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四川眉州，1036年（宋仁宗景祐二年），城内苏家诞生了一个婴儿，其父苏洵抱过婴儿，忽见婴儿背上赫然生着一颗黑痣，惊喜地对夫人说：“夫人，你看孩子背上的这颗黑痣，生在正中，犹如太空中的星斗，兆应才华横溢，如江水浩荡，不纳浊流，日后必可成材，充当国家的栋梁。”待苏洵仔细观察孩子的面部，又不禁心头一沉，但见他天庭饱满，鼻如悬胆，尤其是一双眼睛，犹如两泓山泉一般，神采飞扬而又清澈见底。苏洵好久才对夫人说：“这孩子性格豪放，锋芒毕露，不通机变，日久必定遭人口舌之诬，一生恐怕多有磨难了。”这也许是后人附会吧，但无论如何，苏洵的话准确地预见了这孩子的一生。这个孩子，就是北宋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苏轼。
苏轼自幼极其聪敏，不仅博学多才，对于人情世故，也能触类旁通。十一岁时，他应父命作了一篇《黠鼠赋》，极富说服力，兹摘录如下：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声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耶？向何为声，岂其鬼耶？”复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
苏子叹曰：“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橐中，橐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求形脱也。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扰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兔如处女，恶其为智也。”
坐而假寐，私念其敌，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而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汝，而忘之耶？”余俯而笑，仰而觉。使童子执笔，记余之作。
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出，苏轼绝非一个死板迂腐的学究，对于世态人情，乃至于从世态人情上引申出深刻的哲理，苏轼是深有心得的。因此，当苏轼踏入官场以后，他不是不懂“为官之道”，而是把官场看得太透，把那些争名逐利之辈看得太透，他们的一举一动乃至微妙心态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只有一点，就是他决不同他们同流合污，只是为国为民着想，为正义着想，而不去屈就。
在全国选拔进士的会考中，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获得了欧阳修等主考官的高度赞赏。在这篇文章里，他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爱民之心，言辞铿锵、文气充沛，尤其是能不拘古法活用典故，更使审卷官们惊喜不已。欧阳修见卷子独占鳌头，便想评为第一，但又怕这卷子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为，评为第一会被人猜说，就判为第二，等开了封卷，才知是苏轼的试卷。在礼部进行的口试复试中，苏轼以《春秋对义》获第一名。
后来，欧阳修在读苏轼的感谢信时，十分感慨地说：“捧读苏轼的信，我全身喜极汗流，快活呀快活！此人是当今奇才，我应当回避，放他出人头地。请大家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当时，欧阳修文名满天下，天下士子的进退之权也全操于欧阳修一人之手，欧阳修这么一句话，苏轼之名顷刻间传遍全国。“出人头地”这一成语，也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历任了凤翔签判等几任地方官以后，苏轼在熙宁二年（1069年）又回到了开封，仍“入直史馆”供职。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这样，在朝廷之上，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
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元老名臣，还是一位大学者，重要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的。新党是坚决主张变法的，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学者、诗人。由于当时王安石急需选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趁机而上，骗取了王安石的信任，如谢景温、吕惠卿、舒亶、曾布、章惇等人都是这样被提拔上来的。王安石这种急不择人的做法，不仅使苏轼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对他自己来说，也种下了导致变法失败和以后遭受这帮小人陷害的祸根。对于这“两党”，苏轼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爱，他同司马光的交往很深，关系很好；对王安石，他与之同出于欧阳修之门，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因此，在这两派势力之间，苏轼决不会因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即使苏轼对一方有着感情，他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率领新进之人，气势很盛，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要一改旧制，推行新法。