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阴阳家通过天象观测，掌握了自然的变化规律。高明者往往是把科学——如天象——与神秘的巫术形式结合起来，用来预测人事的吉凶祸福。
阴阳家智慧概论
关于学派和阴阳家，《汉书·艺文志》里面讲得十分清楚：“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数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汉书》的作者把阴阳家大为两大类，一类根据所谓的四时之运、五行之性、八风之气来为国家制定各种律历、指导各种祭祀活动甚至参与制定国家政令的人，这样的阴阳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一直是被官方看做主流的。不过这些人虽然受到了观念上的尊重，但丰富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真正在宫廷庙堂和下层社会发生影响的并不是这一派，而是“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的那一类人。的确，后一类人不为正统的阴阳家所看重，甚至遭受他们的鄙夷和排斥，但由于他们有着广泛深刻的社会基础，用其神秘的理论和实践来混淆视听、蛊惑人心，所以，他们不仅在民间很有市场，就是在宫廷庙堂也时时被看重。
这里所说的阴阳家的智谋主要是指后一种。
阴阳观念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古代，“象天法地”是人们固有的思维方式，人们在生产和劳动的实践中，通过仰观俯察，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有着最大差别的那些相互对立的事物，因为这些事物对人的影响和刺激最大，所以也就首先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概念，如天地、日月、寒暑、水火、男女、昼夜、阴晴等自然现象。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分工开始出现，社会上的差别也就随之而来，于是，主奴、贵贱、贫富、治乱、兴衰等上下等级观念和社会发展变化的观念就开始在人们的头脑中出现了。
然而，这些都是个别的、具体的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应该从这些个别的观念中提升出一个具有概括性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阴阳。至于阴阳一词是如何产生的，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由于它产生在渔牧向农耕转变的时代，可能与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关系。人们也许从农业生产实践中认识到了向阳的庄稼丰收，而背阴的庄稼却容易减产，就总结出“相其阴阳”的生产经验，这一经验与人们的生产和生存有密切的关系，又确实能够囊括上述的那些对立的具体概念，于是，阴阳观念便得以确立了。
阴阳观念后来被迅速神秘化了。如《淮南子》就按照礼制与时令对应的原则将一年十二个月政令与失度所引起的阴阳失衡描述如下：
一月失政——七月凉风不至
二月失政——八月雷声不止
三月失政——九月不下寒霜
四月失政——十月不结冰冻
五月失政——十一月动物不眠
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凋落
七月失政——一月大地不解冻
八月失政——二月不闻雷声
九月失政——三月春风不止
十月失政——四月草木无实
十一月失政——五月天落冰霜
十二月失政——六月五谷不收
好在我们的目的不在于去研读这些典籍，更不打算去做什么算命先生，所以，这里不去介绍预言家的各种方法，也不选择一些无稽之谈来耸人听闻，只是从正史和一些可靠的典籍上有目的地选择一些观点和事例加以介绍和分析，希望有助于读者了解传统文化的这个重要的侧面，并能对之有正确的认识。
1.阴阳
阴阳家的内涵非常丰富，这里只介绍其中的部分观点和历史事例。阴阳家在古时也是十分受尊重的。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在战国时期，邹衍是一位学识十分渊博的人，他善于谈论天地的形成，对于五行生克非常有研究，著有《主运》一书，所以当时人们称他为谈天衍，很是尊重。《史说》中说，邹衍在当时的诸侯国中很有地位，“在他出使的时候也很受各个诸侯国的尊重，他旅行至梁国，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并且对他行宾主之礼；他到赵国时，平原君竟然侍候在路旁，亲自为他擦去座位上的尘土；他到了燕国，昭王为他做引导，并且请求做他的弟子；昭王在竭石为他建造了一所宫殿，并亲自去聆听他的教诲。他在王侯之间游说时受到了如此好的待遇，这与孔子几乎饿死在他国，或者孟子在齐国和梁国受困比较起来，是多么的不同啊！”
殷、周之际产生的《周易》就是在总结了以往广泛的矛盾现象的基础上，试图用阴阳变化的观念来解决生产和社会的矛盾的一种极其有力的尝试，其核心目的就是趋吉避凶的。可以看出，《周易》中提出的乾坤、泰否、剥复、损益等一系列的矛盾范畴，比以前的天地、日月、寒暑、水火、男女、昼夜、阴晴等单纯地描绘自然现象的概念和主奴、贵贱、贫富、治乱等单纯地描绘社会现象的概念不仅上升到了抽象的层次，更重要的是这些概念中已经融入了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规律性的认识，显示出人们把握自然和社会的强烈的渴望。在《易经》中，这些观念都在阴阳观念的笼罩之下。可以说，《周易》为阴阳范畴的确立开了先河，即使在今天看来，阴阳观念在当时也是“科学”的概念。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人们又将这种经验和规律用来指导管理国家，认识到矛盾的缓和与激化关系到社会的治乱和安危。西周末年，人们开始用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万事万物变化的原因。其后不久出现的《老子》一书似乎专门来阐述阴阳观念的，他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立的概念，应该说，《老子》在更高的水平上丰富、发展了阴阳学说，为中国古代的阴阳观念奠定了基础。
