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名叫张美方，从我会说话那天起，我就对我母亲直呼其名——我想是她教我这么叫的。我叫她张美方妈妈，她叫我韩桂心女儿。听上去既欠礼貌又少教养，但细细品来，你会觉得这恰是我们母女关系最真实的写照：平等，散漫，再加几分不容置疑的同心同德。我必须和张美方妈妈同心同德，因为这世界上没人能帮我们。这道理从小我就明白，而且让我明白这道理也是我母亲的愿望。自从她失掉了丈夫，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我身上，她死心塌地地爱我，爱得让我起疑：我认为这里有和我父亲——她的前夫较量的成分，她要让他看看，她并不是离了他不行，她单枪匹马也能把我抚育成人。为此她尽可能让我生活得愉快。可什么是愉快呢？我有我的理解。我是一个追求特殊的孩子，做梦都想出人头地。对我来说，只有特殊，只有出人头地才是愉快。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我被母亲领着进了北京路幼儿园。其实所谓进幼儿园，在我不过是从幼儿园后院转到了前院。北京路幼儿园你是知道的，在当时可说是一所贵族幼儿园。明亮的教室、游艺室和幻灯室，香喷喷的专供小朋友淋浴的卫生间，干净的宿舍和每日一换的床单枕套，由营养护士严格把关的营养配餐，还有花园、草坪、秋千、转椅、滑梯、木马，以及跷跷板、攀登架……这所有的一切都展示在前院里，后院则是厨房、锅炉房和两排教职工宿舍，我们就住在后院。据我母亲说，我能进北京路幼儿园是不容易的，全靠了她在这里当老师——类似今天所讲的走后门。北京路幼儿园通常只接收本市范围极小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我母亲的话应该使我知足，但我却觉得反感，因为自此我知道了我不是属于那一小部分中间的，我比他们低，我本不该被这里接受的，我连从正门走进幼儿园的权利都没有，我只配每天从后院绕到前院去。特别当我看见有的小朋友是乘坐大人的小汽车由大人陪着来考幼儿园，是坐着大人的小汽车被接走又被送来时，我吃惊得差点号叫起来（笔者感到惭愧，因为笔者小时候也乘市长奶奶的汽车上过幼儿园），差点儿冲我母亲大叫“张美方妈妈我恨你！”我承认我的血管里流着我父亲的血。我是多么不愿意像他啊，我应该对我母亲好。我终于没有号叫，因为我母亲握住了我的手，领我从后院出来，走上了幼儿园绿茸茸的草坪。我闻见她手上廉价蛤蜊油的气味，一股子西药房加肥皂的混合味儿，黏黏歪歪的——直到我上中学，我母亲还擦这种三分钱一盒的蛤蜊油，却一直给我买两毛钱一盒的“万紫千红”雪花膏。当我走上草坪的时候，是我母亲手上的气味平静了我小小的混乱的心。我做出格外有礼貌的样子和同班小朋友互相问好，最后还特别问候了我的母亲——张美方妈妈——我幼儿园中班的张老师。我向她鞠了一下躬，大声说“张老师好！”然后我抬起头，看着我母亲的脸。我看见她的两眼泪光闪闪，她竭力向后仰了仰头，仿佛要眼泪顺着泪腺倒流回去。然后她弯下腰对我说：“韩桂心小朋友好！”
我和我母亲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初次的共同面向社会。在幼儿园我从来不喊她妈妈，小朋友谁也不知道我们是母女。这正是我擅自做主规定下的一个小秘密，而我母亲她完全同意。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是幼儿园老师的孩子，一个照顾他们，侍候他们的人的孩子。
