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立身处世为人，如何做官、做好官的问题，彭玉麟认为，人一生不要拼命为做官而做官。他对其子弟说，“自承湘乡之约，出领水军，立誓二：曰不私财，曰不受朝廷之官。今杀贼之志成，贼灭而不归，近于贪位。”故他一生辞官达十多次，可谓不违初衷。当然，彭氏认为，既然做了官，就必须做个好官，处处为正学好，要在世上留下好名声。他反复告诫其弟说，“曾帅尝以居官四败，居家四败，垂示于僚属。其居官四败曰：昏惰任下者败，傲很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居家四败曰：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余得之，书绅铭座，籍以自慜惕，时时以劝导同曹，亦望吾弟子听讼理案牍之时，刻刻凛之。”又以曾国藩与李元度之约法五章，即戒浮、戒谦、戒温、戒反复、戒私，告诫其弟：“吾弟荣膺宰令，无所赠与，即借兹五约，用作官箴。”彭玉麟认为，做武官不易，做文官更难，处乱世之际要做一个好文官更是如此。然而，怎样才能当好文官呢？他说，榜样亦有，就是曾国藩。他明确指出：“湘乡亦从此出身，为湖南出色文人，弟能鉴于兵戈扰攘之世，以治虐救民为念者，不当于武事藐视之，拼命报国即在此，练胆安民亦在此。”总之，对于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及方法，彭玉麟领悟较深，发挥得也很突出。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说曾国藩是以督教子弟获得成功而使后人刮目相看的话，彭玉麟则是以治家极严着称于世而受到人们的钦仰。这两者的客观效果尽管有所不同，但其“齐家”的内容和深层目的却是一致的。
李鸿章对于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及方法，除了在为学方面借以教其子弟外，主要集中在如何立身处世的问题上。李氏非常赞同曾国藩关于谨守祖训、家法的基本主张。他说：“曾夫子致其弟函曰，余蒙祖宗遗泽，祖法教训，幸得科名，内顾无所扰，外遇无不如意，一无所觖矣。所望者再得诸弟强立，同心一力，何患令名之不显，何患家运之不兴。”因此他致书其弟云：“余意与曾公之意正同。余与诸弟虽隔千里，盼望诸人之心，未尝或断。”李鸿章反复教导诸弟，从小要学好，不要急于功名科第，要注重实学。他说：“兄蒙曾夫子垂爱，荐馆于何仲高幕府。居停系初年翰林，学问渊博，晨昏清讲，实获吾心。公子亦少年好学，读上月初九日两弟手书，并《感怀》八章，足证刻苦用功。远人闻之，无任欣悦。惟功名有迟早，无须介介也。”他常以曾国藩的“敬恕”二字诫其子弟，要他们将此二字作为立身之本。他说：“涤笙夫子与鲍春霆书，有勋位并隆，务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因而，他致书其兄：“以敬恕二字，自是立身要旨……愿共勉之。”李鸿章认为，儿孙立身处世，尤其是要永远保持显宦之位，须在从师、交友、谨守家训方面狠下功夫。他说：“顷见曾夫子涤笙书寄其世兄一笺，亦颇可为吾兄训，录以转示。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倶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同时，他告诫其子，“吾儿不可因恃父兄显贵而仗势欺人”，而应不忘祖父穷乏之时，为人所凌暴，敢怒而不敢言的处境。这就是说，人在显赫之时决不要忘记贫苦时的难处。他还教训其子，对待西方文化，应当以正确的态度进行取舍和扬弃。譬如派幼童出国留学之事，国人多有微词，实因未能洞悉、反省中国“受外之凌辱之原因，莫外乎之不谙世事，默守成法，藏身于文字之间”余。正确的态度是，应以曾国藩为榜样，在学术上不株守一说，敢于承认西方文化有比中国文化先进之处，“师夷智”，举办洋务，自强新政，以“报效于国家”。由此可见，李鸿章的家庭教育观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曾国藩的影响。
无庸置疑，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不仅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其影响在一部分学人士子、政客、官僚身上得到了突出的反映。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家庭教育问题是受社会政治所支配的。因此，用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教育子女，把子女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绝不是孤立的一家一户的问题。我们认为，曾国藩家庭教育的基本思想及方法，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在新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得到了阐发，并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取得了实际的效果，从而符合了一部分视传统文化为立身处世、教育后代之不二法门的士大夫的心理，以为这就是教育子弟成材、保持家世不衰的一种切实可行的途径。必须指出的是，曾国藩家庭教育的最终目的及其基本思想内容，虽然带有他那个阶级的烙印，许多理论在今天已经不能照搬照抄了，但其中某些具体的思想内容如戒奢、骄、怠、懒，守勤、俭、廉、朴等，以及他的家庭教育观中的方法论，亲切、细微、耐心而富有成效，至今仍是值得借鉴的。
然而，由于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既有重大影响而又极其复杂的人物，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我们重点强调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之主线，认为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为三大革命高潮，所以便很自然地对为维护清王朝统治立下汗马功劳的曾国藩给予了全盘的否定，即使是对于功效明显、成绩突出的曾氏家庭教育观，也一概斥之为封建糟粕，加以人为的否定。
