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我这个人从本质上就是一个坏孩子，不然我为什么会如此不近人情？陈非死亡近一年的时候，这件事在大家心里已经淡了下去，幼儿园的滑梯也已经拆除，不仅北京路幼儿园，全市幼儿园都不再有滑梯这种东西。但我却渐渐不甘心起来。第二年，临近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女市长——也就是你奶奶，陪外省一个妇女参观团来北京路幼儿园参观，这时我们中班已升级为大班。我们大班的小朋友被告知，当市长和客人来到游艺室时，由一位小朋友给客人讲一个故事。这种出风头的事是轮不到我的，我对此也就漠不关心。但是，当市长陪同客人走进游艺室，那个被指定讲故事的小朋友却由于过度紧张，怎么也说不出话了。张美方老师蹲在她眼前启发诱导，并且替她把故事的开头讲了出来，小朋友低着头一声不吭。我忽然感到我的机会来了，我搞不清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是出人头地的机会还是恐吓张美方妈妈的机会，总之这是一个机会。我于是走到客人面前大声说：“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说：“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一边讲一边看张美方妈妈，我看见她的脸“刷”地变白了，我还看见她几乎站立不住，她的身子微微晃着。她仿佛知道我要讲什么，她一定猜出了我要讲什么。我高兴看到她这种样子，我继续讲：“我来到一座山上，山很高，比天还要高，我就……我就……”我看见张美方妈妈的脸已经成了一张白纸，我终于看见她艰难地把食指竖在了苍白的唇上。几秒钟之内我妥协了，我应该向张美方妈妈表明我的妥协，我继续讲：“我就……我就从山上下来了。”讲完这句我就闭了嘴。我的故事肯定让客人们莫名其妙，但大家还是很客气地鼓了掌。有人称赞了我的想象力，说“山比天高”，这就是想象力。市长还抱住我吻我的脸蛋儿，并送给我一盒十二支装的彩色蜡笔。
又有一次，幼儿园园长到我家来，我母亲给她沏了一杯茶，她们很亲切地说着话。我知道客人是我母亲的领导，是领导就能掌握我母亲的某种命运。这时我又突发奇想地站在园长跟前，我对她说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开始讲，我母亲端着茶杯的手开始发抖。我继续讲：“我来到一座山上，山很高，比天还要高……”我母亲突然放下茶杯——她以为她把茶杯放在了桌上，但是她放空了，茶杯落在地上，碎了。这使我想到了我父亲，我在我母亲怀里吃奶的时候就听我母亲讲过，当我父亲的杂志主编到我家要白矾时，我父亲是怎样慌张得打碎了茶杯。难道今天我对我母亲的威力就像当年那主编对我父亲一样？茶杯碎了，我母亲蹲在地上，双手抓挠着地上的碎杯子，两眼却直直地看着我。我还要继续讲么？我心里斗争着。其实我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么胆大，我真正要看的，不过是我母亲的恐惧表情罢了。她恐惧着我就主动着，我常在这时觉得我能操纵我们的命运。碎茶杯打断了我的故事，我不往下讲了。园长本来就似听非听，我不再讲，她也就不再听了。不久以后我母亲升做副园长，我得知那天园长到我家就与这件事有关。
我不明白我母亲为什么会被提升，谁都知道一年前在她负责的中班死过一个孩子。后来我猜测也许因为她炼钢太积极了吧，她毫不利己，昼夜加班，把几岁的孩子（我）扔在家里一扔就是一夜。她炼钢不仅烧焦了头发，有一次还被炉中火燎去半条眉毛。炼钢是第一位的，对一个孩子的生命负责，在“大跃进”的年代对一个幼儿园老师来说，也许并不那么举足轻重。
慢慢地，我知道了我今后该怎样达到自己的目的。当我需要一件灯芯绒罩衣而我母亲不给我买时，我就开始讲：“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母亲立刻会满足我的要求。遇到我不爱吃的菜，比如芹菜，如果我母亲非要我吃不可，我就放下筷子说：“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母亲便不再劝我。上小学之后我经常逃学，因为我不合群，我不喜欢和同学们在一起。每个班里都有“王”的，男生里有男王，女生里有女王，这些“王”威力无比，同学们要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兜里有什么零食要首先贡献给他们吃。