一年的幼儿园生活是我认识世界的开始，也是我嫉妒心成长、发育的开始。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就体味到了嫉妒的滋味，它是那么强烈，那么势不可当。它不是一种情绪，就我的体会，它完全是一团有形的物质，我常常感到这团物质在我脑子里和肚子里撞来撞去。长大之后看见菜市场出售的一种名叫芥菜疙瘩的菜，我忽然地找到了嫉妒这种物质的形状，它就像芥菜疙瘩，并且它也有颜色，像芥菜疙瘩那样黄不黄绿不绿的。芥菜疙瘩形容古怪好像全身四面八方都生满小脚指头，我真难相信世界上还有这么丑的菜。芥菜疙瘩有多么丑陋嫉妒就有多么丑陋；芥菜疙瘩有多么巨大的生命力嫉妒就有多么巨大的生命力。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心里就经常堵着这种名叫嫉妒的芥菜疙瘩。我不能容忍别的小朋友比我穿得好——而她们一般都比我穿得好。有一次班里有个女生头上别了一枚湖蓝色软缎蝴蝶结，那真是一个美丽无比的蝴蝶结，那么光滑，那么巨大，那么前所未有。当我一看见那个蓝蝴蝶结，我的心就开始发疼，我难受得要命，芥菜疙瘩在我心里一分一寸地胀大起来，它身上那四面八方的小脚指头开始中伤我。当时小朋友们都在夸那只蝴蝶结，甚至连张美方妈妈也在夸。我听见那女生说蝴蝶结是她外婆从一个叫上海的地方寄来的。“上海在中国吗？”有一个小朋友还问。我躲在一边不问什么也不夸什么，但我脸色一定很难看。我多么希望张美方妈妈能看出我的心情，能猜出我也想要一个蓝色软缎蝴蝶结。她应该能猜出来，她必须猜出来，因为我不能主动对她提出来，那样我就太不懂事了。我知道我们没有这种去上海买蝴蝶结的能力，可我又是多么想要那个来自上海的蝴蝶结啊。结果我母亲她什么也没观察出来。在那天晚上我发烧了，40多度，把我母亲吓坏了，她把我背在身上去医院，打针，输液，吃药，医生却查不出任何原因。我高烧三天才退，我知道这要花去我母亲一些钱。我有点惊奇那时我的心情就是如此阴暗，我想假如我得不到蓝蝴蝶结我也得叫我母亲从另外的地方为我花一笔钱。可我怎么能够想发烧就发烧呢？直到今天这也是个谜。
不久以后我开始仇恨同班一个名叫陈非的男生，这是我有生以来恨的第二个人，第一个是我父亲。我们都知道陈非是印尼华侨的孩子，50年代我们这座城市接纳了不少从印尼归国的华侨。当时我们不知道印尼和华侨是什么意思，但我们都看出陈非很奇特。他梳小分头，穿西式吊带短裤，皮鞋，还有齐膝的白袜子。他衣兜里总有外国糖果，他每剥一次糖，小朋友们就围住他抢糖纸。和我通常吃的一毛钱九块的白薯干似的水果糖相比，与这种水果糖粗糙、简陋的糖纸相比，陈非的那些糖纸是多么华贵不凡，那完全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息，那就是童话。为了能得到陈非的糖纸，小朋友们对他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原谅我对一些四五岁的孩子使用这样的形容词，不过你若是和我同上过这样的幼儿园，你就会觉得我的形容并非那么过分。陈非因此而趾高气扬，他让小朋友们排队等糖纸，今天张三，明天李四……你或许能猜出我不会做这种排队等糖纸的事，陈非也发现了，他对我说，韩桂心你见过我这样的糖纸吗？我对他说，我们家有满满一抽屉！他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家住在哪儿，你敢现在领我们去你家看外国糖吗？他的话把我给说蒙了，我为我的谎话无地自容，我为陈非对我的揭穿而更加憎恨陈非。第二天，仿佛是为了故意气我，陈非从家里带来一个名叫“小猴要钱”的电动玩具。事隔近40年，如今当我想起那个“小猴要钱”，仍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那是一只15厘米高的长尾铁皮猴，穿着红衬衫蓝裤子，头戴一顶黄草帽，双手端着一只铁脸盆，脸盆里固定着几枚代表钱币的金属片。陈非一按开关，小猴便蹦跳着双脚，转着圈开始向大家讨钱了。它的长长的尾巴随着身体的节奏摇摆着，脸盆里的“硬币”也随着它蹦跳的节奏发出叮叮咚咚的音乐声。“小猴要钱”震动了我们整个幼儿园中班，大家在游艺室地板上参观着、追赶着那只精灵一样满地蹦跳的猴子。陈非高声告诉大家说，这个玩具是英国生产的，英国。
