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为贵”。
“仁者，爱人”，“宽”、“恭”、“惠”、“举贤才”；政从身始，不令而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不过又不不及，不偏不倚，因时因地制宜，通权达变，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结合起来。
孔子（公元前551一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也是著名的社会管理学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先代是宋国贵族，因宋国战乱，逃至鲁国，世为鲁人。父亲名纥，字叔梁，住在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城东南尼山附近），做过鲁国的下级武官。孔子少年时失去贵族地位，在社会上受过冷遇。孔子自己也说：“吾少贱，故多能鄙事。”
孔子生活的鲁国，在春秋中期就已经不能维持原来的强盛局面，在列强争霸中落伍了，但在文化方面，却是一个历史悠久、文物丰富的典型国家。公元前540年，也就是孔子十一岁时，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见闻后感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孔子“十有五有志于学”，广泛涉猎社会和人生的知识。贫贱生活的磨炼，浓厚文化氛围的熏陶，使孔子最终自学成才，在三十岁时，学问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他打破过去学在官府、官学不分的传统，开辟私人讲学道路，将自己学习所得，传授给招来的弟子。史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子由此创立了自己的学派——儒家。
孔子五十一岁时，出任鲁国中都宰，也就是后世的京兆尹。不久，由中都宰升为小司空，再升为司寇。在鲁国，官员中最高层是三卿，也就是司徒、司空、司马，都由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裔世袭。孔子所任的司寇，与三卿并列，是鲁国最高统治层。孔子五十四岁时，受季桓子委托，代理季桓子处理国事，并参于国事讨论，这就是司马迁说的“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和“与闻国政”。
孔子在鲁任职，有政绩，出现过新的气象，因此引起齐国的忌妒和担忧。齐国设计破坏鲁国内部的团结。他们派人送来八十名美女的乐队，季桓子和鲁定公欣然接受，陶醉在女乐中，三月不理朝政，以致孔子的治国大计无法实行，孔子怀着沉重的心情弃官出走。
孔子离开鲁国后，周游列国，颠沛流离十四年。先后去过宋、卫、陈、蔡、齐、楚等国。孔子周游的目的，是寻找从政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治理国家，也是为了说服各国统治者，采纳自己的治国策略。但是，孔子所到之处，都不顺利。正如鲁迅所说：“为奴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
但他始终不渝于自己的事业，从不消极退缩。“知其不可而为之”。
公元前484年，孔子六十八岁，回到鲁国。他已经看清从政的希望渺茫，决心把精力放在文化教育事业上。他整理《诗》《书》等古籍，并删改《春秋》，得到以前政治环境中从未有过的愉快和宁静。孔子七十三岁时老死。孔子一生受到种种诽谤和侮辱，但在弟子中的威信却非常之高。子贡是孔子弟子中政治上最活跃最有才干的人，他称赞孔子说：
“夫子之不可及，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孔子一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曾著书，但他的言行都被弟子记录下来，经弟子和再传弟子编辑而成一书，就是现存的《论语》。这是目前仅存的研究孔子思想最直接、可信的资料。
仁
孔子的生活年代是春秋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是奴隶制逐渐向封建制转化和过渡。在此以前，也就是夏、商、周时期一直实行宗法等级制度，到了这个时候，这种制度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一些旧奴隶主转化为地主，成为经济上的暴发户，他们企图以新的身份和姿态参加政治生活，从而打破了旧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和谐，出现了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局面。司马迁的《史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孔子是旧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
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不懂得社会政治生活的混乱是经济关系变化的结果，他只懂得社会的混乱，是人与人的矛盾冲突，是人发生了问题，如果人与人之间停止你死我活的争斗，彼此相亲相爱，和睦共处，那么，社会就会出现统一和宁静。治理社会的核心，是管理人，社会管理学，也就是人学。孔子的一句名言是：
“仁者，人也。”
仁，在《论语》里先后出现109次，基本上是指正确的行为准则，其中包括管理社会的正确行为准则。从管理的意义看，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正确的社会管理，也就是对人的管理，是把人当作人来管理。
先秦诸子以及后来的中国文化，都重视对人的研究，但比较而言，儒家对人的研究更加重视，人学在儒学中的地位更加重要。而儒学的人学传统是从孔子开始的。
