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自己枕头下的褥子炕席间藏有一把匕首似的半个剪刀。那不是预备歹人的侵袭,而是为了抵抗父亲的侵扰。可是,当父亲趁爷爷不在,隔开我,真的要侵入母亲的时候,母亲却每每忘了那把剪刀的存在。这一次也不例外。
父亲终于泻下了他体内的积蓄,野猪一样趴在母亲的身体上,鼾声如雷。
是爷爷回家来的脚步声把母亲从窒息的状态中拽醒。母亲使出吃奶的劲,把自己的身体从父亲身下腾出来。母亲这时才想起了那把匕首般的半个剪刀。母亲一面喊叫一面奋力将剪刀扎向父亲。
那半把剪刀是钝的,且锈迹斑斑,隔着衣服,没有抵达足够的深度。所以,父亲依然沉在梦底,没有醒来。母亲正要换一个位置,换一个角度——比如说照着脸、脖子、脑袋,甚至裆部扎的时候,被爷爷拦住了。
在孕育妹妹的日子里,母亲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磨那把匕首一样的半个剪刀。磨完之后,母亲都不会忘记在我们家仅有的一张熊皮上试试刃锋。那张熊皮在妹妹出生之后,已经与一张渔网很接近。
我天生木讷,三岁之后才能说句完整话,看到这带毛的网状东西,我说:“毛毛网,毛毛网……”爷爷夸我:“会说话啦!”
父亲在知青灶睡了几天,是爷爷挥舞着顶门杠把父亲打出家门的。那时候,离婚似乎是件奇怪而丑恶的事,不然母亲一定会提出诉求的。后来,是闻讯赶来的姨妈把父亲“请”回家的。回家后,父亲把另一间放粮食和杂物的房间收拾规整了一下,铺些麦草,铺块油布,再铺个褥子,就当他的卧房了。
父亲闷着,跟谁都不说话,谁说话也不应。姨妈巧舌如簧,也不能将父亲和母亲拉扯到对面。饭做好了,父亲不吃;众人吃完了,散了,他才把剩下的稀里糊涂塞到嘴巴里。生产队忙,他就干活,不忙,他就瞎转,而且越转越远,时有夜不归家的情形出现,大有步爷爷当年之后尘的趋势。
姨妈认为闹到这步田地,母亲有一半责任。但是,姨妈讲述的“夫妻之道”母亲根本听不进去。村上一些大姨大婶用通俗又粗俗的语言讲述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逻辑,更是被母亲当洗脚水一样泼了出去。能与母亲交谈的人越来越少。母亲自己去半山的小庙“请”了一个泥质的观音,安置在炕边的两个木箱上,每天烧香念佛。只要我不跟父亲搭腔,不往父亲怀里探头探脑,母亲总是和颜悦色的佛相。否则,母亲就朝我屁股上拍巴掌,变得凶神恶煞。母亲这样慈善凶恶地颠来倒去,变幻脸色,令我受益匪浅,给我若干年后被请去做演员积攒了资本。母亲不准我叫父亲“爹”,越是不准叫,我越想叫。我偷偷叫。每一回,母亲不在,我叫了“爹”,父亲都让我飞起来……这种飞的感觉可能就是我长大之后崇拜父亲的心理基础。
我可以感觉到父亲的目光在母亲疏忽的时候,时不时地追随着我。夏天,爷爷会送我一只装在麦秆编的小笼子里的蝈蝈;秋天,又送我一只“木尜”。我知道,那都是父亲的作品。父亲还在县城百货店买糖果、点心给我吃,姐姐随姨妈回了省城之后,这种东西就很少见了。当然,也是经爷爷之手转交的。我在门前的核桃树下逗蝈蝈,玩“木尜”,吃糖果的时候,父亲就在村中央路的那一边远远地蹲着看我。这时候,父亲会点上一支烟,一边搓着身上的垢泥,晒着太阳,蛮享受地吞云吐雾。
我在门前的核桃树下玩耍,母亲是不介意的。那时,母亲正好腾出身来做些家务,或者做饭。再说,爷爷多半就蹲在门槛上,要不就跟我一块儿玩耍。
以往,核桃树果熟之后,都是爷爷漫不经心地打摘,高处够不着的,就任它自己挂着,终有一天它就自己跌到地上了。那时,爷爷就差我把它们捡回家。待我可以爬树了,就帮爷爷打摘核桃。爷爷一面喊我小心摔下来,一面傻呵呵地笑。
后来我听说无数白领、国家公务员,反正那些必须早上按时上班的人吧,他们都有一个梦想:早晨睡到自然醒。在我没有上学之前,我享受的就是“自然醒”待遇。更多的时候,我跟在爷爷的屁股后面,去后山坡的杏树林闲逛,类似城市的女人逛商场。杏树林的景色也是四季不同的,这也类似城市商场的商品换季。通往杏树林的小路上,会遇上一对相挨生长的柳树。爷爷叫它们“鸳鸯柳”。它们小的时候只有爷爷的大拇指那么粗。我每次经过,都要从小路上跳到它们面前伸手把它们分开,从它们中间过去。