我要说这次陈非彻底把我打败了，我的矜持、我的不屑和我的故作清高被这只铁皮猴打得落花流水。我央求陈非让我单独玩一会儿铁皮猴，我尤其对小猴手中的铁脸盆里那几枚“硬币”感兴趣。我要摸一摸它们，我要知道为什么它们能在盆里舞蹈却掉不到盆的外边去。陈非说他同意让我玩一会儿铁皮猴，不过我必须答应捡起他的一张糖纸。他说完吃了一块糖，把糖纸扔在地上等待我捡。这种交换条件是我不曾料到的，一时间让我不知所措。但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没有去捡陈非的糖纸，也不再看我正在“热恋”的铁皮猴。我独自向排在窗前的那排奶黄色小木椅走去，双手紧紧攥成拳头，就像我在襁褓中吃奶时听我母亲讲过，她也会在某种时刻紧紧攥拳。这时我又与我的母亲相像了。我沉默了一个上午。午睡时我做了一个梦，我史无前例地梦见了我的父亲，我梦见我父亲拎着一只蒙着丝绒的洋铁桶到幼儿园看我来了，他是那么和蔼可亲，那么高大完美，那么十指齐全，双手的小拇指都好好地长在各自的位置上。他向我走过来，掀去丝绒，顿时从桶里蹦出一群叮咚作响的铁皮猴。我欣喜若狂，高声叫着陈非陈非你睁眼看看，你有这么多铁皮猴吗……可惜的是陈非没有睁眼，而我自己却被自己的声音喊醒了。
那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下午，太阳很好，我的心很疼，为了美梦的惊醒，也为了铁皮猴的消失。我们午睡起来洗过脸，喝过橘子汁，在张美方妈妈的带领下去做户外活动。我们排队来到滑梯跟前，又排队逐级登上滑梯。那个下午我排在陈非身后。按我们中班的惯例，我本不该排在陈非后边，陈非身后再有两个女生才轮到我。但是那个下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排在陈非身后紧挨着他，更不知道为什么谁都没有发现我排错了队。我就那么紧跟着陈非，一步一步地登上了滑梯，踏上了连接着滑槽的那块平坦的木板，经由这块木板，我们才能开始滑行。我的妈妈张美方，此刻就站在滑槽底端接应着每一个从高处滑下来的孩子。经常的日子，每当我踏上这滑梯的最高点，都会有一种又喜又怕又想撒尿的感觉。我喜欢向高处攀登，也喜欢从高处快速向深渊滑行，滑行的瞬间给我快感，我整个的生殖系统都会因之而阵阵眩晕。我还会以一些别人做不了的姿势从滑梯向下滑，比如趴在滑槽里像青蛙那样滑下去；比如侧着身子，用一条胳膊枕住脸，像睡觉那样滑下去。那时我闭着眼，心里得意得不行。为此张美方妈妈批评我，她说姿势不正确是要出危险的，我必须双腿紧并向前平伸，坐得端端正正向下滑。我接受了张老师的意见，但每当我下滑开始的一瞬间，总是快速改变主意。我依旧按我的姿势滑下去，心里想着，请让我保留这个自由吧，这是我在中班唯一能展示自己出色的地方。但是在那个下午，我并不想打滑梯，也不想以此赢得小朋友们的羡慕。那个下午我登上滑梯似乎就为了挨着陈非跟住陈非。排在他前边的小朋友已经蹲下准备滑了，再有几十秒钟就轮到陈非了。陈非扬扬得意，打滑梯时还不忘拿着他的英国铁皮猴。正是陈非手中的铁皮猴坚定了我的决心——这时我方才明白当我午睡醒来，当我排在陈非身后走向滑梯的时候，我是有一个决心的。现在我的决心就要实现了，也许还有一秒钟。我环顾四周，阳光透过银杏树扇形的叶片洒向我们的幼儿园，草坪上有斑斑驳驳的光影；我母亲张美方正专心致志地在滑槽尾巴上弯腰接应陈非前边那个小朋友。我觉得嗓子很干，我向陈非左边移动了一小步，我伸出了右手……陈非在我眼前消失了。我看见他头朝下地栽了下去，他没有落进滑槽，他从滑槽右侧翻向半空，落在一堆废铁上。我听见了“噗”的一声，我看见陈非头上冒出血来，我想他是死了。当我把视线转向滑槽时，我看见我的母亲张美方瞪大双眼正仰头看着稳稳地站在滑梯上的我。就在我们母女眼光对撞的一刹那，我知道我母亲什么都明白了，她是真正的目击者，而在场的其他任何一个孩子都无以对此事产生作用。她冲我竖起右手的食指，把食指紧紧压在嘴唇上。我立刻意会那是一个信号，一个叫我别做声、同时也强令她自己别喊出来的信号。从此我母亲瞪着大眼把食指压在唇上的那个姿态几乎终生陪伴着我。那是1958年的一个下午，我五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