其实，真正大谈阴阳的不是《周易》的卦和爻辞，而是用来解说《周易》的《易传》部分。《易传》共十篇，它产生的年代肯定比《老子》要晚，可能是从孔子时代至汉代的作品，其中肯定经过了许多人的增删修订。《易传》中的二元对应的模式已经有意识地明确化了，并对阴阳观念作了系统的论述。如《系辞传》中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
阴阳不测之谓神。
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
阴阳之义配日月。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
乾，阳物也；坤，阴物也。
由此可见，阴阳观念在这里已经明确地上升到二元对应的主导地位。在此以后，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文化都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发展变化的。
如上所述，阴阳家由先秦时期的天文家和占星家演变而来的。阴阳家在天象观测中看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他们掌握了自然界阴阳五行变化规律，是具有较多科学知识的人，他们甚至能够预测日蚀、月食和某些自然现象的发生时间，人们便对他们有了神秘感，再加上政治统治的需要，统治者往往有意识甚至是处心积虑地将其神秘化，后来他们又流布民间，这就逐渐产生了以玩弄方术为主的方士型的阴阳家。在这一类人中，高明者往往是把科学——如天象——与神秘的巫术形式结合起来，用来预测人事的吉凶祸福。这些人到汉代即被正式命名为阴阳家，成为“六家”或“九流”之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盛极一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阴阳家约有六十八家，著述多达一千三百余篇，这在当时实在应该算是“显学”了。这种学说的影响之大，甚至连不相信天命的孔孟之徒都受到了濡染，以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甚至与它有很深的渊源。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在汉代之后的两千多年中，阴阳学说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各个时代都受到了当时哲学家的改造，形成了一个哲学体系，其中不仅包括“敬顺昊天，历数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正宗的阴阳家，更多的似乎应是方士所玩弄的方术、数术，道教的许多思想理论也是出自阴阳观念。
应该说，在汉代以后的阴阳家那里，科学的成分逐渐减少，愚民之术、牧民之术的成分逐渐增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甚至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统治方法。当然，我们在这里不能过多地去责备阴阳家，因为这是与整个中国文化的大背景相联系的。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如果说儒家、道家、纵横家甚至法家、兵家的智谋还有许多合理的成分可供今天的人们来借鉴的活，那么，阴阳家的所谓的智谋就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为今人所用了。
然而，阴阳家的确又是中国历史上的极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对我们的民族性有着很大的影响，其内涵也是极为复杂的。我们在这里仅是列举一些比较重要的侧面，以便了解内在的结构。
我们只是为了介绍的方便才把阴阳家分成阴阳、命数、谶纬、易占、星占、解梦、灵异等七个方面。实际上这是很不合适的，这不仅是因为阴阳方术本来就盘根错节，很难分类，更重要的是这根本无法包括其极其复杂的内容。中国古代方术的资料可谓浩如烟海，光谶纬之类的典籍就够一个人穷尽毕生的精力去研读了，如果再加上各类专门的典籍，如道典类、释典类、易学类、太玄类、神仙类、奇闻类、占卜类、占星类、占梦类、测字类、相术类、堪舆类、三式类命理类、杂术类等，简直数不胜数，如果还想进一步挖掘的话，道藏中还有这方面的许多资料。面对这些遗产，我们也许只能望洋兴叹。
2.命数
中国有一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话，就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意思是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个人是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其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天道观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讲究命中注定的。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的确也发生过一些十分巧合的事。按照阴阳五行的说法，天干地支纪年法中的丙午年和丁未年是凶年，如果从有记载的汉朝算起，确实在这两年经常发生比较大的内忧和外患。
