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控这种事情的才干可能是晒雪身上最突出的才干。我特意在我们通信之后的第一个夏天提出:“很想一睹芳容。若交通方便,时间得闲,不辞劳顿,赴二十一沟一晤?天木不胜感激。”结果我得到一张二寸的大头像。晒雪复信说,“你看到的就是我的全部了”,我如何解读呢?吊胃口?耍我?颈椎以下残疾?强调她的智慧?批判我的低俗?那她为什么还写这样的文字:“有朝一日,当我们四目相对,就有火花溅起,而我们第一次拥吻将使整个世界为之战栗。那将是一个伟大的世纪之吻!”还有这样的:“美酒,愈陈愈香醇;等待,愈久愈美丽。面对万家灯火,我可以想象你闪亮的双眸,在二十一沟出没(狼和野猪才‘出没’)。”据妹妹仁小宜说,晒雪写给我的信,每次都是先朗诵给她听,领受掌声和十二分赞许之后,才折好了塞入信封,贴上邮票。之后,还要把信贴抚在胸口,仰脸望着天花板。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我被“政府”当做熊猫的亲戚一样关注着、探问着、调侃着。
那天上午九点半,马良行就亲自入监,把我“押解”到成百上千的群众都巴望进入,却常常因为账上羞涩和监规限制而不能跟亲人充分地电话传情的“亲情电话室”。
我知道晒雪要说什么。
在去“亲情电话室”的路上,马良行就跟我唠叨拍《风吹大墙》的好处,说我生相俊朗,上了电视,说不定被大导演看中,将来会成为明星的。还说现在的姑娘、婆娘,一听说哪个男人蹲过大狱,就像见着曹雪芹从《红楼梦》里活过来啦!
在二十一沟监狱,谁的话可不听,马良行的话是一定要听的。可是,马良行拉出个死人曹雪芹,不对路。我看过《红楼梦》,看不进去。怀着崇敬的心情三次捧起《红楼梦》,总共看了两回半。梅昊说《红楼梦》必须看五遍以上,才能“解出”其中味儿来,说毛泽东就看了五遍。我说,要是派两个中队的武警把曹家大宅(红学家百年考证:所谓“贾府”,其实就是曹家大宅)围起来,墙高垒加三尺,拉上电网,东西南北门以及小偏门通通堵死,只准进,不准出,各厢房之间的主子仆人保持生存权,但相互之间不得接触,不许对话,如何?那我就看它《红楼梦》一百二十遍。
我当然不能把两头粗,中间细的电话当大骨头,然后摆出饿了十七天的狗样,狂啃不止。我静静地聆听。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晒雪的声音。怎么说呢,清脆,就是清脆;率真,就是率真。
如果妹妹仁小宜告诉我晒雪不是年近30,而是年方16,我是不会提出质疑的,我眼前差不多出现了一条迎风招展的红领巾。
“你在听吗?”晒雪在电话线那头“晒”了十几分钟“雪”,已经是满地的湿潮,很湿很潮。
“呃……”我怎么能拒绝一个少先队员的请求呢?而且是女少先队员。
可是,教导员教过女少先队员逮住一个叔叔就玩命骑上去强奸吗?!
梅昊梅主编是上过大学的,而且是名牌大学,晒雪据说是手持“大学本科”文凭的,而且就读的大学是鲁迅先生曾经讲过课的“西北顶级”文科大学。门当户对啊!
我未经主人批准,把晒雪所有的信送给梅昊看。他曾经趁我不在的时候偷看过几次。我知道他想看,就是推辞一百遍,我也坚信他想看。我说:“其实你们二位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我这种土包子根本不配。我们是个误会。”
“你有心理问题。”梅昊喷着口唇呼吸,他激动的时候就这样。这种呼吸法看上去出气的动作大,进气的动作小。他说:“我看可以,可以是可以,只是可以给你提点儿建议,建议而已。”
可能就是在梅昊喷着口唇呼吸,看晒雪的信的时候吧,钱在葆跨进了我们小报社的门槛,他被洋溢着墨香和新生气息的《新生报》吸引,并且还讨好地夸着我,结果吃了我一个“断肋推手”。
情况就是这样。我怎样向马良行说明呢?我觉得我说了之后,他会更加糊涂,更加疑虑。他会说:“看不出,你瞎编乱造的本事,像国民经济一日千里地长进啊。”
一系列的事情是不能省略的:关我三十天禁闭,扣我一千二百分(普通群众下井挖煤,干一年才挣九百分),开大会批判我的严重“违反监规”。我宣读不少于三千字的“忏悔书”。这样还不够,有位副局长闻听此事,强烈要求二十一沟监狱狱政科立案,上报检察院,提起公诉,加刑。这位副局长大人当年是钱在葆的父亲一手提拔的。他的要求并不过分,他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别说断了两根肋骨,就是断一根,也可以加两年刑。
马良行指示丁树,说服钱在葆。
丁树领命,对钱在葆说:“仁天木这段时间精神明显异常。”
钱在葆过去就是监狱系统的干部,在二十一沟监狱关了这么些年了,不说事事他都明白,但也八九不离十。他马上听出了弦外之音。当年侯江潮杀了五个人,一句“他疯了”,不就通通搞定了嘛。钱在葆咽了口唾沫,斜着眼说:“丁大科长的意思是我是活该?!”
丁树给钱在葆递上一根烟,点着,说:“仁天木的母亲一个月前(推迟了近五年)在宝函寺吐血而亡,他的姐姐因此出家为尼(同样推迟了近五年)。还有,给他写情书的那个女人,你也知道吧,二十一沟的人都知道,前一阵子突然提出分手,说她已经怀上了别人的孩子,必须‘奉子结婚’。喔,这种事在咱二十一沟司空见惯。问题是,事情轮到自己头上就不同了,咱们狱内的案子有一半跟这类事有关吧。”
“那,那你凭啥为那姓仁的求情?!”钱在葆这样问。明显是得理不饶人,这用问吗?!