如八十年代便有一些学者的文章直指曾国藩家书，对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提出了全面否定的意见，列出了诸如曾国藩“教子弟杀人”、“教子弟卖国”等批判的观点。尽管事过二十余年，在今天全面否定曾国藩家庭教育观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对于类似以上的批判观点仍有赞同者、拥护者，故笔者拟在下文专题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关于“教子弟杀人”的问题。有人认为，曾国藩一生做尽了坏事，“从未做一件好事”，并用大量资料说明曾国藩兄弟如何凶狠毒辣，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应从整体上加以综合考察，起码应从这三点加以考虑：一是曾国藩作为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不可能不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不可能不与农民阶级为敌；二是曾国藩兄弟玩命疆场，与农民阶级为敌，存在着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1854年率湘军出师东征之初，曾国藩曾多次劝其弟“当伏处山林，勤俭耕读，奉亲教子，切不宜干涉军政，恐无益于世，徒损于家”。当得知其弟参与练团带勇的消息后，他立即去信叮嘱：“嗣后总以不带勇为妙。吾阅历二年，知此中构怨之事，造孽之端不一而足，恨不得与诸弟当面--缕述之也。”并且明确表示：“倘赖圣主如天之福，奸灭此贼，吾实不愿久居官场，自取烦恼。”三是曾国藩主张既已带兵，则须以少杀人、少扰民为根本。尽管曾国藩在家书中也曾提到：“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但他谆谆告诫其弟：“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工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其中应特别注意尽量少扰百姓，“行军本扰民之事，但刻刻存爱民之心”；“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吾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当乱世入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弟信云英气为之一阻，若兄则不特气阻而已，直觉无处不疚心，无日不惧祸也”。从而，他特作《爱民歌》等散发给各营官兵，希望湘军士兵尽量做到少扰民或不扰民。从前引资料可见，并非如某些人所言，曾国藩鼓励其子弟充当杀人狂，而是反复教导他们尽量少杀人、少给老百姓带来灾难。
就政治立场、阶级情感而言，对曾国藩兄弟镇压农民起义的行为进行抨击和批判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认为，在抨击和批判的同时，也需对他们的阶级属性作出历史性的说明。这就是说，就镇压农民起义这一点而言，是由他们的阶级利益和地位所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一切封建统治者都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譬如，被人们誉为英雄的岳飞和史可法，在阶级矛盾激化时，都曾加入过镇压农民起义的行列；中国近代史上主张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期间虽是一位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英雄，但他后来却死在了前往广西围剿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路上；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时代命题的着名地主阶级改良派思想家魏源，当太平军危及阶级利益时，即在江苏高邮举办团练，直接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的行动；因抵抗沙俄侵略而被人们称为爱国者的左宗棠，更是残杀过许多太平军、捻军和回民起义军将士。由此可见，许多曾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贡献，且被后人加以赞扬的人物，由于他们作为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在阶级利益受到致命威胁时，一般都会自然地站到劳动人民的对立面，为封建王朝效劳卖命。既然如此，对于曾国藩及其兄弟，怎能因他们镇压过农民起义就对他们其他应当实事求是予以肯定的思想言行一概加以否定呢？
关于“教子弟卖国”的问题，有人在其文章中指出，曾国藩“早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时，他的软骨头相便暴露了……只要能保全封建剥削统治就不惜对外投降”。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缺乏事实依据的。实际上，在1842年7月中英《南京条约》签字前夕，曾国藩就为局势日坏而深感不安。他在家书中说：“逆夷海氛甚恶，现在江苏滋扰。宝山失守，官兵退缩不前，反在民间骚扰。不知何日方可荡平！”是年9月，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曾国藩又愤然指责“牛鉴有失地之罪”，“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存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并非一意“对外投降”。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面对侵略者烧杀抢掠的行径，他在家书中指出：“夷人扎队至德教门外，派三百人至园子，焚外朝房，真堪发指。”战争失败后，他对于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给中国利权造成的损失亦表示忧虑不安：“余近年在外，问心无愧，死生祸福，不甚介意，惟接到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各国通商条款，大局已坏，令人心灰。”
有人说：“为了镇压太平军，曾国藩奏请清廷‘借洋人以助剿，。冶我们认为，曾氏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存在着一个发展过程；况且，“借洋兵助剿”之议并非曾国藩首倡，相反他还提出过反对的意见。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外和好”的局面开始形成，外国侵略者由观望转而决定与清政府携手合作，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上海买办官绅鼓动清廷借洋兵以“助剿”太平军；外国侵略者也表示要积极支持清政府尽快铲除“内扰”。当上谕催促他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时，曾氏明确主张“会防”不“会剿”。因为“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从而，他建议清中央朝廷对洋人“申大义以谢之，陈利害以劝之”，“即使事机未顺，贼焰未衰，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他反复阐述自己的观点说：
