人，一则立法”。作为一个好统帅，应该做到“不以不能战胜攻取为耻，而以不能树人立法为耻”。树人之道何在呢？曾国藩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曰知人善任，二曰陶熔造就”。此外，关于具体的战略战术，关于军事与民众的关系，关于军事与吏治、军事与财政、军事与交通、军事与武器等方面的诸多问题，曾国藩都对将士们提出了详细的要求，谆谆告诫，循循善诱，希望他们去用心掌握和发挥。正如薛福成指出：“将吏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知，代为筹划。别后则驰书告诫，有师弟督课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从曾国藩治军的实际情况来看的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同时这些也是他成为同治中兴名臣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所倡导兴办的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曾国藩作为晚清理学经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尽管凭借《讨粤匪檄》积聚力量，并且最初是为了“卫道”，为了平息“内忧”，但他在平内忧之后还把长远目标放在了除“外患”这个问题上。从而，曾国藩在维护传统的时候，实际上已超出了传统，发展了传统。这就是说，曾氏等人在卫道情怀和治学与治世相结合的精神驱使下，从维护传统到超越传统，开展洋务运动，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命题从理论层面付诸于实践层面。换言之，像在学术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株守儒家学说，而是博采众学、兼收并蓄一样，随着时势的推移和对现实的了解，曾国藩对西方文化也采取了了解、吸收的现实主义态度。这种态度落实在行动上就是由他倡导举办的洋务自强新政。他目睹中国落后挨打的实情，认为再也不能闭关自守了，清政府必须从“四夷宾服”的梦境中清醒过来。他还主张效法西方，建立近代军工和民用企业，创立新兴学堂，培养人才等。
“师夷智以造炮制船”这是曾国藩举办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奕诉奏请购买船炮的主张提出之时，曾国藩赞其“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并且，他还根据当时实际，在奏折中反复陈说，购买船炮不仅仅在于“剿发逆”，更重要的还在于陆续购买，自行仿造，以为“自立”、“自强”的根本。为了真正达到抵御外侮、自立自强的目的，鉴于购买外洋轮船易受人控制，难以做到“据为己有”，又决定抓紧时间自行制造，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谋求防洋之具。制造新式船炮，这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当事者需有胆有识，因为在当时技术力量和生产设备极其落后的情况下仅仅购买外洋船炮而自行仿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曾国藩雄心勃勃，信念十分坚定。1861年，他在安庆设立的内军械所，正式着手试造船炮。从自强的信念出发，为使英、法“渐失其所恃”，他坚持在这个军械所内不雇洋人，全用汉人，由国内“智巧之匠”如着名科学家华蘅芳、徐寿等人“绘图测算”，试造洋器和轮船。1862年火轮船蒸汽机终于在中国问世，随后中国第一艘轮船也应运而生。在这个基础上，曾国藩又派容闳到美国购买机器使军械所和轮船的制造都有了一个更快的发展。随着军事工业的产生和兴起，近代中国民用企业也开始产生和出现。虽然曾国藩已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作古，但他在世时从船炮着手寻求中国自强之路的主张，为此后中国近代企业尤其是洋务企业的开办和发展在理论上提供了依据和指导思想。
组织人力翻译大量西方书籍，形成中国近代自然科学体系这是曾国藩洋务思想和举办洋务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他在洋务实践中认识到，学习西方利器，固须有制器之器，而制器之器须本于专门之学曰学习西洋专门之学，则有文字上的扞格；于是，又须翻译西方有用之书，才能探索其根底在哪里。正如他所指出：“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理由很具体，学习制器之器，不明了其所以然，就无法迈步下去；态度很明确，翻译不仅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与制器有着绝大关系。1867年冬，曾国藩采纳着名科学家徐寿的意见为解决制炮造船——制器之器的困难，附设翻译馆和印书处于江南制造局内，聘请徐寿、李善兰、华蘅芳、李凤苞、赵元益、徐建寅、傅兰雅、伟烈亚力、玛高温、金措理、林乐知等中外科学家为主要翻译人员。
翻译馆译述的宗旨以“制造”之学为主，所译书籍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理、天文、博物、医学、工艺、水陆兵、造船、交涉公法等。自开馆至清末，译书约计二百种，差不多占全国同时期译书数量的一半。它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制造之本”的功效，而且在中国近代科技文化思想史上影响深远其意义不可低估。
首先，翻译馆所译之书，由于选择性强，质量颇高，深受中外学者欢迎，并且引发了人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极大兴趣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其次，翻译馆大权掌握在中国人手里，从而打破了自明末清初以来由教会译书的垄断局面，且扩大了译书的自决权，利于有选择地学采西方列强的“长技以制夷”，不致受外人所控制和愚弄。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意义是，大量译着的问世，奠定了中国近代许多自然科学学科的基础，同时又对近代思想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近代知识阶层认识到科学技术与国家存亡的关系极为密切。
总之，由于在曾国藩的主持下从西方传入的科学技术知识是长期封闭在圣教礼义“唯我独尊”的中国士大夫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从而使之在眼界大开的同时，自然观又急速地转化为社会观。这是曾国藩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过程中的一大贡献，同时也是他的洋务思想和言行对中国近代官僚士大夫产生深远影响的根源之一。
