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三点钟，我如约来到烈士陵园，但是没有约什么记者。昨晚回家之后，我又把计划稍作了修改。也许我的世故使我本能地不愿意让别人借我的名义把他们自己的事炒得沸沸扬扬，我不想为此付出什么，也没有义务一定要付出什么。或者缘由还不止于此，我有一种预感，我预感到韩桂心的“告诉他”后面大约还有麻烦。她怎么能预测和把握陈先生和她丈夫闻听此事后的反应呢？她又怎么能保证事情会有板有眼地沿着她设计的轨道发展下去呢：怀上她丈夫的孩子并成为新闻人物。
远远地，韩桂心向我走过来。今天她穿了一身纯黑丝麻西服套装，裙子很短，鞋跟很高，这使她的行走显得有点摇摇晃晃。她的步履不再像我们初次见面时那种T型台上的风范，她有点像赶路，又有点像逃跑。她又戴上了那副灰蓝镜片的“十级方程式”太阳镜，让我看不清她的眼，但我却看清了她的嘴：她那夺目的口红已经很不均匀地溢出唇线，显然是饭后没有及时补妆，这使她看上去好似刚刚呕吐过带血的物质。她奔到我跟前，连坐都来不及就问我记者呢，记者来不来？我不置可否地说来又怎么样，不来又怎么样。韩桂心说记者最好别来了，事情有些麻烦。我对韩桂心说记者不会来的，因为我根本没约记者。韩桂心这时已经坐下，她点上一支“骆驼”问我：“你是不是什么都知道了？”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韩桂心加重语气说：“本来你就什么都不知道。”
我忽然意识到我的预感应验了：韩桂心的“告诉他”并没有收到令她满意的效果。我于是连自己都没有准备地说出了带有挑衅意味的话：“可是我知道了一部分。”“那是我瞎编的，”韩桂心马上说，“就像编小说一样。”“是么？”我说。我想我的口气是冷冰冰的，接着便是一阵不长不短的冷场。
韩桂心抽完一支烟，长叹了一口气，首先打破了冷场，就像决心说出一切似的请求我把所有的录音带都还给她。她说：“你知道，刚才，吃午饭的时候我告诉他了，他们，陈先生和我丈夫。结果，陈先生一句话也不说。我丈夫，他走到我跟前扶我起来，他对陈先生道歉，他对他说我精神不太好，刚从医院出来，可能还要回到医院去。他说着，用他的双手攥住我一只胳膊，用他手上的力量令我站起来离开餐桌。他强迫我走出房间走进他的汽车，他让他的司机开车强迫我回家。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已经患有精神病了，我的话因此是不可信的，终生不可相信，这意味着他有了更充足的理由离开我，有更充足的理由让别的女人替他生孩子你明白么？为什么我就没有料到结果是这样的呢！所以请你把录音带还给我。”我说我可以把录音带还给你，不过我只想弄清一点：你的录音真是瞎编的，还是你丈夫说你有精神病才使你认为你的录音是瞎编的？韩桂心沉吟了片刻（笔者感觉是权衡了片刻）说：“我想我的录音本来就是瞎编的，即便我在五岁的时候有过消灭陈非的念头，我也不可能有消灭陈非的力量，他是男生……他……总之我不会。我可能做过梦，梦是什么？有个名人说过梦想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用花钱的享受。我五岁的时候我们家钱少，我们家钱少的时候我的梦就多。也许我享受过梦里杀人，是梦里而不是事实，所以我没杀过人。请你把录音带还给我你听见没有……啊？”
韩桂心语无伦次絮絮叨叨，但后来我渐渐不再听见她的絮叨，我只想着那个倒霉的陈先生，想着一个女人一次狂妄的心血来潮，就这样随随便便地摧毁了他已平复了半生的一个结论，然后这女人又能如此随便地否定她这残酷的摧毁。我还想尽快离开这个韩桂心，我站起来朝着墓园深处走，我不知不觉走到了刘爱珍烈士的墓前。午后的阳光透过巨大的梧桐叶，把柔和的沉甸甸的光芒斑斑驳驳洒向墓体。太阳和坟墓是这般真实，墓中的刘爱珍烈士是这般生机盎然。她赤裸着自己从墓中升起，我看见了她的大眼睛双眼皮，也看见了她那被日本人挖去了双乳的胸膛依然蓬勃响亮。那胸膛淌着血，一股热乎乎的甜腥气，有形有状，盖过了这陵园，这人间的一切气味，让人惊惧。我相信墓中这个女人她不会有太多的梦，她就是为了一个简洁单纯的理想而死，就为这，她使我们这些活下来的复杂多变的人们永远羞惭。
韩桂心追上我重复着刚才的话，要我把录音带还给她。我一边返身往回走，一边想起我其实早已把那些录音带带了来，就像我早有准备她会突然向我讨要。但我忘在椅子上了，那只巴洛克风格的绿椅子，录音带连同装它们的一只小帆布包。我对韩桂心说，我当然乐意还给你，不过我的包丢在椅子上了，你如果愿意可以自己回去拿。韩桂心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想支开我然后自己脱身？实话跟你说你就是不给我录音带，你就是掌握着那些录音带也没什么意义，说到底一切是没有证据的，说到底你不能把我怎么样，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我停住脚告诉韩桂心，请她不要把自己估计得过高，的确没有人能把她怎么样，也许从来就没有人想把她怎么样。我还说我对她的录音带根本没有兴趣，眼下我的注意力正在别处。韩桂心问我在哪儿，我伸手指向一个地方说：“在那儿。”
