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只有男人可以在外活动，女人大部分被关在家里，没有女同学女同事女网友女驴友可遇，没有恋爱可谈，婚姻讲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基本上也与恋爱无关。而《海上花》中的长三堂子却有一种能够揭示男女关系的某些真相与规律的力量——以它的畸形、荒诞和极端的方式。
哦，长三堂子——职业出售个人魅力与恋爱的奇特场所妓女，先生，艺伎，倌人
《海上花》——如果用最简单具体的一句话来介绍——是一部关于晚清上海长三堂子里的爱情故事的小说。这里得有个注释：长三堂子就是高级妓院，长三就是高级妓女。但这个注释似乎并不准确。长三堂子还有个更正式的体面的名称：书寓；而长三则被尊为“书寓先生”。最初的书寓先生系为纯粹的说唱女艺人，艺是第一的，要经过较长时间地教育养成，若想在上海开寓营业，必须经官府举办的专业资格认证考试，并有年度考核——年审；卖艺不卖身——听起来更类似于艺伎、女艺人、女明星。职业女性——这应该也算是职业女性吧？
而且是最早期的职业女性？
只是到了本书所描述的时期：“海上通商以来”——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开埠、成为正式的通商口岸——“书寓”“长三”混个不清，规范也大不如从前严格了。这书中的长三们——虽黄翠凤还能拉着胡琴一曲《荡湖船》让大家听得如痴如醉，小小的李浣芳也唱得来《长生殿·小宴》中的《天闲云淡》，但新买来的周双玉没几天就出局（出陪酒局），乡下来的赵二宝也好像没经什么培训就挂牌了。打茶围（招待来客喝茶聊天）、出局成了她们业务活动的主要内容。想来是社会环境变化、市场需求骤增所引发的转型与混乱：没有“先生”那么高格了，却还不到“妓女”的程度，还是被用来装点场面、增添声色、文化娱乐，甚至是欣赏爱慕。即使“卖身”也须经过一定的“追求”过程，对象也都较为固定，所谓“做相好”，一做几年是常事。颇有些谈恋爱的意思。
她们还有一个比较通常随意的名字叫“倌人”，请看这“倌”字：一个人、一个女人，倚之“官”侧；传统戏曲里的女人也都管自己男人叫官人，一声“官人”，不知几婉转酥人；同时这个“官”也可以指其本意，即有权力的人——甚贴，甚妙。
因为妓院对于过去的中国人还兼备有社交场所的功能，到了本书所描述的时代背景之下，大量外来人口进入上海，找同乡，会朋友，建立圈子及至事业，都少不了到堂子里走走。自“高尚”书寓脱身而出的长三堂子，自然更成了以服务“上等”阶层为主的高级俱乐部，汇聚了诸如土洋官员、大小商人、才子名士及其帮闲帮忙各色精英。长三里做个倌人相好，等于有了个“点”，是商务休闲并装体面之必备。小富商姚季莼本做卫霞仙，他家奶奶——他老婆——跑去卫霞仙书寓“闹事”，被骂将出来，结果姚季莼再不得做卫霞仙，但姚季莼竟也张罗不开了——巴结生意、应酬往来太不方便。最后还是姚奶奶亲自考查选个“老实”的幺二倌人（比长三倌人低一个档次）马桂生让他做。
长三里能做上个相好并不容易。进门开始——请注意生客若无引荐恕不接待——打茶围三块洋钱——喝喝茶，吃吃瓜子果脯的围盘，聊聊天，坐一坐——除非特别相熟，有品的客人不会为这三块洋钱坐半天，会被鄙视的；出局三块洋钱——当红的倌人应命前去露个脸，唱个曲，代几杯酒就走了，还要转别的局，不是一直陪你吃喝——人家见过世面，受过调教，估计也不大馋；聚丰园叫来的虾仁炒面，沈小红心里不爽还吃不下，拨拉了几根就放下了。
——就是这两个数字“三”，张爱玲注释：“像骨牌中的长三，两个三点并列”，所谓“长三”就是这么来的了（而低一个档次的“幺二”收费标准则为打茶围一元，出局两元）。当时三块洋钱是个什么概念呢？
