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乌鲁木齐的白天很长，都晚上11点多钟了，还能看到西落的太阳遗留在天边的灿烂。
吃过晚饭，我和多玛在光明路上散步，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
下午离开考古院的时候，多玛也看到了那块石头，她说石头上面的那些图案很眼熟，就是记不起来什么时候、在哪儿看见过。
我们散步到了西大桥。
桥上人来车往，桥边列式子（新疆土话，摆样子）照相留念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还是不少；桥底下车流如水，轰隆隆来来往往，看得人头晕眼花。
听老人们说，很早，大概是清朝末年，就在这座桥的位置，官府修过一座木桥。那时候乌鲁木齐河的水很大，每年开春河水就开始泛滥，木桥没能撑几年，被暴涨的河水冲毁了。后来又建了一座木架桥，木架桥不但桥面高，基础也修得牢靠，经受了二十多年的风雨，到了还是被洪水冲毁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钢筋混凝土大桥是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修建的，改革开放以后的1996年，政府又出资在原桥基础上重新扩建，变成了眼下这座壮丽的大桥。
不知什么时候，流经大桥下面的乌鲁木齐河消失了，昔日的河道变成了马路，取名“河滩路”。随着城市的发展，河滩路从最初尘土飞扬的石子马路，经过一次次改造重建，变成了今天贯穿整个城市的现代化快速公路，可人们依然叫它“河滩路”。
多玛站在桥边，望着河滩路上急急行驶的车辆出神。突然，她指着桥下方河滩路和红山路交接口的雕塑叫唤起来：
“赵老师，你看那两匹马！我想起来了！”
我此时也在看那两匹雕塑马，可我不知道她想起什么了，便随口说：
“那雕塑叫‘长桥饮马’，怎么了？”
“管它叫什么。考古院那块石头上的花纹，我想起来在哪儿看到过。”她扶着栏杆，扭过头来望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惊喜，“我看见那两匹马，突然想起我爷爷的马鞍子。我记得爷爷的马鞍子上面裹了一层皮，皮子上面就有那样的花纹。皮子是白色的，那些花纹好像是……咖啡色，可能是烫的。”
“什么时候的事儿？你能确定是一样的花纹吗？”我好奇地问。
“差不多吧。你知道我为啥记得吗？小时候我特别爱画画儿，爷爷就让我画马鞍子上的那些花纹，所以印象很深。”
“那马鞍子还在吗？”
“早就没了，扔了还是给人了不知道。”
“真可惜。”我感到十分惋惜。
“对了，赵老师。”多玛又想起什么，看着我，“我记得，爷爷说那是一块狗熊皮。”
“哦。”我点点头。我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生活在草原和山林里的先民总是把一些神圣的图案花饰画在熊皮上面。搞不清楚这是为什么。
天色黯淡下来，大街上行人车辆不减，乌鲁木齐的夜生活好像才开始。
我们离开西大桥往北门方向走去。教育学院就在北门那儿。
“我看你眼睛都睁不开了，多玛老师。在喀纳斯的话，这个时间你是不是已经睡觉了？”我向多玛笑笑。
“差不多。没什么事儿，就睡觉呗。”多玛也调皮地看我一眼，笑了。
“睡多了梦就多。你没事儿睡觉的时候梦见过我吗，多玛老师？”我突然想和她开玩笑。
多玛盯住我打量了半天，然后装出神神秘秘的样子看了看周围，压低声音问我：
“你想让我说什么，赵老师？”
“真心话。”我也故意小声说。我在心里已经开始笑了。
“好吧，听了别笑话我。”多玛脸上露出些许矜持的样子，“我可能梦见过你，也可能是心里想的，搞不清楚，真的。”
“我信。人有时候分不清现实和梦，这种事儿常有。”我说。
“那你呢？梦到过我吗？”多玛说完这话转过脸去看着别处。
我没回答她。我放慢步子落在她身后。她没有觉察，继续往前走着，过一阵，她回头发现我不在她身边，一下慌了，猛转过身来，看见我，压低嗓音尖叫道：
“你干嘛，赵老师？”
就在那一瞬，我看到她眼睛里闪动着泪光，是那种充满惊喜的泪光，好像我们在杳无人烟的荒野里走散了，彼此苦苦寻找，偶然又重逢了！
“我知道你心里很想梦到我。我也一样，很想梦到你，真的。”我深情地看着她的眼睛，这样说。
多玛没有言语，低下头默默地向前移动着脚步。
看着她披散的头发，看着她简洁、朴实又不失时尚的打扮，你真的没办法把她和那个遥远的喀纳斯山区联系在一起。
真的，她拥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超脱世俗的美，就像山野里的草莓花，柔弱但却充满生机和希望……
白天的酷热已经被夜晚凉爽的风驱散了，人们三三两两地往来行走，路边的门店里灯火通明，各种音乐此起彼落，中间还夹杂着公交车的报站声。
城市的夜晚就是这般吵杂、纷乱。
“我怕做的梦又是噩梦。”多玛幽幽地说，好像在说给自己听。
我知道她在说什么。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似乎都是多余的、苍白无力的。
我只好在心里念叨：漂亮的多玛，我和你，我们之间，也许真的会发生一些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不会只是一场梦，更不会是噩梦，我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