孔子重视人学是受到了重民思潮的影响。春秋时期，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天人之辩”。在这以前，长期统治人们思想的是“天命”观念，认为自然界运行和社会生活运动，都是天决定的。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奴隶制的没落和科学的进步，“天”成为批判的对象。公元前707年，随国的季梁说：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先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公元前663年，虢国的史嚣说：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公元前645年，宋国降落了五块陨石，宋统治者以为是不祥之兆。周内史叔兴却说：
“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春秋时期“天人之辩”的意义在于，人们已经不是睁大眼睛盯着人之外的神秘力量一一天，而是从人类自身寻找社会生活变化的原因。这反映了人类自身的觉醒。人类对自身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的每一次变革，作为历史主体的人，都对自己的力量以及在社会和宇宙中的地位做一次新的认识和反省。人的问题也就被以当时应有的方式提出来。春秋时期的“天人之辩”正是这种历史的回应。孔子的“仁”
学，是其继续和进一步的发展。
孔子一生极少谈论鬼神、天命问题，“子不语怪、力、乱、神”。
有人问及死后的事，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有人问如何侍奉鬼神，孔子答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把毕生精力都放在对人的分析研究上面。
孔子的人学管理学或管理人学，有两条理论基础。一是人性可塑论。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本性本来差不多，可因为后天的生活条件不同，彼此区别开来，甚至相去很远。孔子所谓“习”，最重要的内容是教育。孔子“十有五有志于学”，到三十岁学问成熟，收徒办学，直至老死。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死之将至，就是要培养出一大批有益社会的人才，孔子弟子大多不负师望，在当时或以后做出了很大贡献。二是个人社会一体论。孔子认为，个人、家庭、社会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孔子有一段论孝悌的话：
“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不好犯上而作乱者，未之有也！”
人的根本行为规范是孝悌，即孝顺父母，亲近兄弟。有了孝悌的美德，家庭就和睦；做到孝悌的人，离开家庭到社会上做事情，必然尊敬领导，同别人友好相处，不会发生“犯上”的错误，更不会“做乱”；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做，整个社会就安定统一了。就是说，个人、家庭、社会是一个整体，社会的治理必须从个人的道德教育开始。后来，孟子阐发孔子的这一思想说：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天下，国，家，身，层层相联，而身是基础。据此，孔子和孔子之后的儒家提出了治理社会的逻辑顺序：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修、齐、治、平这一套宏论，是孔子和儒家的治国大策，从最小的单位——个人开始，一层层外移，逐渐向上，最终达到整个社会的有序治理。其中的基础是人的教育，这就是孔子创立的社会管理学是人学的奥秘。
“名正言顺”与“和为贵”
孔子的儒家和墨子创立的墨家发生过一场争论：兼爱和“爱有差等”的争论。墨翟是代表平民和劳动者阶级的思想家，他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倡导公平和公正，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不分差别地相爱。他批判儒家的爱人是不“兼”的，爱的感情分配不均匀，有等级和伦理的差别。这场争论的发生是必然的，它反映了儒墨两家管理思想的对立。墨家看重公平，儒家看重差别和分工。
孔子认为，治理社会的核心是处理好“分”与“和”的关系。分，是把人分为不同的等级，确定出不同的政治和伦理身份，把人们分别放到社会管理系统（包括伦理系统）的各个位置上去，诸如天子、诸侯、大夫、家臣，父子、男女、长幼，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等等。
和，是要求处在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不同位置的人们，和亲相敬，密切配合。分与和都十分重要，分与和的配合也很重要。孔子的管理思想体系就是围绕着分与和两个问题展开的。
美国管理学家乔治，1929年在《管理思想史》一书里曾指出：
“我们发现二千多年前，在中国的概念里，已有现代管理的轮廓：如组织、职能、合作、提高效率的程序和各种控制方式。”孔子的《论语》，就是涉及了社会的组织结构、各组织层次的职责、权力及相互关系的著作之一。
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天下无道”。他医治社会混乱的药方是“正名”，也就是建立一套层次制的、宝塔形的组织结构。这个社会结构从上到下，由天子、诸侯、大夫和士组成严格不可逾越而又紧密不可分割的等级链条。在社会结构中，处在不同层次上的人们，都有特定的权力和职责，人们履行自身的职责，行使自己的权力。
孔子当时已模糊地形成了科层思想，他的名言是：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君子思不出位”。
