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静（1841-1870年），字孟衡，系曾国藩长女。她生长在官宦之家，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尽管家中雇有女仆，但曾国藩的家教甚是严格，曾纪静在有关洗衣织线等方面都必须参与，而且负责照管弟妹的工作，从小便养成了一种勤俭的好习惯。1847年左右，她的父亲在京城做官的时候，有同乡湘潭人袁漱六与其友善，他亲自向袁提亲，许长女对袁的长子袁榆生。据曾国藩在是年家书中多次提及此事说：“前此问长女对袁家，次女对陈家，不知堂上之意如何？”“袁漱六处，予意已定将长女许与他，六弟已当面与他说过几次矣，想堂上大人断无不允。”不到三个月，这门婚姻已由曾国藩决定，托郭嵩焘为媒于是年9月上旬过礼订婚。关于为何选定袁家联姻的理由，曾国藩在给父母的书信中明确指出：“前信又言以大女儿许袁漱六之长子，是男等先与袁家说及。漱六尚有品学，其子亦聪明伶俐。与之结姻，谅无不可。”然而，长大后的袁榆生品性早已大改。但在1859袁漱六因病去世之后，曾国藩没有违约，仍于1861冬天托弟曾国潢操办曾纪静与袁榆生的婚礼。他将这个女婿作为亲生儿子看待，从生活和学业上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是，袁榆生是一个花花公子，无心学业，整日游荡，尽管被岳父大人调去身边加以严格管教，仍是秉性难移，与其妻曾纪静的感情很不和洽。而曾纪静作为一位大家闺秀，并没有勇气与丈夫离异改嫁，久而久之忧郁成疾，身体极度虚弱，加之夫妻生活很不协调，丈夫在外拈花惹草，不把她放在心上，所以她一直未能生儿育女，最终病逝于婆家湘潭。
夫妻生活的极度不和，使曾纪静在内心深处也有过怨言，很想跟随丈夫出外，或在娘家居住了此残生，但曾国藩对她教之以妇道，劝其百般耐。1863年2月下旬，他在给曾纪泽的书信中反复叮嘱，要女儿们谨守“三纲之道”。“吾家读书居官，世守礼仪，尔当诰诫大妹三妹忍耐顺受。……尔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1863年9月，曾纪静从湘潭来到曾国藩安庆大营与其夫同住，曾国藩感到实在不妥。他在家书中指出：“大女理应在袁家侍姑尽孝，本不应同来安庆。”他的理由是：“余每见嫁女贪恋母家富贵而忘其翁姑者，其后必无好处。余家诸女当教之孝顺翁姑，敬事丈夫，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效浇俗小家之陋习也。”1864年6月，曾纪静居住其父两江总督节署时病得不轻，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书信中也明确指出：“大女儿日内气痛，其病甚不轻，盖亦久有肝郁耳”；“大女儿病殊不轻。盖肝郁是其本病，而气痛不食，则其标病”。尽管对大女儿的处境表示同情，但曾国藩还是要其谨遵三纲之道不移。当袁榆生顽固不走正道，在外边胡闹，他表示不认这个女婿的同时，还是要求大女儿到袁家去居住：“大女送至湘潭袁宅，不可再带至富坨，教之尽妇道。”这就注定了曾纪静婚姻生活的悲剧结局。
曾纪静的丈夫袁榆生是一个典型的放荡公子，曾国藩对他进行管教也毫无用处，一气之下与其断绝丈婿关系。
袁榆生，字秉桢，湖南湘潭县人。其父袁漱六，做过知府之类的官。他年幼时随父居住京城，与曾纪静家人常有来往，曾国藩称赞他此时“聪明伶俐”。可能是其父病逝过早，缺乏严格的家教，生长在官宦家庭的袁榆生逐渐养成了一种大家贵公子的习气，即使是在1861年与曾纪静结婚之后，仍然不思上进，游手好闲，引起不少人的耻笑。曾国藩对其更是忧虑不安。曾国藩在曰记和家书中多次提到袁人品的问题，决心把他放在自己身边好好加以调教。1863年上半年他在家书中嘱咐曾纪泽和曾国潢，力劝袁榆生离开老家湘潭到他的大营里去。他对曾纪泽述及三婿罗允吉性情不好的同时，认为袁榆生的行迹更为可虑，因此他要曾国潢“力劝接袁榆生婿来营教诫，恐其在潭愈久愈坏”。他满以为袁榆生到了自己的身边“可略就范围”，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但曾国藩独特的家教理论和方法对儿子曾纪泽、曾纪鸿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对根基已坏的女婿袁榆生却毫无用处。