在那儿，在距刘爱珍烈士墓不远的一处灌木丛里，在低垂的一挂柏树枝下，有一个屁股，有一个赤裸裸的正在排泄粪便的屁股。灌木丛和柏树枝遮住了那屁股的主人，但谁也不能否认那没被遮住的的确是人的而不是别的什么的屁股，它就暴露在距我和韩桂心三四米远的地方。这个屁股在这世上存活的历史少说也有七十年了，它灰黄，陈旧，蔫皴的皮肤起着干皱的褶子，像春夏之交那些久存的老苹果。在那两瓣“蔫苹果”中间有一绺青褐色条状物体正断断续续地垂直向地面下坠并且堆积，他或者她正在拉屎，就在洁净的墓穴旁边。我想起了那个身材臃肿、与她的“客人”讨价还价的女郎，想起了那个将领带扭到脖子后头的脏头发男人，想起了我的沉默寡言我的无法冲上去。现在这个肮脏的屁股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如此没皮没脸如此胆大妄为。我应该走上去呵斥这个屁股制止这个屁股，我能够走上去呵斥这个屁股制止这个屁股。我像验证我自己似的向那个屁股走过去，我走了过去，我低了头，压低视线对着它说：“请你站起来！”
我眼前的屁股在听到呵斥之后似乎惊悸了一下，然后它消失了。接着灌木丛一阵窸窸窣窣，从柏树枝下钻出一个身材瘦小、头发蓬乱、面目混沌的男性老者。他双手提着裤腰，一条黑色抿裆裤的白色裤腰；肩上斜背着一只流行于上世纪70年代的鼓鼓囊囊的黑色人造革书包。那书包已经十分破旧，几道拉链四处开裂，用“皮开肉绽”形容它是不过分的。奇怪的是在这只皮开肉绽的书包上，在书包上的那些永远合不拢的坏拉链上却锁着一些各式小锁，那些小锁煞有介事地垂挂在这破书包上显得悲壮而又无奈。或许破书包的主要目的是想以这些锁来表现书包本身的严密性和重要性的，可它们到底还能锁住什么呢？
我断定这老者是个乡下来的流浪汉，或者遭了儿女的遗弃，或者受了什么冤屈，或者什么也不是，他就是个好吃懒做的闲人。总之不管他是什么，我看见他在烈士陵园拉了屎，他的拉屎勾起了我所有的不快所有的愤怒所有的烦躁，我简直想跟他大打出手。现在他提着裤腰站在我跟前，他还一脸无辜地问我怎么了。我对他说你不应该在这儿拉屎。他说什么叫不应该呀他在这儿拉过好几回也没见有人说不应该，他一高兴晚上还睡在这儿呢，像在自个儿家似的有什么不应该。我说陵园里有厕所你为什么不去厕所。他说厕所是收费的去一回两毛钱，他没钱——有钱他也不会把两毛钱往厕所里扔。我要他跟我走，我逼迫他跟我走，我说今天你不跟我走你终生也别想出这陵园的大门。他竟乖乖地跟着我走起来。也许他以为我是陵园的工作人员吧，大凡人在别人的地盘上犯了事，总会有几分不那么理直气壮。他在前，我在后，我把他领到陵园管理处，我向管理处的值班员介绍了押他前来的理由。值班员也很气愤，同时也惊奇，我想他惊奇的是我这样一个女性，何以能够对一个老流浪汉的拉屎如此认真。值班员立刻要罚老者的款：20元。老者说他没钱。为了证实他的没钱，他让值班员搜他的衣服，那身散发着酸霉气味的衣服。然后他又掏出一串小钥匙逐一打开他那个破书包的小锁们，打开他那原本用不着打开的一目了然的破书包让值班员看。我看着他在破书包上开锁，就好比看见一个人把我领到一幢已然倒塌的空屋架跟前，这空屋架打哪儿都能进去，可这人偏要告诉我：“门在这儿。”老者的破书包里塞着两只瘪易拉罐；一条脏污的毛巾；几张报纸；三个素馅包子，其中一个已被咬了一口；还有一只塑料壳手电筒。没钱。值班员将一把扫帚和一只铁皮簸箕交给老者，要他清扫刚才他拉过屎的那条墓道。这也是惩罚形式的一种，我想。
老者收拾起他的破书包，又依次把那些勉强依附于书包的小锁们锁好，拿起扫帚簸箕出了门。值班员转向我问道：“您是谁？”
我不想告诉值班员我是谁。我离开陵园管理处，一路走着一路想着，假若刚才我看的屁股不是那么灰黄那么陈旧那么干瘪，假若我看见的是一个健壮的咄咄逼人的屁股，我敢走上去叫它“站起来”么？也许我不敢，即使再愤怒我也不敢。如此说，我呵斥这流浪的老者“押解”这流浪的老者，也不过是完成了一次没有危险的发泄而已。
我不知不觉走向我和韩桂心坐过的那只绿椅子，椅子上赫然地放着我那只装有录音带的帆布小包。我隔着帆布包摸摸，录音带还在。韩桂心呢？她为什么不把它拿走？当我押送拉屎的老头的时候我把她给忘了。
那天我也没有拿走丢在椅子上的那些录音带——连同那只帆布包。这仿佛使我和韩桂心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同伙：面对那些录音我们有种共同的逃离感，或者因为它太虚假，或者因为它太真实。
我久久记住的只是墓中的王青烈士、刘爱珍烈士那永远年轻、永远纯净的躯体，还有我对这座墓园的不可改变的感受：我喜欢这儿的大树；我喜欢这儿沉实平静的坟墓；我喜欢这儿永远没人来坐的那些空椅子；我喜欢这儿的空气——又透明又苦；我还喜欢这儿正在发育的一切——丁香们抽芽了，那些小米大的嫩粉色新芽就像婴儿的小奶头……而我们，这些人间的路人，面对着所有这—切有时的确会感到一阵阵力不从心。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韩桂心这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