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种表达合适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李鸿章的日记中充满了对鸦片瘾和鸦片交易的描述。他似乎是一个这种毁灭性麻醉剂的强烈仇恨者，这种仇恨持续了他的一生。然而他曾坦诚地表示，他自己也陷入了鸦片文化之中。“为了制药，仅仅是为了制药，”他毫不犹豫地说，他把他在湖北的部分田产“租了出去，用来种植罂粟。”总而言之，鉴于大清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禁止吸食和贩卖鸦片，李鸿章日记中涉及到这个主题的内容，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他所有文稿中最有趣的部分。
日记中有关鸦片的最早记录大概写于1845年，当时李鸿章还是合肥的一名学子，正值所谓的鸦片战争时期。相关内容如下：
“数月以来，我一直在努力劝说我的好朋友何凯，希望他能戒除这个已经遍染四邻的恶习。但他已经对所有事情失去了兴趣，恐怕我的一切努力和劝告都白费了。但是，更加应该受到指责的不是别人，而是何凯的父亲，因为就是这个老猪倌把这个恶习带进了他们家，他所有的儿子都学会了吸食这种可怕的浓缩物。”
“今天我去何凯家找他，但他的母亲告诉我，他现在很少回家了，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围村里，像喝醉酒了一样目光呆滞。他的父亲也是这样，至少一个兄弟也是如此。当灾祸袭击一个家庭的时候，好像大多成员都不能幸免，对第二代的损害比第一代的还要大。幸好老天不让我的家庭受此等伤害，我的父亲教导我们远离这个毒魔。为什么像何凯父亲一样年长的人，会将这样的腐败直接带到自己家里呢？难道他不知道受这个毒魔侵害的受害者会堕落到何种地步吗？”
“这天虽然父亲严厉地警告我不要与何凯为伍，我还是去了围村找他。要找到他并不难，因为他花大部分时间所待的那个丑恶的地方，现在已经为所有街坊四邻所知了。因为在这个地区有超过两百人在吸食洋烟土。我在那个地方的外面遇见了我的朋友，当时他正要回家。当我对他不恰当的行为提起反对的时候，他变得非常生气。但我愿意为了他的姐妹、母亲忍受他的愤怒。因为他的家庭属于当地的士绅家庭，而且我们两家关系非常密切。另外，何凯的姨母是我父亲的一个小妾，她是一个十分受人尊敬的女人。但是这个曾经的朋友和学伴并不愿意听我讲话，他说他现在对洋烟土的爱已经超过了四书五经。虽然何凯不是非常有才能，但这样一个好男儿，偏要把他的脑袋往老虎嘴里送，这实在是让人感到难过。”
“晚些时候（没有日期）。——何凯的父亲死了，是洋烟土杀死了他，有人认为他死亡的原因是吸食过量的洋烟土。他曾经的伙伴们对他的尊重已经一去不复返，他的财产现在也落到了高利贷者之手。何凯也不能待在家里了，他成了一个沿街乞讨的可怜乞丐。虽然他比我还年轻几岁，他的眼睛都几乎瞎掉了。我昨天从路上走过，他竟然没有认出我来。我想他死了都比现在好受一点，我相信他不久也要步他父亲的后尘而去了。”
十二年后，李鸿章在南京任常胜军指挥官的时候，他写道：
“我们发现这个大城市里充满了鸦片毒魔，几百人很多天吃不上像样的食物，却有充足的鸦片供应。因此他们虽身处暴乱和战斗，照样可以睡觉和做梦。我下令给程学启将军，所有人只要被发现持有鸦片，或者是吸食鸦片，以及所有企图购买或贩卖鸦片的人，不管他们拥有或依附于何种势力，一经发现，立即斩首。”
“一接到这些命令，程将军就十分轻率地与戈登将军争论了起来，尽管我曾禁止程学启激怒这个英国人。在被我严厉的训斥一番之后，学启便立即去办我指派给他的差事。今天早上我接到报告，学启已经处决了一百二十多个吸食和贩卖烟土的人。这次任务执行得很好，这使我对学启的评价又好了几分。”
“曾经在没有丝毫想要伤害戈登感情的情况下，我说鸦片输入大清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他的同胞。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正好亲自下令将山东一位英国将领凌迟处死。因为他向清军军官兜售鸦片，但他自己却并不吸食。”