起初，他感到袁在自己身边“尚无为非之事，惟不肯读书作字，难期有成”。时间一长，他对袁榆生的前途完全失去信心，认为“袁婿读书之事抛荒太久，又心之所向不在此途，故不令其拜师上学”。后来，袁榆生索性背着曾国藩到处招摇撞骗，干下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最后曾对袁由感到厌恶而发展到憎恨，宣布不认这个女婿了。他在1866年4月给曾纪泽、曾纪鸿兄弟俩的家书中气愤地指出院“袁秉桢在徐州粮台扯空银六百两，行事日益荒唐。顷令巡捕传谕，以后不许渠见我之面，入我之公馆。”更为可恨者，袁榆生不把妻子和老丈人看到眼里，“渠未婚而先娶妾，在金陵不住内署，不入拜年，既不认妻子，不认岳家矣。吾亦永远绝之可也”。可悲的是，由于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曾国藩只能违心地逼着女儿曾纪静往火坑里跳，不许她居住在娘家，使其最终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心绪忧郁地度过其苦命的一生。
曾纪耀出身于大家闺秀，夫家却经济困窘，但她谨遵父训，百般忍耐，与夫家人关系和睦；她终身未生育而有两女。
曾纪耀（1843-1881年），字仲坤，系曾国藩次女。她自幼稍知诗书，随母亲等做些针线活计。她的婚姻由父亲一手决定，订婚时间较早。1844年，曾国藩的同年好友陈源兖元配易氏病逝于京城，遗下刚满月的儿子陈松生。陈源兖为失去贤妻而终日闷闷不乐，曾国藩立即出面为陈松生雇请乳母并将其安顿在自己的家中，小松生就在曾家长到三四岁才被接回陈源兖身边。鉴于多种特殊的关系，陈源兖在1847年间主动向曾国藩提出联姻之事，曾氏当然满口答应。当陈松生十岁的时候，其父战死于疆场，曾国藩对这个未来的女婿疼爱有加，从生活上、学业上都给予了多方关照。1862年3月，曾纪耀和陈松生的婚礼由其叔父曾国潢主持，在湘乡老家高高兴兴地举行。
曾纪耀自嫁到陈家之后，尽管没有婆媳、翁媳关系这一层麻烦，但陈家经济状况困窘，生活相当艰难。原因除了陈松生的父亲陈源兖以一介书生放外官不几年就死去外，主要还在于陈家欠有旧债，“又以其兄杏生之夫人疾病经年，杏生在闽久不归，且无音问，其嫂遂致不起，医药葬费，概由松生举债任之，负累不堪”。本来，由彭玉麟资助过盐票六张，每张二千金，共计一万二千金，曾纪耀夫妇除了偿还旧债之外，生活上尚可过得去。但陈松生的哥哥陈杏生又乘他不在湘之机，将胞叔托陈松生暂存生息的湘省协饷二万金，尽数私取挥霍一空。陈松生无法，只得将盐票尽数出售，“然仅能弥补，并无盈余，是以松生贫如故，仅恃盐茶局差月二十缗以度日”。面对这种贫寒的家境，曾纪耀牢记其父曾国藩的教导，多方筹划经营家务以尽妇道，“委曲顺从，卒无怨色”。陈松生性情急躁，“患咯血时，扶持调护，真能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表现了曾纪耀的贤惠秉性。曾纪耀善于处理与陈家人之间的关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陈松生的哥哥多年在福建居住不归，其妻忧郁成疾，终致病倒在床上很长一段时间。曾纪耀很同情这位嫂子的遭遇，对其精心护理，从无怨言。因此，其嫂在临终之前，特地将亲生女儿过继给她；后来，陈杏生的继室所生一女亦过继给她。所以，曾纪耀虽终身未及生育，却有两个女儿。其次女后来成为民国外交家朱启钤的第一夫人。
1878年12月，曾纪耀与其夫陈松生随长兄曾纪泽出使英、法，生活比从前优裕得多了，然因体弱多病，于1881年逝世于法国巴黎。曾纪泽对这位可怜的妹妹的去世，在《仲妹挽词》中表示了深深的惋惜之情：“迁地本期能养病，离家休憾未生还。西方世界如非妄，近宅灵山鹫岭间。”
在此，尚需顺便提及的是，曾纪耀虽未受正规的旧学教育，但在父兄影响之下，自学有成。不过，她的才学在生时“自父母兄弟姊妹之亲，盖无人知其能诗”，其兄在她去世后整理其物时才发现有诗稿数十篇，由其兄曾纪泽亲手整理工作后记，定名为《紫琅讦院遗稿》，并于1881年底至1882年初刊行于世。这些诗作据赵世荣考订，可能主要创作于随兄、夫出使西方期间，因在英、法等国数年间，利用空闲时间手抄各家诗作的同时兴趣使然。她在课教女儿的同时，也培养了自己的诗作能力。其诗作大都清新朴厚，不假雕饰，如《闻蝉忆伯兄二弟》一诗言：“清秋应商律，寒蝉声抑扬。随风飘断续，悠悠动离肠。念我同怀子，各在天一方。笾豆非难傧，道路阻且长。愿借长房力，怡怡聚一堂。”诗人身居海外，无限思念跃然于字里行间。