奏派幼童赴欧美留学作为洋务自强新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曾国藩从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在开展洋务运动的实践中曾氏逐渐认识到要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要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必须培养大批懂外语、懂西方社会实情的新型人才，而直接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去既可准确掌握西方语言文字又可直接领略西方文化的诸多方面。从而他接受容闳的建议，亲自领衔与李鸿章、丁日昌、容闳上奏清廷，强调派遣留学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终获准所请。尽管1872年8月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正式启程时，曾国藩已作古数月但其开拓之功不可灭。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一书中说：“然创业之人，既播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此种子之孽生繁殖，固已绵绵不绝。故文正种因虽未获亲睹其结果，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这是曾国藩倡办的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突出表现。
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据独创出一套治家理论和方法在教育子女方面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曾国藩兄弟五人，他居长，次国潢、国华、国荃、国葆。四个弟弟中三个随他读书、作战在外，只留一人在家乡主持家务。曾国藩对他们总是加以严格训导尤其是对于子女曾纪泽、曾纪鸿、曾纪芬等人，家信未尝间断，详详细细，无微不至，希望他们对先世家风，谨守勿失，以免贻误后辈。所以，他对于家庭教育一事，一刻未曾放松，在他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比例。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与其政治观息息相通，并且强调治家和治国的关系密切不可分离。他在家书中写道：“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与此同时，他强调先世流传下来的规矩、所形成的风范，不只靠一二居高位之人来维持，而要靠众人来谨守遵循。而家中要有兴旺景象，又全靠出贤子弟，相反如果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从而他作出结论：“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把政治观中崇尚礼治的思想贯穿于家庭教育中，而始终把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经义放在重要的地位。这就是说，曾国藩家庭教育观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一家或几个子弟的范围而是把这种教育放在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考虑的。
由于曾国藩对家世的兴衰好坏，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都有着深刻明了的认识，所以他对于家庭教育的方法问题非常讲究。他严格要求子弟恪守祖训，即以“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个字诀为要务。他反复嘱咐其弟：“此言虽涉谐谑，而拟即写屏上，以祝贤弟夫妇寿辰，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风趣也。”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家庭教育观中首先强调的是为人处世，须从远绍祖德，维持家教家风为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集中体现在消极和积极这两个方面，而以力戒傲惰、奢侈为关键。为了堵流塞源，谨防傲惰和奢侈之习气在曾家子弟身上蔓延，曾国藩从积极的方面入手予以引导。他主张，戒傲惰，必须以守谦勤为主；戒奢侈，必须以崇俭约为主。概言之，要在“耕读”与“孝友”这两个方面对子弟同时进行教育。他认为，子弟如能把“耕读”与“孝友”二者结为一体，那么家世将有可能永不衰败。如果子弟“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在这里，他把“耕读”与“孝友”的教育提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地位来对待。与此同时，他又认为一家之长，或父教子、兄教弟，为家长、为兄长者均须以身作则，在自己的言行上为子弟做出一个良好的榜样，对子弟潜移默化、熏陶、浸染，影响他们去自立、自强。
曾国藩上述有关家庭教育的理论和方法，虽然主要是封建阶级的那一套，但谁也不能否定他在教育子女方面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谁也不能否定其对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们的影响。你看，曾纪泽和曾纪鸿不是清末“正牌高干子弟”吗？然而，他们都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曾纪泽诗文书画倶佳，又自学通英文，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着名的爱国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死，但其研究古算学已取得了相当成就，与着名数学家丁取忠等留有《白芙堂算学丛书》二十八卷于世。曾国藩的儿子不仅个个成材，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才华横溢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这样有影响力的教育家和学者。曾国藩弟弟们的后人中既有着名的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还有很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和学者，如曾昭抡、曾昭燏、曾宪植、曾宪楷、曾厚熙等，堪称为其中之佼佼者。
他自幼接受过严格的家塾教育，又曾从长兄受学于京师；他在兄弟五人中天分最高，个性最倔强。
曾国荃（1824——1890年），字沅甫，号叔纯，曾麟书第四子，族中排行第九，故人称“曾老九”。他在五岁的时候，就入家塾读书。由于他聪明好学，悟性颇佳，所以深受其父的喜爱器重。1832年，其父以府试入县学，但已步入中年，决心以主要精力来督课子弟在科举路途上奋进，以为曾家光宗耀祖。此时，曾国荃九岁，“读书颖异，有以‘君子保身命对者，或以‘小人有母对，公在旁，应声曰：‘帝乙归妹，人以是奇公”。《清史稿》说他“少负奇气”，可能也是以此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