用现代管理学的话解释，就是不要做你不该做的事，要各尽其职、各尽其责。从这种思想出发，他认为当时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就是人们之间责、权混乱。他积极主张各个阶层的人们应该划清自己的责权界限，言听视动等各方面都要在自己的范围之内，不要越疆犯界。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孔子特别强调天子的权力。
一部《论语》书，到处可以看到孔子的尊君抑臣观。这是因为周天子当时有其名未有其实，名存而实亡，他根本没有控制各个诸侯的权力，这种情况与层次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距太远了。解决社会混乱的最关键的一步是恢复天子的权力。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能“自诸侯出”，更不能“陪臣执国命”，制礼作乐及征伐外国之权应该绝对握在天子手里，这是天子独有的权力，不得僭越。如果说，对天子说来是掌握权力的问题，那么，天子以下的各阶层则是应该怎样尽到职责限制权力的问题。在孔子的时代，诸侯对天子，大夫对诸侯，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下反上、“犯上作乱”的情景，这对于等级制的组织结构是极其有害的。所以他特别强调臣子应尽的职责，不要越位问政，不要去做君主方可做的事情。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话也是这个意思。孔子对那些不尽职守，越级问政的事件深恶痛绝。按周札规定，祭泰山是天子的职责，而季氏竟然也去祭泰山，孔子气的如同发了疯，骂他是心狠手毒，“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主张尊君抑臣，旨在划清社会各等级的权责界限，加深各等级人们的守职尽责意识，从而建立一个稳定的等级层次制度。
为了强调分层、分工，划定人们各自的权、责、利，建立有序的社会管理系统，孔子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正名。《论语·子路》
载：
“子路日：‘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日：‘必也正名乎！’子路日：‘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日：‘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盍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生活的时代，名实不符、名实相违的现象比比皆是。一方面是有其名未有其实，天子空有天子的名，天子真正的内容和权力（实）已经被诸侯、大夫甚至陪臣拿去了。另一方面，有其实未有其名，越级问政，犯上作乱。孔子正名的目的就是使名和实统一起来，也就是建立严格规范的等级社会。有一次齐景公问政，孔子答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做君主的事，臣子做臣子的事，父亲象个父亲，儿子象儿子，这样的社会怎么会混乱呢？应该说，孔子关于正名的主张，他关于为政首要任务是正名的思想，是很有见地、极为深刻的。
“分”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没有“分”就没有管理，然而，仅有“分”也还不是理想的管理。周朝曾是严格划分等级、等级界限绝对不可逾越的社会，最终还是分崩离析了。孔子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现象，提出了以“和”的办法维持“分”的理论。
他说：
“礼之用，和为贵，天下之道斯为美。”
和，是和谐相处。这是孔子社会管理的另一个重要思想。
孔子的时代，和的概念已经被提出并加以演绎论证，史称和同之辩。《国语·郑语》载有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关于和同区别的一段话：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他”和“他”，都是指不同的东西，“平”是平衡，包含和谐、统一的意思。“以他平他”，就是把不同的事物统一到一起，建立一种平衡、协调的关系，这就是“和”。史伯认为，“和”具有产生新事物的功能，事物因和而生。“和”不是事物的简单相加，不是绝对等同，不是“同”。绝对等同的事物简单相加，不会生成新的事物，“同则不继”。
关于“和”的含义，《左传·昭公20年》记载的齐景公同晏婴的对话做了更为具体深入的探讨。当时齐国有一个叫梁丘据的人，他对齐景公言听计从，十分驯服，齐景公十分欣赏他，认为这是和，晏子举例说明这不是和，而是同，他说：
“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烊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事。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日可；君所谓否，据亦日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子用饮食和音乐为例说明“和”和“同”的区别。醋、酱、盐、梅各种调味品与水一起烹鱼肉，配合得当，这是上口的好菜，这是“和”，若以水同水相煮，就没有味道，这是“同”；不同乐器、不同音高、不同音色统一配合在一起，是动听的乐曲，这是“和”，而一种乐器，一种音高，一种音色相加，这是“同”。同样道理，在君臣关系中，如果臣对君只是唯唯诺诺，一味奉迎，不能提出不同意见，补充君主意见的不足，那么，这种社会管理就会象一碗白水一样没有味道，招来无尽的祸害。处理君臣关系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和”而不是“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