陈松生出生于书香之家，但父母早亡，家境寒微；他才识人品倶佳，热心洋务，最终客死异国他乡。
陈松生（1844-1884年)，字远济，湖南茶陵县人。系陈源兖次子。他在刚刚满月的时候，母亲易氏就因病去世了。幼时在曾国藩家生活了几年，与其妻曾纪耀亦是青梅竹马，关系不一般。1853年底，他的父亲陈源兖与江忠源共同战死于安徽庐州（今合肥)，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儿。但他自幼聪明过人，学习异常刻苦用功，靠父亲的至交好友尤其是未来的岳父曾国藩关照激励，在十五岁时顺利进入府学，得到湖南学政张金镛的器重。他广泛涉猎中国典籍，诗文都做得很不错。“自言忠荩之裔，必须敦品励节，立功扬名，乃为无忝所生”。因此，在曾国藩的几个女婿中，他是比较有出息的一个。他在1862年与曾纪耀成婚之后，曾专心几年攻读举业，但终因生活所迫，经人引荐赴福建投效军营与农民起义军为敌，于防剿邵武，克复漳州、龙岩及镇压闽境义军过程中，因功由闽浙总督左宗棠、福建巡抚徐宗干保举同知，不论双单月归部即选。1878年10月，在直隶晋赈捐局改捐郎中双月选用，并加道员衔。
1878年冬，曾纪泽奉命出使英、法专使，奏调陈松生为驻英二等参赞官，其妻曾纪耀随行。据曾纪泽在日记中记载，他与陈松生多次参观英、法各大工厂、议院及风土人情，以极大的热情了解西方，研讨西方强大的奥秘所在。陈松生受曾纪泽之托，主要负责驻英使事。由于他“熟谙公法，虑事精深”，曾纪泽又曾请他兼办驻法使署紧要公务。陈松生深知肩上的担子重大，处理一切事务小心谨慎，任劳任怨，诸如“绘画地图，翻译新报”等事都由他亲自进行。因勤劳过度，寝食无规律，逐渐患上“痰喘咯血怔忡心痛之疾”，但他仍然坚守岗位，在悉心处理一切外交事务的同时，刻苦学习西方国家有关政治和科技方面的新知识。1880年夏天，曾纪泽奉命兼任驻俄大臣，赴彼得堡与俄国人谈判有关改订伊犁新约的问题，陈松生除了全面负责驻英事务之外，还对有关中俄商务之事，细心探讨，并将自己的意见随时与曾纪泽函电交换，“缓则禀函，急则电信，随时条陈，皆中窍要”。在此期间，李鸿章为建立北洋海军基地，奏派丁汝昌与洋员葛雷森前往英国验收所购扬威、超勇两船，陈松生遵曾纪泽之嘱，积极配合丁汝昌等亲赴英国船厂，逐日偕同英国海军部官员分别勘验，添换机器，精益求精，为中国免受不必要的损失做出了贡献。根据陈松生的表现，李鸿章曾奏保他验船之功，恰值出洋三年期满，经曾纪泽奏保准以知府归部不论双单月尽先即选，并加三品衔。
1881年冬，陈松生的夫人曾纪耀病逝于法国巴黎。自此，陈松生失去了一个贤内助。他的性格急躁，加之已患有血症，夫人的去世，不仅使他从内心上感到悲痛，在感情上亦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而且在实际生活上缺乏贤妻的悉心关照料理。同时当时正处于对外交涉的关键时刻，为了减轻曾纪泽的负担，他尽心尽责，对有关西方天文、算学、舆地、山川以及条约、公法交涉方面的知识，全面加以了解探讨，工作负荷量大大增加，从而积劳成疾，病入膏肓，中西药医治无效，于1884年7月病逝于英国伦敦。
对于陈松生的去世，曾纪泽于公于私都感到悲痛不已。他在《请恤病故参赞官陈远济疏》中对陈的学识和人品做了高度评价院“陈远济学识宏通，志节贞介，文章经济，兼擅其长。”他在出洋五年期间，驻英、法、俄各使馆人员及英国官绅，都钦佩他的才识人品：“每发一言，切当事理，不为新奇高远之论，而精明透辟，自足以超迈等伦。”令曾纪泽深感惋惜的是，“臣忝膺使节，正赖二三同志相与匡臣不逮”，陈松生却英年早逝，使其失去了一个“共济时艰”的助手。从私谊这个角度说，曾纪泽在感情上更是接受不了。他的次妹中年病逝，这个次妹夫又是诸妹夫中最有出息的一个人，好人命不长，使他的内心感到痛苦：“往岁伤吾妹仲惯，今哀妹婿比诸昆。岂缘婚媾私增恸，正惜英髦仅有存。……与民图始解人少，此子云亡吾道孤。覆篑只今才一篑，举隅谁复反三隅？……谬持英荡出重洋，同驾轻轺历八荒。百事资君如右臂，六年为我竭中肠。雌黄怙妥衣无缝，处白精详网在纲。集木临渊忧未已，苍天奸我百夫防。”于公于私曾纪泽都觉得陈松生的过早去世，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曾纪琛谨守妇道，曲意顺从悍厉的婆母和偏急固执的丈夫，晚年将全部心血倾注在督教儿孙辈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