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把生命的最后一枚铜板押在文学的赌桌上 （4）
后来，外地编辑部或出版社多次邀请我参加的会议，领导一律不许参加。而且，我所有的信件都被领导用大头针挑开看完之后，用糨糊重新粘好后再交给我。这是我调走以后办公室人员告诉我的。
但是，就像当年一心要读书，一心要当运动员一样，任何人都阻挡不住我对创作的酷爱。
这天上午领导没在，我看到报纸里夹着一封我的信，是《新体育》编辑部邀我去北戴河参加体育报告文学研讨会。
看到这封邀请函，我内心斗争很激烈。要在过去，我一定乖乖地听命，绝不敢越雷池半步。但现在，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又经历了党内两次“帮助”，我再也不是原来那个处处听话、处处克己自律的“孩子”了！
要知道，这种全国性的研讨会对一个刚起步的作者来说，太重要，也太渴望参加了。我知道领导肯定不会给假，考虑再三，我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第二天，我收到沈阳大姐发来的一封电报：“母亲病重，速来沈！”
拿着这封电报请假很顺利，当天晚上，我就登上了南去的列车，坐在拥挤的硬座车厢里，心情却十分沉重，生平第一次撒谎，内心充满了不安与自责。
我们下榻在北戴河东海滩一家别墅式的宾馆，来参加会议的十几位作家和编辑，都是中国报告文学界的知名人士，理由、杨匡满、鲁光、王南宁、郝克强、张家圣……唯独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者。我感到自己既寒酸又渺小。别人都谈笑风生、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而我则像一个乡巴佬似的怯生生地站在一旁。餐桌上，第一次见到螃蟹，不敢吃，也不会吃。王南宁女士教我先把螃蟹爪子掰下来，用蟹爪去剜蟹壳里的蟹肉……
这天上午，大家一起到海边去游泳，我第一次看到大海，觉得大海很美，很浩瀚，但我丝毫不感到兴奋。我知道愁者看海，海是愁的；乐者来看海，海是乐的；而绝望者来看大海，大海则成了他最后的归宿……我这个生性要强却命途多舛的北方女子看到大海，则别有一番感慨，我觉得大海太深奥、太博大、太缥缈了。我读不懂它，就像读不懂人一样。我太浅了。大海留给我的更多是惆怅。
下海后，杨匡满、理由、王南宁等人纷纷向拦鲨网游去，我则跟在他们身后。那天海浪很大，我第一次游海水，又一连几夜没睡好觉，游出一段觉得体力不支，便不想往前游了。我打算跟他们打声招呼就一个人往回游去。可我一转身却发现，周围一个人都没有，眼前一片波涛。我一下子就慌了，心一慌，手脚立刻全乱套了，身子直往下沉，连连呛了两口又苦又咸的海水……
这时，我脑海里突然闪出一个可怕的念头：完了完了！我要淹死在北戴河了！这回我单位领导又该……
“不！我不能死！我一定要活着……”我急忙提醒自己，给自己鼓励，“别紧张，千万别紧张，一定要冷静！你在松花江游个来回都不成问题，就凭你的水性，肯定能游到岸边……”
人在绝望时，冷静与信心比什么都重要。
我终于冷静下来，开始放松，调整好呼吸，把头扎进海里，一下一下向岸边游去，一边游一边鼓励自己：“对，就像在松花江里游泳一样，游吧，没问题，一直游下去……”
当我的双脚终于踏上生命之岸——柔软的沙滩时，我突然觉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一下子瘫倒在海边沙滩上……
三天会议转眼就结束了。会上，每位作家都分配到了任务，我的任务是采访全国冬运会，写一篇冰雪题材的报告文学。
临走那天，张家圣和鲁光先生把我送到车站，他们就离开了。我一个人坐在站台前的花坛边，不由得想起我单位领导对我的态度，想到领导如果发现我撒谎怎么办，会不会处分我……
这时，忽然有人叫我：“张雅文，你怎么了？”
啊，是鲁光和张家圣先生又回来了。
他们问我：“你怎么哭了？是不是我们哪里照顾不周？”
在他们的再三追问下，我不得不道出了实情。
张家圣先生说：“没想到你受这么大委屈。没关系，如果因为这件事领导批评你，你告诉我，我向他解释。”
后来，《新体育》杂志报销了我这次的旅费。这不仅是我两个月的工资，更是对我的极大安慰。
还好，我的谎言并没有被发现。
冬天来了。