丁树笑一下,说:“我不是来求情的,我是来跟你做笔交易。”
交易的内容:钱在葆出狱就医二百天(本来最多三十天);伤愈归监之后减刑一年半(他的改造成绩从来都不够减刑);提前一年半假释,假释押金由仁天木的父亲出。另外,仁家赔偿医药费两万元。
丁树说得很快,也很平稳,说完,起身就走,临出门,丢了一句:“你应该知道游戏规则。”
钱在葆明白丁树说的“规则”:马良行和丁树把所有的砝码和盘托出,不商量。一旦交易失败,他们会调动所有的力量报复。因为那折损了他们的自尊。官场上有人会为了做官、保官,杀自己的儿子给上司炒菜吃,但也有为了自尊舍命相搏的。退一步说,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容侵犯。
那位高高在上的副局长,很快就不再往二十一沟监狱拨电话了。事实上那位副局长也是上任不久,特别需要上上下下的支持,谁都不愿意得罪。钱在葆有话,那位副局长跟他的“老领导”也可以交代。
马良行的女儿马岚早年在姨妈的关照下,就读于省城的一所重点中学,后来父亲出资,送她去距英国剑桥大学八公里远的一所大学留学,回国之后,马岚一直追随姨妈左右,现在在父亲和姨妈的学校担任一个系的副主任。是那所学校最年轻的副教授。
这就是马良行罩着我的动力根源。马良行前两年就向父亲和姨妈开列出我减刑、假释、出狱的时间表。现在,我搅乱、撕破了那张时间表,他要下工夫,甚至奋不顾身地把它重新对接起来,粘好,还回原样。不过,后来的事情进程说明,这只是马良行的一厢情愿。
在好几千人的群众中,找一个与侯江潮案底不同,但心愿相似,把监狱当做家、当做休息地、当做饭票、当做疗养院的人并不难。
马良行在第五监区找了一个“六进宫”的群众,他叫沈三山,犯的是与前五次相同的罪:盗窃。他偷人家的电视机、架子车、牛、毛驴,还偷人家媳妇晾在绳上的奶罩和裤衩。四邻八乡,走哪偷哪。他们村的村支书和村民异口同声地对政府说:“能不能给他多判些年头,叫咱村民多过几天安生日子?!”这话也是最近一次沈三山向法庭上的法官说的。他说:“能不能让我在监狱安度晚年?”鉴于沈三山贪图享受,他原先服刑的汉水监狱的监狱长向局里打报告,把他发往二十一沟挖煤。挖煤和在汉水监狱的砖场干活唯一的区别是煤粉对身体里外的侵害。沈三山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一日三餐、一年四季吃穿不愁。
沈三山的刑期只剩下两个半月了。他正为刑满出狱发愁,忽然被调往第三监区第一分监区。有人给他出主意:出去再偷再进来太麻烦。直接在狱内找点事,加加刑,多简单。
“高!高!实在是高!”沈三山信了别人的主意,趁着夜色,就近溜进我们小报社,抱起那台姨妈以她们学校的名义捐给二十一沟监狱的电脑,就跑。
当时梅昊在舞台那边的教研室跟卫元泽聊天,我刚从禁闭室里放回来两天,正在房子的隔挡里边铺上养神。听到动静,我以为是梅昊回来了,叫了一声,没人应,我又闭上了眼睛。这时,有个故意压低的声音飘进来:“抓贼,贼偷电脑啦!”我翻身下床,发现电脑确实不在了。迈出门槛,没看见“通风报信”的人,看见二十来米远的地方一个人“咔嚓”一声跌在地上。我走过去,看见沈三山用身体盖着电脑。听声音,电脑八成摔坏了。
“你干吗?”我问沈三山,顺手把他扶起来。我没见过他,也没想他是贼,因为偌大的电脑如果可以在狱内“成功盗窃”,那还不如去“成功脱逃”呢。
沈三山呜哩哇啦地叫了两声,推我一把,又扑向电脑。
这时丁树和另一个政府打着手电出现了。
这样,沈三山郁闷地被加了一年半刑。所以郁闷,是他嫌加得太少。
后来,丁树在报告中说:“仁天木奋不顾身,与作案的沈三山搏斗,保护国家财产。实属‘将功补过’的具体表现。”奶奶的,《监狱法》上说,“服刑人员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我在监狱待了十好几年,除了遭遇野鸡胡百年不遇的洪水,有人立功,再没有看见哪个“立功的服刑人员”,见着我自己了。
这只是马良行“还原”那张时间表系列行动的开始。紧接着,他又在二十一沟监狱搞“优秀散文评选”,海选、预评、复审,最后在狱外请了五个作协的终审,结果我拿了个特等奖,梅昊拿了个一等奖。然后,又把获奖作品拿到外面的刊物上发表,折腾了大半年,给我加了两次分。又过了半年,马良行跟我提起参与《风吹大墙》的事。这次,我没有拒绝。不能拒绝。无法拒绝。
当我想象着面对镜头,面对女记者的情形时——每一个答应参与拍摄《风吹大墙》的群众都会这样条件反射地期待,来的却是个男人。不是以前采访梅昊见着的那个谢顶老男人,而是一位刚刚从政法学院毕业的小伙子。这小伙子高大的身材足有一米九,高鼻梁、大眼睛。电视台就是不一样,选的人不是美女就是帅哥,随便拉出来,就可以编入模特的队伍,在T形台上走秀。
这位小伙子记者叫李仓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