卫霞仙家请的大姐——小保姆——阿巧，全日制，粗细活儿都干，一月一块洋钱。上好的翡翠首饰十六块洋钱（可以还价到十块）。海归官员王莲生给张蕙贞租的东合兴里CBD核心商住区豪华公寓，一月三十块洋钱。综上，一块洋钱总得相当于今天的一二百人民币了。不知要打多少茶围叫多少局还不一定能做得成相好——人家是“书寓先生”，不是明码标价的。亦商亦官财大气粗的罗子富叫了黄翠凤十几个局，她还爱答不理（当然她是在吊他胃口，力争卖个更好的价位）。
做成相好，花头更多。日常下脚（开销），请客摆酒，尤其每逢年节，宣卷（讲经做法事），烧路头（迎财神），更一定要摆酒——给相好“撑场面”，这是必须的。这还要讲到那个着名的怕老婆分子姚季莼做卫霞仙时，卫寓宣卷，他又要招呼客人，又要赶在限定钟点回家报到，忙得着实仓皇狼狈。
乡下来的土财主李实夫看不惯长三堂子这玩法，说那些客人都是“铲头”（冤大头）——但他长三里也有老熟人，杭州来的大富商黎篆鸿说他是老玩家，鸦片馆伙计介绍他是“长三里惯了”的——显是有过白花了洋钱而没得到“实惠”的经历，受了打击——所以现在他贪便宜去打个野鸡诸十全。诸十全温柔漂亮又善于巴结，十全九美，唯一不美是有性病，传给他一身梅毒大疮。被大家一笑。小老板洪善卿都说他太省了，意思是如果他不那么省，长三里走走，就不会得这病了。
也说明卖身不是长三的主要工作，与之做相好还是比较安全卫生的。
这就是高档消费的好处了。
长三堂子运作机制
张爱玲说：“中国自古是个爱情荒芜的国度。”“恋爱只能是早熟的表兄妹，一成年，就只有妓院这脏乱的角落里还许有机会，再就只有《聊斋》中狐鬼的狂想曲了。”
的确，在那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只有男人可以在外活动，女人大部分被关在家里，没有女同学女同事女网友女驴友可遇，没有恋爱可谈，婚姻讲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基本上也与恋爱无关。
如此推来妓院不但是出售性的地方，也是出售个人魅力和恋爱的地方，而且这才是高端的，相比单纯出售性更有技巧，利润也更大——对这一点，想必世世代代的妓院经营者都知道并加以利用。但真正把它单独拿出来经营的——专业经营——却非《海上花》里的长三堂子莫属。
这长三堂子（书寓）实行的是倌人中心制。一门一户挂牌写的都是倌人的名字，沈小红书寓、卫霞仙书寓、孙素兰书寓等。跟随伺候的娘姨（已婚女佣；阿姨）和大姐相当于她的贴身助理，底下还有打杂的——跑外场的工作人员，老鸨就是她的经纪人与管理者。倌人多是买来的，叫“讨人”（编者注：“讨人”是方言中的说法。旧指被妓院买进当妓女的姑娘。），但老鸨靠她们吃饭，建立和谐关系是必须的，虽也有“或打或卖”——《红楼梦》里惜春语——比较少；有些生意好、脾气厉害的倌人还能制衡鸨母，如黄翠凤对黄二姐。总的来说二者属共生状态。倌人管老鸨叫“妈”——有些就真个是亲生母女，如周兰与周双珠，李秀姐与李漱芳——似乎这只是一个吃饭的营生。谁不要吃饭呢？倌人有一定的自由，包括接客。黄二姐说黄翠凤：想让她多看中两户客人，多赚点钱，难死了。——当然她们本是高端销售，在质不在量，没必要乱做，做坏身价得不偿失。