“王”说和谁玩就和谁玩，“王”说不理谁大家就都不理谁。我讨厌我们班的女王。其实不仅在小学，在成年人里，在生活中，你总会发现有些人是与你终生不合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一见面就觉得你们彼此看着都不顺眼。我和班里的女王之间便是这样，我因为不喜欢她也不愿服从她的命令而逃学。我早晨不起床，我母亲一遍又一遍催促我，我就慢条斯理地开始说：“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母亲不再吭声，班主任家访时我母亲还替我撒谎说我病了。
我觉得那几年我一直以折磨我母亲为乐事，因为没有人来折磨我。童年的我虽然还不懂法律，不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最简单的人生常识，但我本能地知道我本应受到惩罚的，我本应受到我该受的折磨。我母亲不遗余力地阻挡了我的被折磨，我不折磨她又折磨谁呢？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有那么一会儿，我没有听见韩桂心的话，因为打我们眼前走过的一男一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认出那女的就是前两天在刘爱珍烈士墓上做皮肉生意的那位，男的已经换了他人。我目送着这一男一女，直到他们行至甬路尽头让大树掩住。韩桂心问我在看什么，我说没看什么。韩桂心说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了么？我说听见了，你说“文化大革命”。
录音之四
“文化大革命”中我和我母亲被弄到乡下去了，原因还是陈非的死。北京路幼儿园一些想打倒我母亲的老师说出了她们的怀疑。她们本来就不满意我母亲被提拔为副园长，她们说为什么张美方在工作中出现了那么严重的失误还能当副园长？为什么中班别的小朋友都没从滑梯上掉下去，偏是华侨子弟陈非掉了下去呢？有谁能证明这不是一起迫害华侨子弟的恶性案件？进而又有人论证说，假若真是如此，这恶性案件将会造成多坏的国际影响张美方你担待得起么？也许不是“将会造成”而是已经造成，众所周知那些年中国和印尼关系本来就欠好，陈非之死简直就是给两国关系、给中国人民和华侨之间再造阴影……还有人竟举出我母亲的前夫我父亲为例，说，经查，张美方的公公是个汉奸，张美方能跟汉奸的后代结婚足见其思想意识的反动。我母亲于是被批斗被责令重新交代陈非死亡过程。我母亲死不改口，坚持了从前她“看见”陈非死亡的所有说法。但她的公公是汉奸，这是确凿无疑的，由不得我母亲瞎编。我母亲她一定是快要承受不住这压力了，于是她说她公公的确是汉奸，但她不是和汉奸的儿子离了婚么。她说就因为前夫是汉奸的儿子所以她恨他，从一结婚就恨，恨到拿起刀来剁掉了他的小拇指。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看他是不是少了一根小拇指。难道这还不能说明我的阶级阵线是分明的么——若不是当时他躲得快，我早就剁掉了他的右手——汉奸儿子的右手！
对于我母亲的同事来说，这倒是个新闻。这个只有我父母和我，我们三个人知道的事实被我母亲公开了，我母亲的那些同事，她们第一次知道她们的女副园长竟能举刀砍人。那么，如此凶狠的女人谁又能保证她真的不会把一个孩子推下滑梯呢？问题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开始：陈非之死。一切都没有凭证，但在那时，怀疑本身就可以是凭证。总之张美方被打倒了，我们母女跟随市政府（这时我才知道北京路幼儿园属于市政府系统）的一批有问题的干部下放到深山，我们在一个名叫黑石头的村里住了一年。一年之后，有消息传来——是北京路幼儿园倾向我母亲的一些老师传来的有利于我母亲的消息。消息说1958年那个死去的陈非的父亲是华侨却不爱国，他其实是个美国特务，前不久因偷听敌台被公安局抓起来了，在他家里搜出了美国军用毛毯和军用罐头，以及刻有U·S·A字样的美国军用刀叉。也许这些物品已经是惊人的罪证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居民，并不知道50年代初期，在北京的隆福寺市场，美军的一些军需用品是以低价公开出售的。以此类推，当年买过这些用品的顾客，在“文革”中均有可能被打成美国特务。那么，张美方副园长凭什么还要为一个美国特务的儿子的死亡没完没了地负责，并且下放到深山呢？于是我和我母亲卷起铺盖，离开“黑石头”重返我们的城市。