妹妹出生之后,姨妈把母亲接到省城的家里坐月子。母亲当然不会把我留给父亲。我看到了公共汽车,宽阔的马路,高高的楼房,哗哗哗用水冲洗的厕所,还有,好多好多的人从学校、工厂的大门涌出来。那么宽的马路一下子就看不见了。自行车在人丛中穿梭,清脆的车铃声像一只只金属鸟欢快地鸣叫,它们还在阳光的照射中闪闪发光。自行车看上去比马儿还要轻灵。
驮着好些个大喇叭的卡车从街面上掠过,喇叭里播放出狂风一样的成人规则和国家意图。卡车留下少许飞扬的尘土和浓重的汽油味道,令我兴奋。
吕刚返城来姨妈家探望,他高大的身躯令姨妈家十八平方米的房子显得更加窄小。姨妈在一个拥有两万多工人的国防工厂的子弟中学做教师,这房子是学校分的,一个单元门里有三户人家,三户人家十几个人,十几个人共用一间厨房,一间厕所。早上如厕是要排队的。姨父在军区大院本来有两间房的,但被贬之后,他们不愿再住在那儿。
我喜欢这种人口稠密、拥来挤去的状态,人气儿旺,热情高,信息量大,不像在老家,空旷的房子里常常只剩下我跟爷爷,或者我跟母亲,常常被一种阴湿之气笼罩。妹妹在襁褓中,她不会时不时从母亲和爷爷那儿夺去本来专属于我的恩宠。这一点众所周知。我是“带把”的小子。我是仁家的传人。
姐姐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她对我说再过两年半我也要上学了。我缠着姐姐问上学有多好啊?姐姐傲慢地说:“到时候你就知道啦!”到时候?到什么时候?哼,姐姐就是这样跟家里的男人说话,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吃饭的时候,姐姐还时不时地用一种奇怪的眼神观察姨妈姨父,然后目光又甩向我,甩贼似的,我可不是来偷东西的。
妹妹也不怎么样,她出生才几天,脑袋上就长出一个比馒头还大的水包,母亲因此获得了进一步诅咒父亲的把柄。联想姐姐出生时头顶上像浓痰似的黏黄痂儿,母亲更是义愤填膺。姨父把妹妹抱到军队的大医院看医生。大夫说,没事,这东西不用治,长一长,多则八个月,少则半年,它自然就会被吸收、消退。
城里人要是集结起来,打着红旗、标语,上街游行,或者在广场开会。好几万人,数不过来,那可比乡下的庙会壮观多啦。不过,最令我神往的是他们玩儿的游戏,好多都是乡下没见过的。比如蕊中有个彩月亮的玻璃球,他们把它叫“溜溜”;比如云母片,纸包子,纸三角,纸飞机,还有女娃子玩的跳房子跳皮筋。比较有挑战性的要算“工兵捉强盗”、“卧驴不骑”、“斗鸡”。“斗鸡”并不是拿公鸡斗,而是人用右手拽起左脚,使左腿的膝关节弯成角状,用以顶、挑、推对手;那个“卧驴不骑”的专利应该属于乡下,城里人又不养驴。对吧?
啊,“卧驴不骑”是两伙人玩的,一边五六个、七八个、十几个人也能玩儿。一方选出一个“包剪锤”的高手,先定哪方为驴。“包剪锤”输的一方为驴,“驴”的“头”就是“包剪锤”的那个人,他贴墙而立,其他同伙弯下腰,依次抓住前者的衣襟,脑袋不顶前面人的屁股就歪向一边。摆好了“驴”势,人就从后面加上助跑,像体育课跳木马一样,尽量撑跳向前。第一个人最好跳到“驴头”,也就是“包剪锤”的跟前。这样,后面基本等数的人才可以“一个萝卜一个坑”地骑上“驴”。第一个跳的,是“人”这一方的“包剪锤”,也是弹跳最出色的一位。待所有的“人”都骑到“驴”身上,两个“包剪锤”开始划拳。划拳就是“包剪锤”。这很关键,“人”这一方要是输了,马上就沦为“驴”,下一轮被人家骑。而“驴”这一方要是输了,就还是驴。这时“驴”们常常会起内讧,重选一个“包剪锤”。“包剪锤”的精神压力之大,不亚于足球赛罚点球的家伙。
就这样,一轮一轮,“驴”们狼狈不堪,“人”们大呼小叫。游戏很容易被一个人的响屁或者谁的头被夹得受不了之类的事搅乱,但很快就会重新开始。
好玩儿吧?
