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发愤着书，于1842年写成《圣武记》，又曾受林则徐之托，据《四洲志》及中外资料，编成《海国图志》这部影响巨大的世界地理书。在该书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命题，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器的先进技术和选兵、练兵、养兵之法，改革中国军队，“以甲兵止甲兵”。郭嵩焘则以“读书观史”的思路，从中国历史中去推求处理“夷务”的得失。他在日记中主张，应依据中外力量的对比，审度利害得失，来确定战守这样的大问题。但当道者们毫无外交意识，对于是战是和之类大政方针胸中无数。他说：“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彝（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真乃无可如何！”在揭露中国官吏怕、诈、蛮、的同时，郭嵩焘一针见血地指出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就是长期形成的闭关锁国观念所导致的。他认为，要抵御西方，就必须先了解西方。他极力赞赏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说的“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是至论名言。进而，他对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把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结合起来的思想主张，服膺赞叹不已。他在阅读《海国图志》一书后深有感触地说：“魏氏此书，……要其大旨在考览形势，通知洋情，以为应敌制胜之资。其论以互市议款及师夷人长技以制夷，言之始通商之日，无不笑且骇者，历十余年而言皆验。读书多而见事明，反复相寻，而理势之所趋，终必循其径而至焉，此亦自然之数也，而其议论乃以卓绝天下，亦岂非学问之效然与！”针对当时那些顽固守旧派们使劲反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郭嵩焘反复推明魏源其说，以唤醒人们放眼世界，了解西方，赶超西方，强盛国家和民族。为此，他一再大声疾呼，要求人们学习《海国图志》，实践魏源的主张：“默深先生喜经世之略，其为学渊博贯通，无所不窥，而务出己意，耻蹈袭前人。……先生所着书流传海内，人知宝贵之。”郭嵩焘在当时守旧文化氛围笼罩整个中国思想界的情况下，之所以敢于旗帜鲜明地支持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是他具有的强烈爱国民族意识所促成的结果。
他所提出的西学“本末”论，形成了他独特的洋务观。
郭嵩焘不仅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积极拥护者和支持者，而且他将这一思想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加以创新，形成了自己所固有的洋务观。
首先，郭嵩焘主张办洋务必先“通其情，达其理”。他的这种“通情达理”的观点的产生，是因为他在实践中感觉到：“洋人之入中国，为患已深，夫岂虚侨之议论，嚣张之意气所能攘而斥之者？但幸多得一二人通知其情伪，谙习其利病，即多一应变之术”。“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进而，他还通过反省与洋人打交道的实践指出：“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又说：“中国与西夷交接二十余年，至今懵然莫知其指要，犹谓国有人乎？亲师知者独鄙人耳。”1861年底，郭嵩焘在阅读其弟郭昆焘寄给他的一些关于“内江洋务”的文件之后痛切指出：“国家无人久矣。国体、事要、商情、地势，四者无一能知，外人亦遂加之以愚弄。在事者徒知据为私利而已。……国家之无人，无一而有人心者也。”郭氏这些议论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口气之大，神态之独特，是一般官僚士大夫很难接受得了的。然而，这正体现了郭嵩焘对国家民族前途予以深切关注的心情。
郭嵩焘之所以对中国现实具有这种与众不同的认识，是与他注意了解国“洋情”、“夷情”分不开的。只要我们翻开《郭嵩焘日记》1856年和1858年国这两年所载资料就可以发现，他先后阅读过《数学启蒙》、《遐迩贯珍》、藩《朔方备乘》、《海国图志》新增本、《癸巳类稿》、《镜镜诠痴》、《发明西洋各国通例》、《行兵战守论》、《管船事宜论》等译自西人所撰或由中国人家所撰的有关西方科技方面的多种书籍。与此同时，他利用替湘军筹集军饷的族机会，曾在上海拜访了英、法和大西洋国（葡萄牙）的领事，参观了“利名”、令“泰兴”等洋行和火轮船，还访问了麦都思所办的“墨海书馆”，会见了伟烈亚力和艾约瑟等外国人。清同治初年，郭嵩焘在上海、广东等地继续接触西方人，了解西学。从与李鸿章“言军事战守方略”、“议论纵横”的英国军官身上，他看到了“彼国为有人也”；从英法军队“会攻嘉定，克期下之”，他感到洋人“兵精而器利，此可虑也”；至“得利洋行”参观火轮磨及“传书铁线”（电报)，他认为“直夺天地造化之巧”，“足以称雄中国”余。尽管这些认识尚只停留在对西方文化中的表层部分——科学技术的了解、接触，但它体现了郭嵩焘洋务观的产生和形成有其丰富的感性材料，并预示着必将向着更深一步发展的趋势。这是因为，郭嵩焘这种对于西方和西方文化的认识，不是被迫的、仓促的，而是相当主动、系统和细致的。