那年月我真感谢陈非的爸爸是美国特务，因为他成了美国特务，我和我母亲才得以逃离黑石头村的彻骨的寒冷。要是你没有在黑石头村的破土地庙里住过，你根本不会知道什么叫寒冷。我们进村时正是初冬，被分配住在村口一座土坯垒就的破土地庙里。庙里土地爷和土地奶奶的泥塑已被村里造反派砸烂，除了一扇关不紧的破木门和两扇没有窗纸的窗户，庙里什么也没有。我们抱来几摞砖，把随身带来的一块铺板支上，这便是我们的家了。没有煤，也没有炉子，晚上睡觉我们从来不脱衣服，我们和衣而眠，盖上我们的所有，仍然冷得打战。那情景令我想起儿时母亲给我讲过一个讨饭花子们聚在一块儿比穷的故事，好像是四个人，每人用四句话来形容自己的穷日子，看谁穷得厉害，穷得彻底。第四个人讲得最精彩，前两句我忘掉了，后两句他形容自己晚上睡觉的情景时说：“枕着砖头睡，盖着大胯骨”。枕着砖头睡还略嫌一般，叫人难忘的是“盖着大胯骨”。当我和我母亲睡在黑石头村土地庙的铺板上，我充分体会到了什么叫“盖着大胯骨”。我知道了我的胯骨在哪儿，我由衷地恐惧这种“盖着大胯骨”的日子。我还想起1958年的那天深夜，当我母亲从小高炉上回来，把我从床底下拽出来摇晃着我，对我说的生活艰难的那些话。现在我冷着，手脚和耳朵长满冻疮。沟壑里的野风恣意地呼啸着钻进破门破窗，像刀子一样削我们的脸，我们的脸生疼生疼。这种刀割似的疼痛一直延续到我长大，有一回我和我丈夫开车去五台山玩，台怀镇上那些卖刀削面的铺子，那些做出种种花样儿，表演一种“噌噌”地削面进锅的把式让我的脸和我的身上一阵阵跳疼。那不是刀削着面，那本是风割着人肉啊。人肉割尽，剩下的就是骨架子，我看见了我的白生生的胯骨。
我冷着，冷使我初次真正明白了我母亲的不容易。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抱住她，我对她说，我再也不讲那个故事了，那个午睡起来登上一座高山的故事。我以为我母亲会有很强烈的反应，似乎许多年来她盼的就应该是我这样一个知情达理的表态。我的这个表态，对我母亲来说甚至应该有点雪中送炭的味道。但是她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应，她只是没头没尾地对我说：“反正是没有证据的，你记住。”我立刻明白了，以我的分析能力，我有能力弄明白我讲故事的徒劳，儿童式的幼稚计谋吧。即使我像“文革”中盛行的“天天读”那样每日每时地讲下去，即使我讲的不是上山，就是上了一座滑梯就是向陈非伸出了手，证据呢？谁看见了？即使有一个××小朋友看见了，谁来为我判罪呢？法律不会为一个五岁的孩子判罪。我的母亲，其实她早于我明白了这一切，因此她已不在乎我是否还要继续把午睡起来上山的故事讲下去。现在她冷，冷压倒了一切。冷后来使她成了一个终生的热爱棉被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母亲重返北京路幼儿园，并很快升为园长。老师、阿姨大部分都已换了新人，新颜旧貌一同呈现在人们眼前，我母亲感慨万端。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我母亲自觉她苦难深重，她必须说话，她要找到一个突破口申冤报仇宣泄自己。在这个时代我母亲仍然选择了1958年陈非的死，因为幼儿园新来的老师和阿姨都曾向园长提及园内为何不设滑梯。这正好给我母亲提供了机会，她在大大小小各种会议上讲述三十多年前那个倒霉的下午，她不再提及陈非手中的英国铁皮猴，她只说堆在滑梯下的那堆废铁。她说这分明是整整一个时代的荒唐导致了一个孩子的死。假如没有大跃进，幼儿园就不会大炼钢铁；假如不大炼钢铁，滑梯下的草坪上就不会有废铁堆出现；没有废铁堆，就算一个孩子不慎从滑梯上摔下来，也并不意味着非死不可。我母亲的听众都认为她的分析是深刻的，这是一个荒唐时代才有的荒唐悲剧，所有的人由此更加庆幸那个时代的终告结束。我母亲并且以此教育年轻的教师，幼儿园工作的中心只有一个，便是一切以孩子为中心，因为孩子是一个民族的未来。我决不想说我母亲在讲假话，可我又知道她说的不真。陈非死于我的妒忌之手，这件事却可以和每个时代紧密相连，唯独与我无关。我真不知这是上苍对我的厚爱，还是上苍对我的调侃。我慢慢长大起来，有时我憋得难受，我很想和我母亲摊开此事，但我们之间注定没有共同面对此事的可能：或者我也想临阵逃脱，或者我母亲也想终生回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