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孟子讲的人臣的道德人格，并非是逆来顺受、拍马奉承的“奴才”品格，而是从“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发展、扩充开来的良心道义所在。同孔子比较，孟子更重视臣子的主体人格。在他看来，理想的臣子不能一味顺上，一味顺从君主，没有道义的准则，没有是非标准，这是“妾妇之道”。孟子一反君命无二的传统，认为敬不敬君王，不必表现为绝对顺从，而在于讲不讲仁义。离开仁义原则，唯唯诺诺，巴结逢迎，恰恰是对君主的不敬。进言仁义才是最终的敬。他要求臣子要有坚定不移地坚守道义的大丈夫气魄。宁肯为道义献身，也不能向权势低头。
他说：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所谓“正位”，是指礼，“广居”是指仁，为臣必须坚持仁、礼、道，得势时乘势实行，不得志，独善其身，绝不阿谀顺从。孟子将臣子的大丈夫品格看得这么重，并非仅仅从臣子个人角度考虑，而是立足于君主的利益。孟子认为，居高位的君主未必正确，要想使君主行为符合道义，就要依靠臣子去矫正，如果臣子一味顺从，便适得其反，其为害程度，甚至比直接帮助君主干坏事还坏。他说：
“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
孟子激烈地反对“乡愿”人物。他说，这种人，要批评他，举不出多大错误来，要责骂他，却也无可责骂的，他只是同流合污，为人好象忠诚老实，行为好象方正清洁，大家都喜欢他，他自己也以为正确，但是与尧舜之道完全相背。所以说，他是残害道德的人。十分明显，孟子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八面玲珑、明哲保身的人物极其反感。
孟子还极为重视识人之方的研究。他认为，人才对管理社会极为重要。要想得天下，就必须有一批好的人才。而发现人才是很难的，“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所以先贤圣者都以不得…人才为忧。为此，孟子观察研究了人们的心理状态，提出了识人、知人之术。《孟子》载孟子答齐宣王如何识人说：“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日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日贤，未可也；国人皆日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日不可，勿听；国人皆日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日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日可杀，勿听；国人皆日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
孟子认为，仅仅是国王左右的意见和士大夫的意见，不能作评价人才的标准，只有倾听了老百姓的意见之后，并且实际考察一番，方才算了解了一个人。这里的原因在于：第一，采用贤人，涉及到“使卑逾尊，疏逾戚”的大事，废去旧臣也意味着领导阶层的改组和重建，这都关系到各个领导成员的切身利益，因此，各人难免从自身利益出发，歪曲事实，制造假象，以非为是或以是为非，而国人在领导层之外，没有这层干系，意见比较可信。第二，官吏的行为如何，能否“尽心”、行仁政，只有国人最清楚。因为他们是施政的对象，对施政效果感受最深、最直接。孟子这种看重社会底层的意见，主张以施政对象的反馈信息作为对施政者考核的重要依据的观点，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思想。
此外，孟子还生动地说明了如何通过察颜观色而识人的问题。
他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嘹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目毛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度哉。”
就是说，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很容易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内心光明正大，则双眼炯炯有神，内心肮脏丑恶，眼睛就暗淡无光。
如果在考察人的时候，听着他说话，观察他的眼睛，此人的善恶往哪里藏呢？虽然孟子的论述不见得那么正确无误，但是，通过察言观色去考察人的办法，应该说是一个可贵的见解。
在人才的安置使用问题上，孟子坚持能职原则，使能者当政，俊杰在位。他说：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
在坚持使贤能之士当政的前提下，还要根据贤人德能的层次，区别对待，依次安置。《孟子·离娄上》说：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
“唯仁者宜在高位。”。
孟子反对任人唯亲，反对因亲疏关系违背能职原则。《万章上》载，弟子万章问孟子：“有人说，到禹的时候，道德就衰微了，天下不传给贤圣的人，却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这样的话可信吗？”孟子答道：“不，不是这样的。”他解释说，按着禅让的惯例，禹死之后，应由益继承其位。但是益没有启（禹的儿子）贤明，在百姓中的影响和威信不如启高，因此，百姓都去追随启。最后，启继承了禹的王位。这说明，在孟子看来，亲人并不是不可以当政，但是前提是必须贤明，不能因为亲戚关系违背能职原则。