我和领导的关系也像越来越冷的冬天一样，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反而越来越僵，最后完全结冰了。这期间，黑龙江出版社、北方文学杂志社等编辑部，先后给我发来七次邀请，都不得不放弃了。
其实，我很想跟领导缓和关系，而且也试着做过努力。
1983年元旦前，在外贸局上班的作者刁秀娟，帮我买了十斤牛肉。那时牛肉很难买，花钱也买不到。刁秀娟让我把我单位领导的十斤牛肉也顺便带回去。我不想带，怕领导对我产生误会。刁秀娟说：“没关系，你就说我给他买的，又不是不要钱……”
我只好用自行车驮着十斤牛肉，硬着头皮向领导家走去。还好，他没在家，他夫人很明事理，欣然留下了。
可是第二天早晨，我正在看稿，忽然听到背后传来“吧唧”一声，一只袋子重重地落到地上，接着传来了领导的大嗓门：“张雅文，这是你昨天给我送去的牛肉，我给你送回来了！”
编辑部的人都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
“不是我给你的，是……”我急忙想解释。
却被领导高声打断了：“我不管你谁给的，我不要！你爱给谁给谁！”说完就走了。
而我心里却憋了一肚子说不出、道不明的窝囊气……
1983年3月初，我再次接到《新体育》杂志张家圣先生发来的“特邀记者”介绍信，邀我去采访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冰运会，写一篇滑冰题材的报告文学。
我再不想失去这次机会了，于是，硬着头皮去找领导请假。
领导的第一句话却说：“他凭什么邀请你，为什么不邀请我？我要写信告他们！”
后来，他果然去信谴责张家圣先生不该邀请我……
无奈，我只好去找市委宣传部，找市委领导，但始终没能请下来两天假。于是，我那倔强的个性开始抗争了，就像当年从家里偷走行李一样，给领导留下一张“我去省里找说理人”的字条，走人了。
这天晚上，在空寂无人飘着清雪的站台上，我靠着贺玉的肩膀，觉得我的神经脆弱得就像头丝似的，只要贺玉的肩膀一撤，我立刻就会倒在站台上……我觉得想干点事太难了。有人可以长时间地泡病号、休息，而我请两天假去采访，却比登天都难……
我参加工作二十多年来，从未跟领导搞僵过，这是第一次，我不知今后该怎么办……
但我知道，不管怎样我都会坚持创作下去，我觉得只有创作我这辈子才没有白活，只有创作我的生命才有意义。
临上车，贺玉叮嘱我：“到那好好采访，什么都不要想！”
车上的人很多，过道都挤得满满的，我在洗脸间的过道上坐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下车后，我来到哈尔滨全国冰运会的接待处，找到黑龙江省体委宣传处于继涛处长，请他安排我的食宿。可是，于处长却迟迟没有安排。傍晚时，他才问我：“张雅文，你是不是跟领导搞僵了？”
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你们单位打来电报，不让我们接待你，让你马上回去……”
我一下子呆住了，没想到领导会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无奈，我只好离开了组委会，来到华灯初放的大街上，心里一片茫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甚至不知到哪里去过夜？
这次，我本来想采访曾获得世锦赛一千米亚军、现任省队教练的王淑媛，现在却遇到这种情况……
我想，我不能辜负了张家圣先生对我的信赖，既然来了，我干脆采访完再说！
于是，我来到运动员下榻的旅馆门外，进不去，只好在门口等着，一直等到晚间八点多钟，终于看见王淑媛走过来……
这样，我跟王淑媛在一张床上挤了一夜，谈了一夜。后来，这篇《生命在于拼搏》的报告文学，发表在《体育报》上。
第二天晚间，我准备回去了。
上车前，我从省委警卫那里打听到省委宣传部张向凌部长的住址。张部长曾在佳木斯担任过地委书记，我见过他。我怕回去受处分，想请张部长帮我说句话。
去张部长家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这样冒昧地去打扰人家，怕人家不高兴。不过，我对这位操着南方口音、和蔼可亲的老部长印象极好。
在张部长家的大门外，我正犹豫，忽然看见张部长从院里走出来。
我急忙叫了一声：“张部长……”
张部长微微一愣，认出了我：“噢，雅文啊，你怎么跑来了？”
“张部长，我找您有点事……”
他说：“太不巧了。我要出去办事。这样吧，你上楼跟我爱人讲，她会转告我的。”
