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曾国藩查办“天津教案”的问题，近十余年来讨论得比较激烈。董蔡时、方志钦等否定论者认为“天津教案”的屈辱结局完全是由曾国藩一手造成的。针十对这种观点，徐泰来指出：曾国藩一接手天津教案的处理就处于两难境地，“要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须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经过权衡，曾国藩面对当时的形势，不得不在保持和局的前提下，尽力做到少损失，少屈辱。“对此，我们不能苛求于曾国藩”。“权衡曾国藩在天津教案处理上的功过，实事求是地说，应该是功大于过”。池子华指出：“尽管曾国藩有许多失策的地方，但津案所以办成屈辱性的外交，国藩也不该负主要责任，要怪只能怪腐朽透顶的清政府，怪中国的国力太虚弱了。”我们具体分析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前后态度，以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清中央朝廷在此案结案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就可看出实际上曾国藩并未一味对外妥协投降，而是具有抵制、抗争的一面。胡铁民、黎映桃则据现代法理原则对曾国藩查办天津教案的结局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评析。就天津教案具体案情而言，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天津百姓因怀疑法国传教士有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劣迹，“而围攻教堂、骚扰传教士是说不过去的”。因为怀疑不能作为“判断定性的依据”；二是法国人丰大业开枪击毙人命固然有罪，但“他的责任自然有清廷与法国交涉而被予以追究，村民无权自治其罪”。进而，曾国藩作为传统士大夫，其身上具有的传统操守和法制观念，在查办天津教案时得到了集中体现，即将讲究公正、注重调查、警惕会党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与津案的处理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曾国藩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只能成为一个悲剧式的人物。通过对“华洋会剿”、“天津教案”等重点案例的分析，肯定论者或基本肯定论者就曾国藩“主和”外交观的产生形成和其在实践中的合理性给予了客观的评判。吉晓华指出：曾国藩的“主和”外交理论及其实践有其时代的合理性，应予肯定。“在理性观念的支配下，曾国藩处理外交事件向来不被浮躁的社会舆论所左右，而是从大局出发，权衡各种利弊，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和牺牲，宁可暂时向敌人作出让步，也决不意气用事”。这就是说，与顽固守旧派不同，曾国藩做到了理智战胜情感，而不是用情感代替理智。李传斌认为：曾国藩通过对中外情势的对比，在提出“和戎与自强的外交战略”的同时，提出了讲求诚信、谨守和约、注重实力等外交策略。这种策略是为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争取时间自立自强。“总而言之，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介于传统与近代之间，对中国近代外交思想的变迁起了一定的作用”。李丹、张海鹏指出：早在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就积极主张“师夷长技”以徐图自强，随着视野的开拓和对中西方势力对比的认识的加深，他越来越感到中西差距太大。作为封建士大夫，他不可能认识到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是导致中西方差距越来越大的根源所在，“惟有希望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环境来使中国得到发展，进而缩小中西差距”。这既“决定了他在70年代采取‘力保和局，的思想”，也是他的“主和”外交观的产生具有合理性的重要依据所在。此外，汪林茂从儒家伦理观念的角度对曾国藩对外交涉思想进行了很有学术见地的分析评判，摒弃了否定论者对曾氏外交理论和实践作简单批判的弊端，注重从思想文化这一更深入的层次来评析造成曾国藩对外交涉功过是非的因素。笔者认为，曾国藩的“主和”外交观是19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特定环境条件的产物，具有其时代的合理性，不应全面否定，而应基本肯定。否定论者的缺陷在于，不顾客观形势，过分强调情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很少顾及理智的一面。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和抵抗外国侵略、民主启蒙和救亡图存的历史演变过程是同时进行的，能否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成为近代中国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如果学习西方不与抵抗侵略相结合，就必然会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失去学习的直接动力。相反，在反抗外国侵略的同时，如果不向西方学习，也就毫无出路。我们在评价曾国藩等近代历史人物时，不要忘了一些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学习西方要不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西方列强会不会心甘情愿让中国富强起来，在向自己的敌人学习时要不要忍辱负重；进而，抵制西方是否就是一味对外开战，通过“师夷长技”造船制炮等洋务事业的开展，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算不算抵制西方，在与西方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要不要运用国际公法（尽管曾国藩还不懂得其重要性）等等。否定论者抛开这些特定因素去评价曾国藩的对外交涉理论与实践，其主观随意性相当突出，结论自然难以令人信服。
(三）关于曾国藩幕府的评析问题
有关曾国藩幕府的研究，尽管在以往已有所涉及，但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则是近十年来的事情。据笔者粗略统计，在专着方面有朱东安的《曾国藩幕府研究》、李志茗的《晚清四大幕府》、刘建强的《曾国藩幕府》、史林的《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们》及本人的《曾国藩的幕僚们》等，其专题论文或涉及到这个问题的研究文章也不少。使得这一专题研究硕果累累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在于曾国藩在从政治军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人才思想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
中国幕府制度源远流长，在不同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中国的幕府制度也就随之而发生了变化，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在这方面，曾国藩的幕府最具典型意义。