但是孟子的能职思想并不彻底。作为儒家的一员，孟子坚持“亲亲”和“爱有差等”的原则。在他看来，如同人对待身体各部位的爱护程度不能等齐划一一样，对人的感情和爱戴也要有所区别。
不论何时何地，对血缘关系的照顾和优待不可丢。《万章上》载，弟子万章问孟子，舜做了天子以后，处决了许多政敌。他的弟弟象，曾经“日以杀舜为事”，可谓罪大恶极。但舜并没有处决他，反而封给他国土，这怎么理解呢？孟子答道：“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乎！”这就是说，为了照顾血缘关系，可以抛弃能职原则，违背贤者在位、能者当政的初衷。这说明，孟子作为儒家一员，仍然没有摆脱“亲亲”原则的束缚，从某种程度上看，还在唯亲与唯贤之间徘徊。
求放心
孟子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圣德之君和一批贤能臣子的组合。
他重视君道和臣道，尤其重视通过后人的培养和教育，造就出合格的君和臣。这就是孟子的行政教育的理论。
孟子认为每个人都有希望经过艰苦的努力，成为圣君和贤臣。
“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这样的伟大人物同普通群众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尧舜，关键在于通过人为的努力，将这一可能转化为现实。
孟子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世间一切人，从圣人到民众都属于同类。他说：“圣人，与我同类者。”
“麟麒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江河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
圣人民众同类说的根据，在于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人性皆善。尧舜之君是人性的典型代表，他们将人性扩充发展到最佳境界；有些人很坏，那也不是先天本质的问题，“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人的本性都是善，正是人皆相同的善性，构成了普通民众通向圣君贤臣的桥梁。
“舜，人也，我，亦人也。”
“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
顺应人的善的本性，扩充之，发展之，每人都可能发展到更高的人生境界，直至成为尧舜。
孟子认为，人先天具有“侧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四种向善的萌芽，称之为“善端”、“大体”；同时，感官欲望也先天存在，感官欲望的特征是自然发展，不受理性的控制，一旦同外物接触，就可能走人歧途。孟子说：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
孟子又将感官欲望叫做“小体”。“大体”和“小体”，“心官”同物欲经常处于矛盾对立的状态。若纵容物欲发展，不加节制，就会使先天已有的善心丢失，也就是“放心”。在“放心”的过程中，生活环境条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孟子说：
“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
道德教育的宗旨就是保持善心寻找回丢失的“善心”，是反观自照，反者内求，“反求诸己”。他说：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善的本性就在我的心中，时刻反求本心，就会发现先天具有的善性，这是最大的快乐。这种功夫，孟子概括为“尽心”“思诚”。因为心的功能是思考，“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通过思考，强化理性和意志，面对外来的刺激，就会不为所动，“不动心”。“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也。”理性意志力增强了，物欲的引诱就不会得逞。道德修养还要做到寡欲，养心的天敌是物欲的引诱，拒绝物欲当然是养心的关键，“养心莫善于寡欲”。关于寡欲，孟子有一段精彩的话：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母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这里的前一句是说物质欲望，后一句是说道德观念。孟子认为人的物质欲望和道德观念都是生来就有的，可以追求的（性）；同时这种追求又都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命）。而“君子”、“大人”的态度应该是：虽然物质需求生来就有，但不作为人生目的，人生的目的和追求是精神道德的修养。对物质利益能得则得，安之若命；对道德境界，要执着追求，坚持不懈。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了，就可以解决现实的矛盾。寡欲，不是灭欲，而是不把欲望作为人生目标去追求；寡欲也就是不纵欲，不淫欲；做到寡欲，就可以养心养性了。
孟子的道德教育，主要是“自律”而非“他律”。道德的自律，需要专心致志，持之以恒，不能一曝十寒。他说：