我不认识他爱人，只好硬着头皮，惴惴不安地走进屋去……
张部长夫人非常热情，拉我坐到沙发上，给我沏了一杯茶。
捧着这杯热茶，我觉得心里暖暖的，竟然说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看到您和张部长这样的干部，我觉得共产党是有希望的！”
这句话说得有些可笑，人家对你微笑，对你热情，你就觉得共产党是有希望的。反之，人家对你冷脸，对你严肃，你就觉得共产党没有希望了？
其实，老百姓对问题的认识往往是具体的、直接的。任何领导者，尤其是高级领导者的一言一行，他代表的都不是他个人。而我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说出这样的话也就可以理解了。
听完我的情况，张部长夫人说：“他们这样对待你是不对的，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了。黑龙江多几个作家没什么不好！中央一再强调要尊重知识分子，要爱护知识分子，不许压制知识分子。你放心，我一定让向凌给你们市委书记打电话，让他们不要再刁难你了。”她在科委工作，很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当时，全国发生多起压制知识分子的事件，中央下文件不许压制知识分子。
我从张部长家出来，急忙向火车站跑去，要赶乘晚九点三十分的火车。
火车站售票大厅里挤满了人，排队已经来不及了。我只好顶着不堪入耳的骂声，好不容易挤到售票窗口前，可是当我伸手去掏兜里的钱时，却顿时傻了，脑袋“嗡”的一声……
兜是空的，三十元钱没了。
我翻遍所有的衣兜，只翻到二分钱，连买一张站台票都不够。
我急忙跑出售票厅，向西跑去，记得车站西边有一个通勤口……
我穿过黑糊糊的通勤口，顺着铁路跑进站台，找到车长，赔着笑脸说明了情况……
车长说：“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可是，如果像你这样的情况都让上车，那列车就成了救济站了！”说完，转身向一处拥挤的车门走去。
无奈，我只好向车厢后面跑，看能不能遇到熟人……可我一直跑到行李车也没见到一个熟人，只见行李员站在行李车门口清点货物，就急忙上前恳求他：“师傅，求您帮帮忙好吗？”
他连瞅都没瞅我，就说：“想捎东西？没门！”
“不，我想搭您的行李车……”
“捎东西不行，捎人就行了？”他奚落我一句。
这时，开车的铃声响了。我心急如焚，灵机一动，急忙冲着行李员大喊：“师傅，我是你们行李房党延嘉的老姨！”党延嘉就是我二姐的孩子。
行李员这才抬头瞅我一眼：“你真是小党他老姨？”
“那还有假？不信你回去问问小党！”
行李员终于向我伸出一只手来……
这天，我在行李车厢的过道上坐了一夜……
七十九
1983年春。
对我来说，那是四十年来最寒冷的一个春天……
尽管张向凌部长给市委书记打来电话，而且，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后来调到省作协任副主席的吕中山先生，也批评过我单位领导，但并没有阻止他们对我的“帮助教育”。
4月5日上午，全体党员第三次为我开会，第三次对我进行“帮助教育”。
从早晨七点半走进会议室，一直到十一点半会议结束，我的眼泪始终没有断过。
一年前，我还是单位唯一一名出席全市的劳动模范，还是深受大家爱戴的好同志，还被领导称为才女，而一年后的今天，我却变成了一个屡教不改、屡遭批判、一心想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分子……
会上，领导声色俱厉地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还说：“你从小就名利思想严重！当运动员就是为了出名……”
是的，我承认，我从小就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我不甘于平庸、不甘于默默无闻地混一辈子。可我命运不济，从小落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当运动员又连遭伤病折磨，想考大学又未能如愿，是丈夫的一句玩笑使我看到了最后一线希望，所以，我就像抓到救命稻草似的死死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