“臣之愚见，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产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他的基本理由是：“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苏、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金陵、苏、常可以幸袭，非徒无益，而又有害。”于是，他要求清中央朝廷“以情理阻之，婉言谢之”，中国“足以自立”，暂不须借洋兵助剿太平军。随后，当清政府依赖洋人以求尽速平定“内乱”的政策越来越明显，并谕令曾国藩等人对中外“会剿”之议重新“核议复奏”，不必坚持己见时，曾氏陷入了“既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尤以无兵会剿为大耻”的矛盾之中，但太平军不得不镇压，朝廷的谕旨不得不执行，最终他只得同意“借师会剿”。有人抓住曾国藩的这一最终态度，就把他最初坚持的“会防”不“会剿”的主张抛在一边不谈，而大谈特谈曾国藩“教子弟卖国”。显然，这种为我所用的主观态度对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评价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
有人说：“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是袭了曾国藩的一等侯爵进北京的，后来派任法、英公使，1880年兼驻俄公使，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伊犁条约》。”这里，其所说的意思很明白，即将曾纪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伊犁条约》冶作为论证曾国藩“教子弟卖国”的事实依据之一。《伊犁条约》是如何签订的？它与崇厚所订的《里瓦几亚条约》有何区别？这些史实，很多人可能没有弄清楚，故有辨析的必要。1879年10月，昏庸无能的崇厚在沙俄的威吓利诱下，擅自与沙俄订立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即《交收伊犁条约》。伊犁虽然名义上归还中国，但其西、南两境均被沙俄占据，处于数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随时有被沙俄重新掠取的危险。消息传出后，清政府迫于全国舆论的压力，将崇厚革职查办，改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为改订新约，同俄国人再度谈判，并运用外交手段配合左宗棠收复新疆全境的军事行动。在谈判期间，曾纪泽以“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的精神，经过艰苦力争，终于1881年2月与沙俄外交大臣吉尔斯、驻华公使布策在彼得堡正式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又称《彼得堡条约》。该约虽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与《里瓦几亚条约》相比较，除增加赔款数目之外，在界务和商务方面都为中国争回了一部分主权。这是曾纪泽从“替国家保全大局”出发，在复杂尖锐的外交斗争中从容应付、据理力争的结果。曾纪泽的外交言行散发出爱国主义的光彩，可以说他是中国近代一位值得充分肯定的爱国外交家。
曾纪泽之所以有此作为，与曾国藩的严格家教有着密切关系。自1853年初春以后，曾国藩虽练勇治军在外，但仍通过家书指导子侄辈读书做人。后来，曾纪泽或是短期内到湘军大营和督署衙门居住，有机会得到父亲的督教，或是经常在书信中获得父亲的亲切指点，这些使得他在做人方面立下志向的同时，也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曾纪泽在父亲的引导下对西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国藩认为平生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矣，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从而要求曾纪泽等子侄辈为他“雪此三耻”。曾纪泽铭记父训，从初步辨认星座，到通晓天文、地理，实现了由“天圆地方”说和“天朝至尊”观念到中国为全球中之一国的观念的转变。当他获得父亲的认可而摒弃举业后，更以充裕的时间和饱满的精力博览群书，以一种积极的、开放的心态去了解和认知西学。通过对中西方文化优长劣短的比较和鉴别，曾纪泽感到“吾华处处落后”，认为要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就必须向西方学习。然而，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富强，因而向西方学习还须有基本的民族立场。他曾深刻揭露那些到中国来的西方“文明”强盗们奴我人民，吸我膏血，“较少安分守礼之徒”的事实，并指责他们“齐心借条约为言，以与我为难”，“一邦获利，各国均沾，彼方逐逐眈眈，环而相伺之不暇”，把中国弄得国将不国，民不聊生。因此，他在与西方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该让步的让步，该力争的力争，该抵御的抵御。与此同时，他认为还得有承受顽固守旧势力指责谩骂的胸怀，“须拚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曾纪泽这一套有理有节、有学习有抵制的灵活而不失原则的对外交涉观，丝毫看不出有任何曾国藩“教子弟卖国”的痕迹。进而，在曾国藩兄弟的后裔中，产生了大量有良知、有正气、有民族情感的科学家、学者和政治家。孙子辈中的曾广钧为才华横溢的诗人；曾广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响应祖国的召唤，放弃在美国的优裕生活，并且忍受住美国政府对他的身心折磨，最终毅然归国，为新中国的化学工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曾孙辈中，曾宝荪和曾约农是着名的教育家，且在抗战期间积极加入了抗曰救国的行列；曾昭燏是着名的考古学家；曾昭抡不仅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型化学科学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担任过新中国高教部副部长等要职；曾宪植则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全国妇联高层领导人……这些难道是曾国藩“教子弟卖国”的结果吗？不是。这是曾国藩独特的家教理论和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体现。
危机意识与避害反应一曾国藩洋务观产生和形成的文化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