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学问道德”的“内忧外患”之中，从太子到皇帝的整个历程都很不舒服，那是自然的事，至于想发展自己的个性和长处，就更别提了。万历皇帝想在八小时之外搞点业余爱好，进一步研究一下书法，想弄个书法学会的理事之类的学术职务干干，以显示一下自己也有一定的能力，并非只会享受祖荫。但这不行，大臣张居正装出一副为民请命、为国献身的样子，伏地泣谏，要万历皇帝万万不可，说什么书法乃是淫巧小技，不可因此误了治国大计。群臣见首辅大臣如此忠勇，也都不甘落后，白白丢了这个沽名钓誉的好机会，于是群起效仿。在这些“正人君子”的围攻下，万历皇帝虽然十分扫兴，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少数服从大多数”了。
如果说上面说的还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事的话，万历皇帝想废掉长子，立自己心爱的幼子为太子，恐怕就是一件大事了。这当然更遭到大臣们坚决反对，他们历数废长立幼的坏处，言辞铿锵，莫可置辩，弄得万历皇帝不仅没有办成事，还碰了一鼻子灰。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万历皇帝终于看清了自己并不属于自己，实在不过是一个傀儡。一经悟透，他采取了一种消极的反抗方式：怠工。于是，万历也就成了明代的坏皇帝。
其实早在万历皇帝以前还有一个正德皇帝，更有意思，他追求的是什么呢？用今天的话说，叫做实现感。当太子时，正德皇帝也受够了窝囊气，小时候不能玩，长大了一定要补一补。在当了皇帝以后，他就开始“恶作剧”了。登基后不到两年，他就让宦官在宫外建了一所充满野趣的俱乐部，叫做“豹房”，整日在里面与宦官、娼优、异域术士嬉游，至于国事，就不放在心上了。在为祖母举行丧礼的时候，他看到地上泥水横流，便下令群臣免予跪拜，这当然激起了所谓忠臣的反抗，但殊不知，这也是正德皇帝对自己所受教育和束缚的反抗。
最有意思的是，他还要过将军瘾。正德十一年（1516年），伯颜猛率兵入侵，正德帝听了，大为高兴，立即御驾亲征，虽有群臣反对，他还是“一意孤行”。最终他胜利班师，但觉得只打了胜仗算不得有意思，便自己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1519年，宁王朱宸濠造反，本来当世大儒王阳明迅速平定了叛乱，但正德帝还想过过当将军的瘾，要大学士草拟圣旨，命“威武大将军”北行巡边。大学士不干，伏地请求，泣血而谏。正德帝不理，还是以此身份巡边，途中再加封自己为“镇国公”，又自封为“太师”，并十分荒唐地要求王阳明把朱宸濠放回去，让他再叛乱一回，然后自己亲自率兵捉拿。这当然遭到了王阳明的拒绝，王阳明还因此受到了朝廷的迫害。
忠臣们不干了，廷臣抗议者先是十数人，后达百数人，跪在午门外，他们问“威武大将军”到底是何人，若无此人，就是伪造圣旨，应当处死。正德帝还真有股坚韧不拔的精神，这年又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出巡各省，甚感风光威武。最后群臣集体抗议，正德帝觉得他们也太多事，便劝他们回去，但仍有百余名大臣跪着不走。正德帝发怒，不走就打走，于是，每人赏棍三十，有十一人被打死。
当然，正德皇帝不是一个好皇帝，他宠信太监刘瑾，结果特务横行，良臣遭戮，朝政和国事都乌烟瘴气。但我们不是在评论正德帝的得失，我们要看的是不自由的生活对人的不良影响。
据说，在周以前，帝王的寿命有超过一百岁的。因为年代久远，到底尧、舜、禹等人究竟活了多大年龄已无从知道了。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在他的《谏迎佛骨表》中说：“古时，黄帝居王位一百年，享年一百一十岁；少昊居王位八十年，享年一百岁；颛顼居王位七十九年，享年九十八岁；帝喾居王位七十年，享年一百零五岁；帝尧居王位九十八年，享年一百一十八岁；帝舜和大禹都活了一百岁。那时天下太平，百姓生活安定快乐，寿命很长，然而那时的中国却没有佛。此后，商汤也活了一百岁，汤的孙子太戊在王位七十五年，武丁在王位五十九年，古代典籍都没有说他们寿数的极点，推求他们的年岁，大概也都不少于一百岁。周文王活了九十七岁，周武王活了九十三岁，周穆王在位一百年。”但这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再看皇帝的寿命。
从汉朝至五代十国以来，一共有近一百四十位君主，他们或因短命而夭折，或者仅活至中年。只有西汉武帝刘彻、三国时东吴主孙权以及唐高宗李渊活到了七十一岁，唐玄宗到七十八岁才去世，南朝的梁武帝萧衍活到八十三岁（一说八十六岁）。其余的，光武帝刘秀寿至六十三岁，蜀汉先主刘备寿至六十三岁；汉文帝刘桓、景帝刘启，唐太宗李世民等帝王大多都没有活到五十六岁。东汉殇帝刘隆仅两岁，冲帝刘炳仅三岁，少帝刘辨仅十五岁便死了。