于是，男人们心甘情愿地以烧钱的方式追求这些倌人，一如现在富商、名流追求女演员——她们都是美丽和昂贵的，是明星，带着光环，是其他众多男人神往的女人；而倌人们在条件好、脾气对头、“长情”的客人里做一个相好，谈恋爱似的，也是自然而然——绝对的“卖艺不卖身”既不可能，亦不人道——大概也算是爱情了。爱情就是男女互生情愫，本身也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海上花》里一出又一出的爱情——有老夫老妻、知己式的，如洪善卿与周双珠，陈小云与金巧珍；有金童玉女、欢喜冤家式的，葛仲英与吴雪香，高亚白与姚文君；有悲情如陶玉甫与李漱芳的生死恋；有王莲生与沈小红这种拆也拆不开处又处不到一块儿的“过把瘾”式的怨恋。更有以爱情为名的攫取与敲诈——黄翠凤敲罗子富五千洋钱——曾经这个男人是多么恋慕她，恋慕她的美丽，更恋慕她的灵魂——当然这是个误会——热心资助她赎身，即使她赎身之后并不归他做个小老婆之类，而是自立自强自主创业另立门户去，跟他没关系；周双玉敲富二代朱淑人的分手费更高达一万洋钱。这都是因为男人爱她们的缘故罢。不然怎能拿到。只不过，一方有情，一方无意。这也算是恋爱了——不是说“我爱你与你无关”么？这话不能总由女人来说。
长三堂子提供了职业出售个人魅力与恋爱的奇特范本，虽然它的繁荣只存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在晚清最后的斜阳照耀下，欢愉与盛平都是暂时的。接下来的将是整个制度的崩溃、连绵的动荡。再往后，社会变化，“女性解放”，婚姻自主，“爱情”遍地开花——尤其是现在，网络发达，不知哪里跑出来那么多的有为却寂寞的女人，男人们随处都可以找到不需花钱的恋爱了——然而恋爱从某个角度来讲其本质仍是出售个人魅力与感情的交易——以期得到好的回报：无论是钱，还是温情、爱慕、幸福、体面、安全、快乐等——让对方认识和接受自己的价值，并予偿付。这种交易，是永恒的。从这个角度上讲，长三堂子自有一种能够揭示男女关系的某些真相与规律的力量——以它的畸形、荒诞和极端的方式。当然长三堂子并不太可能产生“真的爱情”，即使在过去别无机会的时代、在这本书中；然而“真的爱情”在现在的现实之中也是很稀少的。爱情不止是爱情。在爱情面前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是自由的。这不是人的错。这是必然如此的。所以，“长三堂子”其实无处不在，也不会消失。
一个残忍的性掠夺的故事？——陆秀宝“闹宝”
开宝·闹宝
陆秀宝是《海上花》全书之中“第一个”出场的倌人——严格的说是第二个，第一个是她姐姐陆秀林，却被作者一笔带过了。这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但却并非长三，而是次一等的幺二。作为全书牵头和引线的“主人公”赵朴斋，刚到上海，对十里洋场堂子倌人的花花世界神往已久，心急火燎地要去见识见识——以他在乡下的家庭状况，和母亲、妹妹“不过三个人，用个娘姨”、“比起从前省得多了”，他此番来，是为了“要想找点生意做做”，往长三里玩显然不合适；机缘凑巧之下他舅舅洪善卿一带就带他进了幺二堂子，他一遇就遇到这个陆秀宝。
年轻的赵朴斋，淳朴老实，涉世不深，身份还有点边缘——他从乡下来，却并非农民，建筑工地之类的活儿干不了；他是穿长衫并“金酱甯绸”的马褂来的，他断文识字，读过书，搁在今天也值个大专或普本了，也说明以前家境还不错，没吃过什么苦的，现在不行了，却也不至赤贫或急着找碗饭吃，套句时髦的话儿：他是来上海寻求发展的。
陆秀宝凭着一张青春美妙的小圆面孔以及些小伎俩，很轻易地就将这意志薄弱、毫无经验、充满了冤大头潜质的男孩子的心勾动了。
然而刺激起他的兴趣之后她就开始吊着卖了，“按着他的手不许他动，说着话”。说什么呢，“一会儿让吃酒，一会儿让看戏”——都是要花钱的勾当。小赵想再尝点甜头，她却装起纯来，“哎哟哟”大呼小叫，叫她家娘姨来帮手制止，声称她还是清倌人（即尚未破身的倌人，处女）。与赵朴斋同来的同乡张小村比较精，看不惯她这样子，然而，略一张嘴，立刻被牙尖齿利反应迅速的她合着娘姨一句接一句说得讪讪的，再不做声了。