“不等我解释，戈登将军突然就勃然大怒。我说这一席话只是在开玩笑。我对他说，如果真的发现有少数下等的英国人乐于参与鸦片买卖，他也不必感到惊奇。但是他补充到，在鸦片送到面前的时候，大清有几百万下等人民已经做好准备接受它。我不喜欢他的这句话，我也这样告诉了他。但我们没有将这个话题再次提起，因为他像我一样，同样憎恨鸦片。
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一点，加上他十分敏感的民族自豪感，我才警告学启，不要激怒戈登。”
“曾国藩总督在年轻的时候吸食过这种毒品，但是用量并不大。他的意志力非常顽强，我很难相信，在如此大的诱惑力面前，他竟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轻易地成为这种恶习的牺牲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曾就此事和我交谈过一会儿，他说在他年轻时的学子时代，他感觉这个外国祸害正在将他打败，最后是他对算术的热爱拯救了他，使他免于毁灭。我知道这是曾国藩的故事，可是是他直接告诉我的，还是我从别人那里听说的，我现在也不记得了。无论如何，他感到自己解决天文和算术问题的能力正在从他身上远离，于是，他下定决心，永远不再碰这种毒品。”
“1893年，总督衙门，天津。——一家伦敦报纸发表了一份声明，上面引用了我对尊敬的乔治·N·柯曾先生说的话语，我与大部分的大清人民不同，我不认为大英帝国应该对鸦片输入大清负责。首先，在我生命中，我从未说出过如此骇人的话；其次，我确信柯曾先生也从未听到我这样说过；再次，不管是柯曾先生还是我自己，以及任何博学明智的英国人或东方人，都知道这个不幸可耻的事实——如果不是大英帝国，今天就不会有一担用于非法途径的烟土在大清出售。我所说的非法用途是指除了合法医学用途之外的使用。”
“也许我的声明听起来态度十分强硬。我毫不怀疑，这种说法会遭到强烈的否认和谴责。但我说的是事实，而且东方的整个鸦片贸易和贩卖历史将会证实我的每一句话。”
“许多优秀的英国人曾经是我的朋友。如今那个民族也有一些人是我的挚友，其中有公使、领事、陆军和海军军官和工程师，还有几百位英国商人。这些人知道我十分欣赏他们和他们的民族，而且，一直以来我都十分欣赏他们不可冒犯的女王。但是他们的政府不仅是邪恶的鸦片贸易的代理人，还是鸦片贸易的维护者。我对此实在是深恶痛绝。”
“我知道由于英国在与大清交易之中对金钱的贪婪和强买强卖，数百万不幸的大清人民变得更加悲惨。强壮结实的男人和女人都沦为穷人、乞丐和最低贱的罪犯。数十万虚弱的同胞，大部分是女人，被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不如此行事，印度可能就无法繁荣！”
“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不如此行事，英国在大清港口的贸易可能就无法兴旺发达！”
“这一切都只是因为在英国政府的眼中黄金和领土比一个虚国人民的权利和身体更加重要。”
“是啊！我们的人民走在伦敦街头都会被人嘲笑，他们称我们是‘吃鸦片的猪’。这些年来，就是这些伦敦人的政府使大清国各地几百万的人民丢掉了性命。”
“曾经有一位英国海军司令问我，据我估计大清有多少人吸食鸦片。
我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问他英国有多少人口。在他告诉我英国有约两千七百万人的时候，我说：‘司令，这大概就是大清烟鬼的数量。’”
“他说他没有弄明白我的意思。”
“于是，我告诉他，既然他的国家要为邪恶的鸦片交易负责，那么英国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童都至少代表着一位不幸的大清百姓。”
“因为此事我经常翻阅多份记录并提笔估算在大清到底有多少受鸦片毒害的不幸的人。每次我得出的数据都会告诉我，大清大概有十分之一的人民是这种恶习的受害者，这在地球上是世所罕见的。我希望自己可以使这个数据变小一点，但是我一遍又一边地重复计算之后，我感觉我估算得出的数据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