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位领导者在安置各阶层人选时都不可能绝对以能和德作为唯一的依据，必须考虑到各种社会利益和力量的平衡关系。将尚贤使能的理想同社会现实的可能性结合起来，保证社会管理的有效运转，既保证公平，又保证效率，这才是聪明的领导者。
儒家比墨家现实的多。孔子等人讲“爱人”，“博施济众”，但不追求绝对等齐划一，不排斥差异和矛盾，“君子和而不同。”这是一条在差异矛盾中寻求统一和共同点，让社会各阶级和阶层都可以接受又都有收益的现实策略。
在领导实践过程中，有两种“分”，一种是社会组织结构的等级之分，包括各等级之间权力、利益、责任等差别，一种是与此相关的社会对待上的差别。前一种是有存在和发展必然性，是社会管理所需要的分，后一种是在历史上形成、未必是社会管理过程所不可缺少、有存在的原因，但终将消失的“分”。对有必然性的“分”，墨家和儒家都持肯定态度。孔子倡导科层等级制，墨子主张给贤能之人以“富之，贵之，敬之，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的待遇，并将贤和能作为进入各等级位置的唯一条件，但对没有发展和存在必然性的“分”，儒和墨的态度则明显区别开来了。儒家采取承认和容忍的态度，墨家则坚决反对。这种区别当然同各自代表的阶级和阶层利益有关，更主要的是决定于理论体系的文化传承关系、理论的内涵和吸纳各种思想的宽容程度。
墨子理论是理想化体系，墨子思想更多地来源于对现实管理实践的观察和体验，较少受到历史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被管理者的社会地位，使得他们对同理想设计不合拍的行为持鲜明的反对态度。
孔子代表的儒家学派，历史文化的传承因素较多，周朝的社会管理传统的痕迹较浓，对历史形成的一些管理现象，包括那些不公道的现象则有极大的宽容精神，具有强烈的现实色彩。墨子的观点固然是理想的，但难以变成现实，难以带来社会管理的实实在在的效益。秦汉以后，墨家理论失而不传，不能不说同过分的理想化没有关系；儒家的现实主义态度，容忍实际上的不公和无理，却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社会管理的主导理论，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延续，为伟大的中华文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事实证明，理想的未必是现实的，只有现实的才是理想的。
然而，儒家的现实主义也给我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尊尊”和“亲亲”的容忍，使得血缘裙带关系和权力至上的阴影一直伴随中国人，直至今天我们还为讲人情不讲是非，讲权力不讲道理的封建遗毒而叹息。容忍不等于认可和认同。屈从于不公而不思改变，就已经不是为社会管理的效率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阻碍有效的社会管理。容忍变成认同，手段变成为目的。这是儒家理论的缺憾。
正确处理分与公的关系，应该将理想和现实有机结合起来，将公道的理想建立在现实可能的基础上，立足于“分”的现实追求公的境界，使公的理想更现实；又要创造条件使不公道的“分”逐渐缩小，淡化，减弱，让“分”的现实更理想。理想和现实的交互推动、演进，便是美好的管理境界。
有与无
有为和无为的争论，是有了《道德经》之后才出现的。此前虽然也涉及到领导者有为和无为的问题，但并没有作为一个突出的管理问题提出来。有为和无为争论的发生，给中国古老管理智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品位明显提升，并成为中国智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先秦诸子，除了道家外，都是积极有为的理论。这是时代使然，政治、经济、文化的显著变动，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之争，使得当政者和为当政者设计社会管理策略的人们，不可能不采取积极进取的姿态。儒家学派以孔子为代表，东奔西走，周游列国，“知其不可而为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主张当政者立足于消除社会？昆乱争夺，创造和谐的管理秩序，“制民之产”“博施济众”，举贤才，推行道德教育，“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墨家人物“摩顶放踵利天下”，倡导王公大人兼爱、尚贤，有力助人，有财分人，有道教人，要社会每一个人都“尚同”，尤其要努力让“农与工肆之人”有平等参与政治的机会，公道行政。法家“背法”“乘势”“执术”，“不养仁爱之心，但增威严之势”，“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企图以强力逼使社会和人臣服服贴贴地效命，开疆拓土，统一中国。兵家的决策和用众用将理论，更是积极有为的。从春秋到战国，整个中国社会的管理态势都是奋发向上，拼搏进取的。这是一个有作为的时代。