西汉武帝刘彻，雄才大略，居帝位五十多年，文治武功，国家空前强大。但他到了晚年多病又多疑，认为是臣下不忠而诅咒自己早亡。借“巫蛊事件”，汉武帝大杀臣僚，上至宰相，下到一般官吏百姓，受牵连而致死的达数万人，皇太子刘据也被卷入这件事而自杀身亡，其他公主、皇孙多人也死于非命。为此汉武帝痛心疾首，作为帝王，他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当群臣为他的七十大寿举杯祝贺时，他再无心饮酒，并当即决定把皇位传给八岁的儿子刘弗陵。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四十四年。统治初期，他继承唐太宗、武则天以来盛世气势，励精图治，使唐朝国力蒸蒸日上。但到他晚年却发生了“安史之乱”，长安被安禄山攻破后，李隆基仓皇逃往四川，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下令处死自己心爱的贵妃杨玉环。他的儿子唐肃宗继位后，排挤玄宗，使玄宗郁郁而死。
东吴创业之主孙权继承父兄之业，勇敢果断，占据江东，与魏、蜀成三足鼎立之势。而到他晚年，儿子间争做太子的斗争十分激烈。他最心爱也是十分有才德的长子孙登早死，孙和被立为太子。但孙权又十分宠爱孙和的弟弟鲁王孙霸，这样孙和与孙霸之间为争夺继承权而钩心斗角，大臣也分作两派，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结果孙和被废为庶，孙霸被杀，孙权只好另立少子孙亮为太子。
唐高祖李渊与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元吉同心协力，在隋末大乱中异军突起，建立了唐政权。若论功劳，次子李世民功绩最大，这样太子建成、三子元吉为一派，秦王李世民为一派，又发生争夺皇位的斗争，冲突在玄武门事变中达到了顶点，建成和元吉被李世民杀死，他们的十个孩子也被杀，唐高祖被迫让位给李世民。
据洪迈的《容斋随笔》统计，从汉朝至五代十国，这一百多位帝王，高寿的实在寥寥无几，其中固然有争权杀戮的因素，但“郁闷而死”的皇帝，恐怕也不在少数。
真乃“无情最是帝王家”，帝王之家实在是没有福寿两全的。要么短命；要么虽然长命，但又无法逃避争权夺利的煎熬和惩罚。看来，说帝王都是苦命人，实在并不过分。
（参见洪迈《容斋随笔》、韩愈《谏迎佛骨表》等）
3.曾国藩的奥秘
近一个时期以来，明清故事十分流行，不论是相关小说、电视剧还是专论权谋智慧的图书，都大量涌现，原因何在？这恐怕不仅仅与人们的好奇心有关，更重要的是这些故事充满了现实感，如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就是如此。有一些故事很好地表现了中国人深层的文化心理，曾国藩热就是典型的例证。
曾国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学者兼“贤相”的典型，是一位福禄寿喜都占全了的人，是最后一个能够体现这种理想人生模式的人。自曾国藩以后，就只可希其名，而无可见其人了。
那么，今人为什么对曾国藩表现出如此之大的热情呢？从前几年的《曾国藩家书》热，到现在的《曾国藩》小说热，一直“热情”不衰，难道人们忘记了他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元凶了吗？
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往往是短浅的，从文化角度看问题往往是深远的。要了解人们对曾国藩的热情，还得从传统中国人的做人理想说起。
一般说来，传统中国人的理想有两条，一是做官，二是成名。做官实惠，成名可以不朽，如果能把二者集于一身，那就妙之极矣！
做官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荣华富贵”四字可谓形容尽了做官的好处，对于极为实在的中国人来说，如能得享高官厚禄，可谓不枉此生了。因此，中国人历来就对官有着敬畏和崇拜之情。
只做了官还不够高雅，如果能成为贤人甚至圣人，那就更加完美了。中国人历来对于先贤圣哲有一种神秘的敬畏感，认为他们不仅是天道的代言人，还是神明的象征，一般人尊重圣贤，读书人尤其如此，他们最大的愿望大概不是当皇帝，而是成为“帝王师”。
其实呢，名、利往往是黏结在一起的，所以，在图得官位、名誉的同时，往往就有了实利，像孔圣人那样一生穷困潦倒、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情形毕竟是个别的，而中了状元、做了大官、发了大财的情形才是普遍的，所以，中国人往往把名、利看做一回事。