但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荐举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妥之处，不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朝廷的团结，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对于王安石废科举、兴学校的改革措施，尤为不满，他上书神宗说：“选拔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而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能考察人才的实际情况，看其言辞与行为是否统一。希望陛下能够考虑长远的事情、大的事情，不要贪图改变旧法，标新立异，乱加歌颂而不顾实际情况。”神宗听了苏轼的话，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便又召苏轼询问说：“今天的政令得失在什么地方呢？即便是我的过失，也请你指出来。”苏轼说：“陛下是个天生的明白人，可以说是天纵文武，不怕遇事不理解，不怕不勤恳，不怕做事没有决断，怕的是想急于把国家治理好，办事太急，提拔官员太快，太容易听信别人的话。希望陛下能采取安静沉稳的态度，等待人、事之来，然后再慎重处理。”神宗听了，觉得苏轼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很有道理，就接受了他的建议，没有批准王安石废科举、设学馆等新法。
司马光知道了苏轼的态度以后非常高兴，以为苏轼是自己这一党，对苏轼大加称赞。不久当王安石大张旗鼓地推行经济方面的新法时，司马光着急了，他紧急搜罗帮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
一天，司马光找到苏轼，未经试探，开门见山地对苏轼说：“王安石敢自行其事，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来讨伐他！”苏轼笑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司马光以为苏轼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十分高兴，紧接着追问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苏轼十分严肃地对司马光说：“王安石改革时弊，欲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为私，从大局来看，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其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对。至于你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害民之根！”
司马光听了，勃然大怒，高声骂道：“好个介甫（王安石之字）之党！”拂袖而去。从此，司马光也恨上了苏轼。
苏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抱着一颗为国为民也对皇帝负责的赤子之心，在两个月之内，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引起朝野的震动。苏轼把这种改革比作皇帝在黑夜中骑着快马驰走，群臣不是去为君主探明道路，而是在背后猛劲地打马，危险之至，并要求神宗“解鞍下马，喂马蓄锐，天明再行”。王安石的新党知道了这些，可谓恨得咬牙切齿。王安石还算是个君子，但他手下的那帮党徒，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整治苏轼。
一天，王安石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要与他面对面地做一次“深谈”。王安石怒责苏轼说：“你站在司马光一边，指斥新法，是何居心？”苏轼一听，火往上冒，反问道：“你这话从何说起？”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主张改革时弊，反对因循守旧，是何等坚决，现在我行新法，你为什么要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苏轼怒道：“你口口声声说我同司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也反对司马光的泥古不化？你不审时度势，反倒急功近利，贸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破裂了。
不久，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说他扶丧返川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后虽经查无此事，但苏轼已厌恶了朝廷的党争，想到外地去任地方官。这时，新党正想排斥异己，就把他贬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徐州辗转数年，兴水利、救水灾，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又从徐州迁至湖州。这时，朝廷里的斗争也很激烈。王安石提拔起来的一伙人，钩心斗角、相互倾轧。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被神宗复用，任为宰相，吕惠卿多年的蓄谋化为泡影，为了当宰相，吕惠卿竟把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给了神宗。
吕惠卿本是靠攀附王安石才当上副宰相的，因此两人的来往信件很多。在王安石写给吕惠卿的信件中，有的用了“无使上知”的字样，神宗一见，觉得王安石在搞阴谋诡计，十分恼怒，就罢了他的宰相职务，命其永远不得返朝。这样一来，过去曾经支持过王安石变法的“新进勇锐”，如吕惠卿、李定、舒亶等人，就独霸了朝权。
苏轼到达湖州，按惯例要写谢表，他想起朝廷上发生的这些事，不禁气愤，在表中不由地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李定接到这份谢表一看，不由大喜，觉得陷害苏轼的时机到来了，立即串联了舒亶等人，准备“劾奏”苏轼。
但是，苏轼文名布于天下，朝廷上一些元老重臣会自觉保护他，更兼皇后对他很有好感，要想参倒苏轼，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李定、舒亶等人唯恐苏轼东山再起，将来难以处治，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