关于曾国藩幕府盛况空前的原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虽有差异，但根本对立的观点不存在。朱谐汉认为：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就客观原因而言，首先是曾国藩办湘军需延聘幕僚为其办事；其次是仕途黑暗，读书当官的机会不多，显扬功名的机会更少，出任幕僚建功立业可以做到短平快。就主观原因而言，首先是曾国藩对幕僚能做到悉心培育扶植曰其次是由于战争时期的特殊环境，为曾国藩举荐幕僚提供了条件。李志茗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曾国藩幕府空前兴盛的原因：一是曾氏不仅重视人才，而且善于识别和任用各种人才；二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为曾国藩幕府的发展提供了人才契机；三是各种人士的涌现，为曾国藩广泛征士创造了条件；四是曾国藩经常荐举有功幕僚，从而吸引了更多人才投奔其幕府。刘建强认为：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兴起为曾国藩幕府的兴起和形成提供了客观环境；曾氏地位高、权力大、辖地广、统兵多，力口之道德学问好、功名事功显赫等因素，“对各类人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曾国藩独特的育人用人理论和实践使其幕府聚集了一大批能人才杰”。
上述可以说是有关曾国藩幕府研究问题首次系统而全面的分析，尽管各家观点不尽一致，但大同小异，均涉及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
关于曾国藩幕府对晚清政局的影响问题，旧中国已有较多学者作了评述，但其观点值得商榷之处较多。近十余年来，学界就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朱谐汉在《曾国藩的幕府及其“功业”》一文中认为，曾幕对晚清政局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曰二是在向上层社会流动后影响到晚清政局。李志茗在《晚清四大幕府》一书中指出：维系清王朝统治，造成督抚专政局面和满汉权力格局的再分酉己，促成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起点，为晚清造就出一大批各式各样的人才，这是曾国藩幕府对晚清政局产生的影响的最突出之处。
笔者基本同意上述观点，但又认为这个问题尚有继续深入分析的必要。如曾国藩幕府是如何行使地方政府职能的，曾幕幕僚的举荐和提拔与晚清官吏制度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深层联系，曾幕幕僚在后来的从政活动中对于晚清政局产生过什么影响等等。
关于曾国藩幕府的特点问题，近十余年来有关学者通过对曾幕与李鸿章幕府、张之洞幕府等晚清重要幕府的比较研究，认为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曾国藩幕府的地位和声望远比李鸿章幕府、张之洞幕府高得多。李、张二幕府虽然在洋务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对于晚清政局的影响不是很大，其影响主要是在经济层面。二是曾国藩幕府人员的出身和构成与李幕、张幕不一样。曾幕读书人较多，并且戎幕占主导地位；李鸿章幕府在剿捻时主要为戎幕，剿捻后主要为文幕；张之洞幕府则全是文幕。三是曾国藩幕府人员出幕后的地位之高与影响之大，是李幕、张幕所无法比拟的。曾幕幕僚官至督抚者二十六人，李幕幕僚官至督抚者十六人，张之洞举荐过的幕僚约五十人，官至巡抚者仅一人。学者们还就曾国藩幕府对李鸿章幕府和张之洞幕府的影响问题作了总结梳理，认为主要体现在这三个方面：一是李、张二幕延续了曾国藩奏调官员入幕的延揽方式；二是李、张二幕继承了曾幕上下级即幕主与幕僚的关系模式；三是李、张二幕沿用了曾幕主宾经济关系分离的原则。至于曾国藩与幕僚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也有学者作过详细考察，提出了颇有价值的观点。
此外，近十余年来有关曾国藩理（礼）学经世思想、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曾国藩的中西文化观、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曾国藩的军事思想、曾国藩的文学艺术思想以及曾国藩与同时代人的关系、曾国藩为何不称帝等问题，都较以往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因其争论不大，故在此不作专题述评。
(四）近十余年来曾国藩研究着作及通俗读本择要述评
如前所述，近十余年来无论是有关曾国藩的专题论着还是通俗读本，其数量远远超过此前任何一个时期，其质量则反映在学术观点的客观性方面，从总体而言也是此前任何一个时期所不能比拟，真正意义上的“曾国藩热”应当说就是在近十余年中形成的。为了推动“曾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为了总结经验、发现问题，特辟专节对近十余年有关曾国藩的着作及通俗读本之优劣作一择要评述。
1.朱东安着《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华文出版社2003年出版，学术专着，32万字，分正文六章，附录有主要成员简历材料。该书为一家之言，观点自成体系，分析有理有据，资料引述丰富，学术价值较高。但有些观点值得商榷。如正文第179页说李鸿章“忠实执行曾国藩的民族投降主义外交方针，对外国侵略者的武装进攻，实行不抵抗主义”，政治评判的痕迹相当浓厚。又如，书中第350~359页说，曾国藩是“近代军阀的鼻祖”，这个提法值得商榷。军阀的含义是什么？书中无明确界定。又说：“曾国藩在世时，不仅国家权力分配上内轻外重的形势已成定局，且分裂之象已露端倪。”言下之意是，自曾国藩始，晚清封建中央集权受到削弱不是好事而坏事。笔者认为，封建中央集权受到削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清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迫发生变化，尽管半殖民化色彩较重，但总比不思变革要好。此外，就全书体例与具体内容而言，该书主要谈的是曾国藩集团的成长、演变和消亡，而对其与晚清政局之间的关系问题则论述不多。
2.朱东安着《曾国藩幕府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26万字。分绪论、军政办事机构、粮饷筹办机构、幕府与人才、幕府内外五章，附录有幕僚总表和幕僚个人简历。该书属于专题性论着，史料丰富，观点成一家之言，但对幕僚生平的介绍所占比例较重。
3.李志茗着《晚清四大幕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26.6万字。第二章专题探讨曾国藩幕府。对曾幕盛况空前之局面形成的原因、曾幕组织及其职能、曾幕的内外互动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考察，提出了作者的独到见解，很有学术参考价值。
4.刘建强着《曾国藩幕府》，作为《晚清四大幕府丛书》中之一种，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24万字。该书分八章进行论述，某些分析很有见地。如将曾幕分为初创期、鼎盛期、衰微期、终结期的划分，有理有据。此外，关于曾幕的影响问题分析得也很有道理，唯为幕僚立传文字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