但是，智者老子唱了一支反调。这支反调响彻中国历史，几千年余音绕梁，还走出国门，响遍世界。老子认为，片面地追逐有为，会走向反面，一无所为。聪明的领导者应该效法自然无为的天道，“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的管理大略是“无为而治”。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不说不做，不为，而是不肆意强为，不妄为，不乱为，在管理过程中，面对成功，权力，利益，名誉，是非等等各种诱惑，懂得不为，少为。在必要的条件下，不为就是为，不做就是做，不言就是言，“无为而无不为”。反过来，为就是无为，做就是没有做，反倒招致诸多的麻烦和困难。这是高超的智慧。老子的“无为而治”智慧有各方面的体现。在领导职责的界定上，不要越疆犯界，不做下属该做的事，要尽可能节约和节省自己的行为，做到“啬”，不要希求事事出场，处处讲话，“太上知有之”；在领导活动的进展速度上，要懂得忍耐，不要过分着急，“治大国若烹小鲜。”；在涉及到是非之争和力量对比较量时，要柔弱不争，象水那样，随高就低，可方可圆，以柔克刚；在处理与下属的关系时，谨防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居功自傲，应该虚怀若谷，谦卑居下；当面对利益和欲望的满足时，“不敢为天下先”，退避三舍，寡欲知足，宁肯受辱吃亏；等等。老子认为，能够做到自然无为，可以获得最大的管理效益，那就是社会的良好管理，最终柔弱胜了刚强，无为而无不为。
领导者的有为和无为，都是决策。有为和无为的分歧，实质上是领导决策的分歧。与决策实践中，对具体管理活动的方案的选择，是做还是不做，每一位领导者都容易做出判断，判断的依据是是否有利于管理活动的成功和有效。孙子的“五事…’七计”对战争决策分析得十分透彻。不仅是战争，任何一项具体决策的为和不为都不是领导者不懂得的问题。但在涉及到领导者自身行为的决策上却不是领导者都十分清楚的。常见的局限性是，以为努力追求，积极进取都是好的，只要做就是好的。事实上，脱离实际，胡乱作为，带来的危害更大，为不如不为，做不如不做。
老子“无为而治”智慧得益于他“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因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向事物反面转化是普遍规律，那么，无为就转化成有为，柔弱就转化成刚强。还应该看到，“无为而治”的提出，同老子的冷静理智有着密切关系。老子管理虽然不象法家那么冷酷寡恩，但作为史官有着天然的冷静，他认为，领导者对被领导者没有什么仁爱，而是一种利益甚或敌对的关系。他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防民之口”“民不畏威，则大威至。”老子主张领导对群众应采取十分小心的态度，应该经常思考领导行为可能会带来的祸害和危险，要谨小慎微，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无为而治”是基于维护领导自身利益和管理的成效而提出来的。
有为和无为问题的提出是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优异成就，是东方智慧的典型形态之一。是积极有为还是柔弱不为，这一领导者自身行为的选择问题，确是十分要紧的决策。领导同被领导的关系，是管理职能的分工，也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对立的一面，是一对矛盾。领导者要想控制管理局面，掌握管理的主动权，就必须谨记同被管理者的矛盾对立的一面，以十分冷静的态度去思考应如何选择自己的领导行为。稍一失误，就可能铸成大错，后悔莫及。领导者需要励精图治，刚阳拼进，也需要收敛神思，静观世界；需要奋发图进，只争朝夕，也需要放缓脚步，慢慢来过；需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也需要放弃争论，“难得糊塗”；需要雄心赳赳，自强不息，也需要寡欲知足，乐天知命；需要呕心沥血，多说多做，也需要少说少做，甚至不做。等等。无为还是有为，一切遵循管理实际需要和利益分析，机动灵活，通权达变。
孟子崇拜孔子“圣之时者”的作法。他说：孔子在选择自己行为时，“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无可无不可”，是“圣之时者”。这应该是领导者解决有为和无为问题的理想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