其次，郭嵩焘洋务观的实质是为了“循习西洋政教”，而不主张停留于“船坚炮利”等西方科技层面。1875年，郭嵩焘撰写了一个《条议海防事宜》的奏折参与有关洋务方针的大讨论。他在这个《条议》中首先批评了洋务派把“船坚炮利”看成是西洋强盛的关键所在的观点：“诚使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遂可以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觊觎，亦何惮而不为之？……果足恃乎？果不足恃乎？此所不敢知也。”他认为，正确的态度首先应当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窃以为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这是因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本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朝廷政教”；末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商贾”。至于西方的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他批评洋务派将学习西洋的本末倒置，从而无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困境。他认为，要真正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对“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他坚信，只要脚踏实地去实行，“以中国之大，土田之广，因地之制，皆可使富也，用民之力，皆可使强也，即吾所谓自治也”。平心而论，郭嵩焘的“本末”论，一反十余年来的船坚炮利之说，已经突破了洋务派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水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洋务观。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观点的产生既是对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为他顶住压力、毅然出使西方，并系统深入了解西方，进而主张全方位认识和学习西方的思想言行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他因畅谈洋务和出使西方，遭到误解打击而不后悔，不退却，表现出一位孤独的先行者的胆识和气质。
1867年，郭嵩焘因与两广总督瑞麟意见不合而被罢官，归家八年后因文祥向恭亲王奕诉推荐，于1875年元旦前夕奉旨赴京，是年8月被清廷任命为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由于推荐他的文祥不久便去世，加之他在接受使命后又上疏主张将“马嘉理案”发生地的云南巡抚岑毓英议处，被一般守旧士大夫视为辱国之举。所以人们咒骂郭嵩焘不在“舜日尧天”底下安分享福，偏要远离“父母之邦”去同洋人打交道，以致“京师编造联语，以‘何必去父母之邦相诮责。”愚湘籍人士对他的攻击尤多，视之为洪水猛兽，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刘坤一对他斥责说：“未审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淤湖南乡试诸生在玉泉山集会，商议捣毁郭在湘住宅。友人之中只有李鸿章能体谅他的心境，赞赏其“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其他人则同情他“费力不讨好，亦苦命也”。但郭嵩焘没有被骂倒、吓倒，反而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877年1月21日，郭嵩焘经过五十天的长途跋涉后正式抵达英国伦敦，4月30日被任命为驻英公使大臣。不久，他将这五十天日记整理后抄寄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书名刻板印行于世。谁知这本仅两万来字的小册子刊行之后，就像一块巨石投入死水潭中，很快就激起了轩然大波。是年7月21日，编修何金寿上疏严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于是，清廷立即下令《使西纪程》毁板。面对国人的谩骂和《使西纪程》的毁板，郭嵩焘泰然处之，没有向环境屈服。他在伦敦写信给好友朱克敬说：“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自谓考诸三王而不谬，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于悠悠之毁誉何有哉！”在出使英法整整两年时间里，郭嵩焘在这种心境指导之下，以极大的热情拥抱西学，全面考察了以“巴力门”（议会）和“买阿尔”（民选市长）为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现状和历史，接触了以亚当·史密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了解了英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情况，初步比较了中西哲学思想和政治伦理观念的差异等等。从而，他的洋务观或者说西方观显得更加系统和深刻。其主要内容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认识到“非民主之国，势有所不行”，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政体必须得到改变；二是肯定了西方文明的进步，中国传统的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并非尽善尽美；三是反对把外国看做“夷狄”的顽固排外观念，主张大踏步地向西方学习；四是对洋务自强新政的虚弱性、落后性做了更尖锐的揭露和抨击。就这样，郭嵩焘把自己推到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本身虽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但他却不自觉地充当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个反对派的角色。他不仅反对顽固派、守旧派，而且又在很大程度上、许多问题上反对洋务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郭嵩焘的思想和主张不仅不被人们所理解、所接受，反而遭到了来自各种势力的围攻和打击。1879年1月31日，郭嵩焘怀着一种孤独的先行者的心境被迫离任回国。