“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之能生者也。”
一曝十寒的气侯，任何植物也无法存活。
“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
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日：“非然也。”
即使智力不是很高，若能一心一意，专心致志，也一定能学有所成，“终成正果”；反之，再聪明的人，三思二意，朝秦暮楚，也不会有任何结果。看来，孟子十分推崇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
自我教育是个漫长的过程，应切忌急功近利，患得患失，要取法乎上，终身以圣贤为自己的学习榜样。他说：
“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矣。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也。
孟子认为，君子忧虑的是能否通过不懈的努力，成就尧舜那样的伟大事业，为社会做出大的贡献，而不是为一时一事的得与失而痛苦，他们不会患得患失，瞻前顾后。君子有大欲（成就事业）不关心小欲（物欲），有终身之忧，而没有因为一件件小事而引发的苦与忧。孟子告诫人们，要想成就事业，必须想得远些，站得高些，目标大些，从琐碎繁杂的名利场中走出来。
孟子对逆境成才的现象深有感触，主张圣君贤臣要充分认识逆境的意义，抓住逆境成才的机遇，发展自己，磨炼自己，从逆境中崛起。他在《告子章句下》中，以舜、孙叔敖、百里奚等为例，说明身负重任的贤者都是经过逆境的考验的。他说：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以天命所在的神学腔调阐发的这段宏论，是有极大的感召力的。孟子以后，不知有多少的志士仁人以此自励，成就了伟大事业。”
自我教育必须遵循先人的教导，要读先人的书，那么，怎样对待先人的成果？孟子反对照搬先人，食古不化，主张要有独立思考，要有怀疑精神，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有选择地对待前人的东西。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这里的书，是指《尚书》，大意是，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这部书。我对《尚书》的《武成》篇，吸取的不过两三页而已。应该说，孟子的读书论，是十分精辟畅快的，至今仍不失为至理名言。
此外，孟子也主张闻过则喜、与人为善。在《公孙丑上》里，孟子说：“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闻过则喜、与人为善是自我教育的重要内容。大舜之所以能从一个普通庄稼人、陶工、渔夫成为天子，是因为他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吸取他人长处来行善，也就是同别人一道行善。所以，君子的最高品行就是与人为善。
孟子的自我教育论，对君对臣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经过自我教育和修养，君成为圣君，臣成为贤臣，君臣同心协力，志同道合，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必然得到民众的拥护，“天下可运乎掌上”。
孟子关注的社会管理的主题同孔子是一致的，阐发的观点也是相近的。孟子无疑继承了孔子，但孟子把孔子的理论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他以性善论为全部理论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建立了人和论、君论、臣论和自我教育论等理论，整个理论构成为一个体系，增加了说服的力量。孟子根据新的时代认识，“辟许行”，说分工，深化了孔子的朴素分工的思想；他把孔子的“爱人”之道发展为“制民之产”，着力从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保证上，发展孔子“和为贵”，提出“人和”范畴，给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千古名句。孟子的君臣之论，在孔子君仁臣忠的原则之上，弘扬人的主体人格，大丈夫气概，一反孔子敦厚、平易之风，注入了一股舒展自我、喜气洋洋的新鲜气氛。从孔子至孟子，儒家以“人和”为基本特征的领导理论基本完成。
孟子的领导理论旨在以德服人，让人心悦诚服，是王道政治。
但在兵火连年的战国时代，这种理论的现实意义不大。严格地说，孟子的理论是治天下的，而不是夺天下的。夺天下是“以力服人”，是国力抗争，是战场的厮杀和较量。孟子之说当时被看成“迂远而阔于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同孔子一样，孟子一生虽然也曾为“上卿”，受到最高领导者的尊重，但治国大略，终未能实行。孟子之后的领导者们，还是极为看重孟子的，被称为“亚圣”。虽然朱元璋等对孟子的一些弘扬臣子主体人格的话大动肝火，但他的基本理论一直被继承下来，实践下去。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中国社会的统一和完整，应有孟子的一份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