很快，陆秀宝就从赵朴斋手上拉到第一单——还是一大单：为她摆酒。本来赵朴斋当着他舅舅洪善卿的面还有些犹豫和不好意思，想让张小村代说，张小村冷笑不说，陆秀宝便说：“吃酒嘛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当即向众说出：“赵大少爷请你们各位吃酒，在这儿说一声。”使之成定局。
没多久又是第二次摆酒，作者通过回目暗示：“挨城门陆秀宝开宝”。繁体字的吴语版里那个“开”字和“闹”字有些相似，乍看像是“闹宝”——凭借其“宝”施使伎俩，耍闹事体——倒也贴切。赵朴斋对陆秀宝一见钟情，进而渴望更亲密地接触，让爱情达到从灵魂到肉体的完整，尤其那还是陆秀宝强调过的——一具纯洁的肉体，而这一次摆酒即是条件。
不过，酒是摆了，陆秀宝却并没有“把最好给最爱”的意思，她让赵朴斋付出了“开宝”的价钱而没让他达到目的——通过张爱玲的注释我们才知道，她“大概是欺他没有经验，借口跟他怄气，整夜跟他扭手扭脚，令他无法行事，他气得一早起来跑掉了。”而我们只看到第二天一大早赵朴斋在街上急走，连舅舅大人洪善卿到了跟前都茫然不见，倒是洪善卿姜是老的辣，一开口便问道：“是不是你去上了她们的当了？”
等洪善卿再次陪同前往察看，此时陆秀宝对赵朴斋的敲诈之意已然十分露骨——恰好洪善卿随身包袱里面装着帮人代买的“双喜双寿”
银戒指的小盒子，立被她抢着翻出来——显然她也正在向小赵讨要这东西，“秀宝径戴上，跑过朴斋这边，嚷道：你说没有，你看呀……
把手上这戒指直搁到朴斋鼻子上去。”“一屁股坐在朴斋大腿上……扭的身子像扭股儿糖一般，恨不得把朴斋立刻挤出银水来才好。”
而且陆秀宝同时还在积极应酬其他客人——听到外面有喊“二小姐，快点，施大少爷来了”，立刻“顿然失色，飞跑出房”——看来是熟客，而且更重要；竟然毫不犹豫地把赵朴斋扔在那儿了。
即使是这样，她还能于稍后继续向小赵讨戒指，在他打牌的地方，强悍紧逼，不顾其他人看笑话，因为知道这是在炒短线，要抓紧时间。
最后还搞得眼泪汪汪起来——就要见底了也不过这些，她大概也是真心着急失望。
然而赵朴斋到底舍不得——至于是舍不得这个小可人儿，还是舍不得花出去的那些钱，所谓越付出则越珍惜，不得而知；晚上再去找陆秀宝，却发现已有客人在那儿摆酒了——正是那位姓施的客人。
还是张小村点破了他：“今天才一天，就有客人，是不是客人等在那儿？没那么巧。”张爱玲又加注释：“安排好次日由另一人开宝，否则赵朴斋方面无法夜夜搪塞得过去。”那么这一切都是预谋的骗局了。赵朴斋想想，是像这么回事，“越想越像，后悔不迭。”
这令赵朴斋后悔不迭的其实是堂子里司空见惯的“经典”骗局，正如花烟间妓女王阿二家老娘姨说的：“说说罢了，哪有真的呀，差不多要三四趟五六趟的哦！”
有趣的是回目里“挨城门”三字——张爱玲解释：城门夜闭，有人等在城门外，俟开门放入有特权者同进。对此《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作者贺萧）一书中说得更详细——“当时上海的新北门和小东门一到晚上9点就关城门，官吏过了钟点回来，坐着轿子到了城门边，其仆人就高叫‘照会’。所谓‘照会’
其实是一种木牌子，分成两半，另一半在城门守兵手中，两边要对上才行。然而一旦检查了照会，开了一点城门放人，那么想进城又无照之人也会趁机涌入。”
显然，在这里陆秀宝的那个地方的第一次就是“城门”，赵朴斋想进的话就要等施客人进过之后才得进——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