第二天早上，李定把谢表交给了神宗，首先弹劾道：“苏轼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既是反对新法，也是对皇上不满；说‘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发泄自己对职位的不满情绪，实是未将皇上放在眼里。”李定还说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辩，行辟而坚”；四是说皇上“修明政事，怨己不用”。
神宗看了苏轼的谢表，果然脸色不虞，加之李定煽风点火，就有些怒气了，舒亶见火候已到，便趁机举出“确凿证据”，说苏轼存心险恶。舒亶说：“苏轼反对新法，证据确凿，对每一种法令，他几乎都作诗诽谤。他包藏祸心，怨恨皇上，无人臣之节，确属事实。陛下发钱以业民，苏轼就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行考核官吏的新法，他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严禁私盐，他就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望陛下明察。”
舒亶的这一招的确恶毒，苏轼的这些涉及新法的诗并无攻击讪谤之意，无非是描述了行新法后产生的一些现象，但在舒亶的嘴里，都成了恶毒的攻击。在此情此景之下，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果然，在犹豫了一阵之后，神宗还是下令将苏轼拿问。
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押出湖州，百姓夹道相送，失声痛哭，足见苏轼之得民心。押到开封以后，他被投于乌台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之一——“乌台诗案”。
苏轼在狱中待了很长时间，苏轼的儿子求告无门，便去南京找苏轼的弟弟苏辙想办法。临行之时，他嘱咐别人，送饭时送鱼，不要送肉，但送饭的人搞混了，竟把肉送了进去。苏轼一见，误以为大限将到，不由得悲愤中生。原来，苏轼与儿子约好，如果没有什么情况，送饭时带鱼；如果情况紧急，送饭时带肉。这样可以内外通气，早作准备。苏轼自觉李定、舒亶等人必欲将他处死，在悲愤之中，索笔写下了两首诗，其一云：
圣上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家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苏轼的这首诗是写给弟弟苏辙的，本想托一狱卒交给弟弟，没想到被李定安排的耳目看到，一把抢去，交给李定。李定以为苏轼又在写诗怨谤，正愁拿不到证据，便把诗稿往袖中一塞，匆匆上朝去了。
这时，朝廷内部又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曹太后在弥留之际，与神宗谈过一次话，指出苏轼是个忠臣、才子、廉吏、好人，要神宗千万别冤屈了苏轼；神宗虽然年轻气盛，但也并未想杀苏轼，只是李定一伙人极力陷害，企图置之于死地。第二天上朝，李定竟把苏轼的诗交给神宗，并说苏轼又在狱中大发怨怒，神宗看完诗，觉得莫名其妙，就问李定诗上写的什么，李定一惊，才想起自己害人心切，竟未看诗稿。这么一来，形势急转直下，以前帮助李定的人见神宗态度已变，都见风使舵，替苏轼说情。就这样，在审无证据的情况下，苏轼被释放出狱。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这里，他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躬耕东坡，留下了许多佳话。
元丰八年（1085年），三十八岁的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由高太后摄权听政。
高太后一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她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清除那些靠结党营私而爬上高位的官员。她免去了王圭的宰相职位，重新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对那帮因反对新法而遭贬斥的人物，也陆续复用，这样，苏轼先被任命为登州太守，后又召还朝廷。李定、舒亶等人见苏轼果然东山再起，又恨又怕，便时时寻找机会陷害他。
恰在其时，辽国派使臣来朝，带来一幅对子的上联，要大宋朝在三日之内对上下联，若能对上，即为上邦；若对不上，便为下邦。这对子的上联是：
三光日月星
高太后传旨，让百官联对，可此联实在太难，百官无一能对。李定和舒亶心意相通，推荐苏轼入对，说苏轼文名满天下，定能对上，若不能对出，便是欺世盗名之辈。高太后听了，明知他俩陷害苏轼，但她还是相信苏轼可以对出，便召苏轼前来。
苏轼见了辽使，尚不明白他何以耀武扬威，等说明来意，苏轼便请辽使亮对，辽使大声朗诵道：“三光日月星。”苏轼一听，哑然失笑说：“敝国三岁蒙童也能对出，满朝文武，无非不屑联对，逗你玩罢了！”辽使发怒，以为他对不出，故意大言欺人，便催他快对。苏轼说：“敝国蒙童即读《诗经》，我对‘四诗风雅颂’可以吗？”
此对一出，辽使愕然，满堂大哗，叹为绝对。这“风”、“雅”、“颂”中的“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两种，故可称四诗，一下子解决了数字“四”和后面三个字代表三种事物的矛盾，可谓巧妙之极，况且还寓有把“四诗”比作“三光”之意。
苏轼趁势戏弄辽使说：“贵国这幅对子，我信手拈来即可，‘一宫清慎廉’，‘一阵风雷雨’，‘半桶泥涂浆’……”弄得辽使晕头转向，羞惭万分，只得自认下邦，狼狈而去。
李定、舒亶弄巧成拙，反帮了苏轼一个大忙。在高太后的支持下，苏轼一年之内连升了三次官，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其职权在副宰相以上。
司马光任宰相以后，当然要废除新法，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司马光主持政事堂会议，要求五品以上的朝官全参加，中心议题是全盘废除王安石所行的新法。苏轼在被贬的过程中，亲眼看到了新法推行后的一些好处，觉得不应该全盘废掉新法，因此，他反对司马光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