他是一位悲剧式人物，同时又是一位无愧于曾国藩儿女亲家的真正的学者。
郭嵩焘虽然热心于洋务，并置身于西方资本主义花花绿绿的世界，但他并未对洋人一味妥协迁就而丧失国格、人格。据《郭嵩焘日记》记载，郭曾。
在出使期间对使馆人员定下了应当遵守的规则：戒吸食洋烟；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外出游荡曰五、戒口角喧嚷。他对使馆人员明确表示：这五条戒约也是中国人出使西洋的基本准则。与此同时，郭嵩焘经过实地考察感到：寓居海外的华侨得不到祖国应有的保护，备受外人欺凌，这是因为国家之间缺乏对等地位。外国在中国内地遍设领事馆，而中国领事馆在外国却不存在，这是很不平等的。为此，他上奏清廷：“西洋各国以通商为制国之本，广开口岸，设立领事，保护商民，与国政相为经纬，官商之意常亲。中国通商之利一无经营，其民人经商各国，或逾数世，或历数年，与中国声息全隔。”从而建议仿照西方国家之例派设领事馆于世界各地。1878年，清政府应郭嵩焘之请正式于新加坡设立了中国第一个领事馆。总之，郭嵩焘在出使期间同西方列强打交道，基本上保持了民族气节，为清政府的外交工作进行了开创性的努力。然而，他在当时并未得到公正的待遇。他自1879年罢职归国后，一直未被起用。他在1891年病逝之后，李鸿章等援例奏陈学行政绩，请予立传赐谥，但被清政府驳回：“郭嵩焘出使外洋，所着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而十年之后的庚子年间捜杀“二毛子”时，刑部郎中左绍佐还向慈禧太后上书：“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郭嵩焘之所以被人切齿痛恨到了此等地步，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和言行触动了人们保守、愚昧、无知的神经，给封建社会肌体注入了某些新的元素。而在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向中国社会肌体注入新的元素，是不受欢迎的。这就给郭嵩焘这类有识之士注定了一种悲剧式的前途。他在寻求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心力代价之后，人们一时还是不能对他的处境予以同情和理解。这难道是郭嵩焘一个人的悲剧吗？这是时代的悲剧，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
然而，郭嵩焘毕竟是一位富有学者气质的时代先行者。尽管他在身心上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但他从未对旧势力妥协和屈服。当他被罢官回归故里时，湖南长善两县竟“以轮船不宜至省河，属书阻之”，“士绅至于直标贱名及督抚之名，指以为勾通洋人，张之通衢”，官员“自巡抚以下，傲不为礼”。面对这种充满敌意的环境，郭嵩焘没有丝毫胆怯，依然阐发他的洋务观，批评国事，抨击洋务的弊端。“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予于此亦有所不敢辞，于区区之毁誉奚校哉！”表现了他勇往直前、永不回头的精神。与此同时，郭嵩焘想在家乡做一点推行“教化”的社会工作，但因他已“声名狼藉”，没有人敢与他接近，没有人理解、同情、支持他的举动。在凄凉的晚景中，他的心情落寞到了极点，但他并未消沉下去，而是以着书立说、研究学术来充实自己，度过风烛残年的余生。
郭嵩焘与曾国藩生平都很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早年他们订交之时，曾国藩就说过：“先王修己治人，经纬万端。唯在于礼。”在曾氏一生的日记、家书、信札和诗文等，到处都讲到礼，但他最终未能写成一部有关礼学的专着。这固然与曾氏大半生戎马倥偬，军书傍午，无暇安下心来做学问有关，同时也是他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这个遗憾却由其亲家郭嵩焘来弥补了。郭氏对于礼的研究自始至终予以重视，尤其是在他的晚年。他抛开世俗的烦恼，无视环境的恶劣，以一个纯学者的心境来潜心钻研学问，终于在罢官回乡的十三年间，写成了《礼记质疑》四十九卷。对此，钱基博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该书“折衷群经，以见诸行事，其素所蓄积然也。及其发为文章，理足辞简，特寓拗折劲焊之意于条达疏畅之中，坦迤之中自有波峭曰不同曾国藩之瑰伟，亦异刘蓉之畅发。……嵩焘则得王安石之峭劲，而锋欲敛，畅而不流，拗以出遒”。除《礼记质疑》之外，郭嵩焘还着有《大学质疑》一卷、《中庸质疑》二卷、《订正朱子家礼》六卷、《周易释例》四卷及大量日记、诗文。完全可以说，郭嵩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也是一位具有独特见解的思想家。他无愧于曾国藩的至交好友、儿女亲家。
四文武兼治有成的罗泽南
他是曾国藩早年从学问道的朋友；在他驰骋疆场身亡之后，他的次子成为了曾国藩的三女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