汉高祖在丙午年（公元前195年）驾崩，权柄落在吕后手中，吕后对刘氏家族大加杀戮，几乎倾覆刘家宗庙。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为丁未年，这一年，出现了名叫“蚩尤旗”的彗星（状似旗，古人认为此星一现，战祸就起），横亘天际。这年春天，太子刘据（后被汉武帝所废）出生。也就在这一年，汉朝开始命令大将率兵征伐匈奴，从此以后，双方战争三十年，死伤无数。后来因为受陈皇后巫蛊案的牵连，生在这一年的太子刘据也与他的两个儿子一起被害。
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为丁未年，汉昭帝驾崩，昌邑王刘贺登基。因刘贺多行淫乱，旋即被废，在这一年中又立汉宣帝。汉成帝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为丙午年，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为丁未年，后戚王氏家族正昌盛，王莽被封为新都侯，赵飞燕被封为皇后。由此，酿成汉朝基业被王莽所篡之祸。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又分别为丙午、丁未年，当时虽然海内外平安无事，然而，这一年汉朝与南匈奴结盟共抗北匈奴，为后来的南匈奴首领刘渊在西晋末年起兵祸乱中原埋下了祸根。汉殇帝即位于延平元年（106年），为丙午年；第二年为丁未年，汉安帝即位，东汉的衰败正是源于这两年。汉桓帝驾崩于永康元年（167年），这年为丁未年，汉灵帝此年继位，汉朝衰亡。
曹魏时，魏文帝在黄初七年（226年）驾崩，这一年为丙午年，魏明帝登基，由司马懿受遗命辅政。司马氏专权，然后灭魏，其祸始于这一年。
西晋时，晋武帝太康七年（286年）和太康八年（287年）分别是丙午、丁未年，此时，晋惠帝还是东宫太子，后来的“五胡乱华”就来源于这两年。
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年）、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分别为丙午、丁未年，后来篡夺唐朝江山的女皇帝武则天，这时已在后宫，在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年）之丙午年，景宗元年（707年）之丁未年，武则天篡唐的事已经可以明见。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大历二年（767年）分别为丙午、丁未年，安史之乱平定了，但唐朝却采取了很不明智的举措，把投降的安史余孽安置在河北各地做节度使，遂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最终导致唐朝灭亡。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为丙午年，唐敬宗被宦官杀害。唐文宗太和元年（827年）为丁未年，唐文宗开始统治全国，但还没有过十年，就酿成甘露之变。
唐僖宗光启二年（886年）、光启三年（887年）分别是丙午年、丁未年，天下大乱之际，僖宗逃亡，襄王被立为皇帝。后晋少帝开运三年（946年）为丙午年，后晋亡于契丹。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为丁未年，第二年却出现天书祥符等事，结果大修官观，大搞封禅活动，使国家的财力人力大为消耗。宋英宗治平四年（1607年）为丁未年，王安石进入朝廷，后来的变法活动，扰乱国家。宋钦宗靖康元（1126年）为丙午年，金兵围攻汴京，次年为丁未年，宋高宗去世。
宋朝以后的情形，不像宋朝以前的情形这样明显，但基本上还是可以看出来，在这两年内忧外患确实要比平常的年景多一些。
也许，上面的那些灾难都是巧合，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什么样巧合的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更何况我们再去刻意地寻找呢？也许，下面的灾难年号也是巧合。
据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记载，自从汉武帝刘彻用“建元”作为年号以后，至宋代的一千多年之间，皇帝的年号有好几百个，其中为时代治乱离合而趋吉避凶、故意附会的年号更是不可胜数。但其中据说有不少较明白地预示吉凶的年号。
如东晋元帝司马睿的年号“永昌”，当时的明士郭璞解释说，“昌”字是个非常不吉祥的字，表示有两个太阳，当年冬天晋元帝果然死了。
东晋桓玄擅权时，将晋安帝的年号改为“大亨”。有人说，这两个字分开，可以解释成“一人二月了”，即“大”字分为“一人”，“亨”字分为“二月了”，即有一个人在二月里完蛋。次年二月，桓玄果然失败了。
萧栋和武陵王在同年当皇帝，都以“天正”为年号。有人说“天”字可以解释为“二人”，“正”字可看成是“一年即止”。这样二者合起来乃是“二人一年而止”。后来果真如此。
北齐文宣帝高洋以“天保”为年号。有人说这两个字可以分开为“一大人只十”。高洋果然在位十年就死了。
北齐后主高纬以“隆化”为年号。把“隆”字的后两画移到“化”字上，便成了“降死”；安德王延宗以“德昌”为年号，可以说成是“德有二个日（太阳）”。这都是不吉祥的，事实上这几个帝王都没有好的结果。
北周武帝宁文邕以“宣政”为年号，这两个字被看成是“宇文亡日”；宣帝以“大象”为年号，则被看成是“天子冢”，在位仅一年。
隋炀帝杨广的年号为“大业”。根据“业”字的古字，“大业”便可以看成是“大苦末”，隋朝是一个生灵涂炭的时代。
唐僖宗的年号为“广明”。根据“广”的繁体字，这二字可以看成是“唐去丑口而着黄家日月”，即预示着黄巢造反的祸患。
宋钦宗赵桓的年号为“靖康”。可以看成是“立十二月康”，果然在他在位一年后就被金人掳走，由赵构建立了南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