有个个头儿瘦小的家长有一回飞起他的瘦脚踢“驴”阵,还骂骂咧咧的。大家伙散了,换个地方开除了那个瘦猴的儿子小猴。小猴不高兴,却也不敢触犯众怒,可怜兮兮地站在一旁当观众。不过,游戏一开始,小猴就换了一张亢奋的脸,当起拉拉队员。当哪一边的拉拉队?谁知道,反正他胡喊乱叫一通,也许是发泄胸中的郁闷吧。这瘦猴的儿子小猴长着一对招风耳朵,尖下巴,皮肤黑黑的,像只大鸟。他还有个弟弟小小猴,长得跟父亲、哥哥很像。小小猴与我一般大,他也经常看哥哥们游戏。有一回,他还把我挤到了一边,他瞧不起我这个乡下崽。这家伙一定没想到,我们同时长到十岁之后,在一起玩“头鸡”,我很轻松地就能把他挑起来。他更没想到二十多年后他会在二十一沟监狱叫我“老大”。
姨妈是把我从游戏边拉走的主角,其次是姐姐。姨妈拉我都是很轻柔的动作,一只手还抚在我头上,并且,姨妈在走之前还要蹲下来,十分礼貌地征求我的意见:“乖乖,肚子饿了吧?还要再看一会儿?好吧。咱们天木要多吃饭,快快长大。长大了呢,就可以跟这些小哥哥一块玩儿啦!对不?!”话说到这份儿上,谁还能执拗。对吧?
可是,那个叫仁少宜的姐姐却十分粗暴,她生怕别人说她没力气似的,使出吃奶的劲猛地一扽,我的胳膊像要脱臼了。她不管,扬着脸冲着高高的房檐说:“走!”拉一头驴崽也不该是她这副德性吧?
对了,姐姐一出现,就有跟她差不多大的男生起哄,她脸红。就算是她的同学没礼貌,她也不该拿我撒气儿呀。慑于姐姐的淫威,后来我远远看见她过来,干脆主动地离开游戏“观众席”,跑回姨妈的家。姐姐在后面“蹬蹬蹬”地追我,追上了,她就抱我,她太消瘦,抱不动。我呢,也烦她抱。我最烦的就是她了!然后才是那些瞧不起我们乡下人的人。姐姐也蛮奇怪,就是偶尔叫我回家,追上我,才要抱一抱,家里边,大人在场,一块吃饭的时候,她就给我吊着个驴脸,好像我吃的东西是她身上的肉。说到吃肉,那要去专门的肉店买。那是个艰巨的任务,通常是由男子汉姨父去完成的。天刚黑,先去肉店门前领个号,半夜里,拿个小凳子,抱个军大衣,在肉店门前蹲到天亮。不蹲不行,后半夜还要换几次号,人不在,前面拿的号就作废了。买回肉的那一天,姨父不但不困,反而兴奋地说昨夜的情形。哪个打架啦;哪个耍赖啦;哪个男女勾搭啦;哪个一人排两个队,在买红苕的粮店与肉店来回奔忙换号啦;还有人用全国粮票换肉票,用布票换粮票……那哪是排队买肉啊,那就是个超级市场。这样,有肉吃的日子就格外快活。姨妈有一位学生的母亲在肉店工作,但姨妈从不走后门找人家帮忙。母亲要是说麻烦了姨妈,姨妈就会一五一十地说出我们家哪年哪月哪天给姨妈他们多少面粉,还有野味,城里人的口粮一半是粗粮、红苕呢。
纯白面的馒头,城里人一年也吃不上几回,我要是在楼下啃一块白面馒头,会吸引好多小朋友的目光。“猴子”兄弟俩的目光像狐狸一样尤为出众。不仅是目光,“猴子”兄弟俩很快就想出了从我手中猎取白面馒头的方法。他们拿出一些父辈在工厂里用金属冲压成型的毛主席像章,在我面前摆弄。这东西我在后厚村见过一个,很稀罕的。我的眼神暴露了我的心情,“猴子”兄弟俩就说用毛主席像章跟我换白面馒头。成交。后来我用馒头还换来了塑料的、陶瓷的毛主席像章,还有云母片、糖纸、“溜溜”等等许多宝贝。再后来,我的行为被姐姐仁少宜告发,母亲把我痛扁了一顿。母亲反复说的两句话就是:“啊,粮食可以这样糟蹋吗?粮食容易吗?!”虽然如此,那些宝贝并没有退还给人家,道理很简单,他们无法把我们家的白面馒头退回来。那些馒头早变成粪便,顺着城市的排水管道流到了郊区,被农民伯伯浇了菜地,参与下一轮碳水化合物的生产。
城里五光十色的景象,五花八门的信息,在我懵懂灰暗的脑际划亮了一根根火柴,我的许多鲜活的童年记忆都是从这时开始的。在城里住了两个多月,从春天到夏天,回乡下的时候,我的兜里揣了许多宝贝玩意儿。我在村里的孩子们面前显摆那些玩意儿,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有了生活的资本。
我们村子的资本在那些起伏不平、连着秦岭山脉的土地上。麦子熟了。四下到处是一片一片的金黄。由于母亲为了馒头揍了我一顿,我第一次关注起麦子了。我看微风从麦芒的针隙间滑过,把成熟结块的麦浆的味道塞进我的鼻腔,奶汁蒸去水分,好像也是类似的味道。太阳的光芒像麦芒一样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