但二者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商人赚钱，还是为传统观念所鄙视，土地主有钱，也为城里的人看不起，因此，像曾国藩那样，既是晚清统治集团中最大的实力派，是名震中外的“圣相”，还是学术界的领袖，是“帝王师”，把官、权、名、利结合得十分完美，就成了传统的中国人的理想形象。
的确，在曾国藩的身上，虚名与实利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这一辈子实在没有白过，吃喝玩乐占了，叱咤风云占了，行权用势占了，建功立业占了，舞文弄墨占了，寿终正寝占了，总而言之，功名利禄四字全占去了，可谓占尽了在中国人看来令人羡慕追求的一切好处。
因此，曾国藩在沉默了一百多年以后，能够重新唤起人们的热情，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是，一般人能够学其一面已属难得，更无机会能够全面模仿效法。
历史上的曾国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争议很大而且极其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可以说集中了中国传统官僚的所有特点，也掺杂了一些文人的品格。前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其意是说如果称赞他的话，可以把他看做是一位“圣相”，如果审判他的话，又可以把他看做是“元凶”。其实，曾国藩远比此定论要复杂得多，说他是“元凶”则可，说他是“圣相”则还不太够格。只是出于简便，一般都这么评价他，这里也暂借此论来分析一下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是由“元凶”走向“圣相”的，我们就先从他“元凶”的一面说起。
曾国藩生于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卒于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曾多次以“耕读传家”为骄傲，可见，曾国藩的家庭既非土地主，也非书香门第，而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家庭模式：多有田亩，衣食丰足，又能读书著文、咏诗作赋。先不说这种家庭理想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什么样的精神，但它把种地之实与读书之虚这两件事结合得很好，则是确实无疑的，这种虚、实结合的家庭结构，对于曾国藩虚、实结合的人生品格，恐怕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曾国藩的祖父不太识字，但务实能力很强，整治得家业兴旺。他的父亲得以有闲读书，只是饱经寒窗之苦，才不过考了个秀才，做了孩子王。到了曾国藩这一代，却是祖坟上冒出了青烟，一路科考顺利。
曾国藩六岁入塾读书；八岁学“五经”，读八股；十四岁赴长沙应童子试，成绩一等；二十二岁中秀才，两年后就学于中国著名的学府岳麓书院，同年曾入京会试未中，后刻苦攻读经史；至二十八岁再次入京会试，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
曾国藩兢兢业业，获得了清廷的赏识，连连升官，至三十七岁升为二品官。他曾十分自负地说过：“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可见，曾国藩还是把做官当做人生第一要义的。在这期间，他历任工、刑、吏部的侍郎，可谓是春风得意。
但如果历史不给他提供特殊的契机，他是不会成为现在的曾国藩的，他也许只会像无数个封建官僚一样，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出现，给他提供了一片广阔的历史舞台。
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太平天国起义军从广西桂平县山区冲破重围，像一股滚滚的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推进，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攻克了南方重镇江宁（今南京），并改名天京，定为国都。清政府的军队可谓是望风披靡，一触即溃。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感到没有力量组织军队、调集兵力围攻起义军了，只好像东汉末年朝廷镇压黄巾起义一样，让各地自己建立地主武装，称为团练。这些武装力量由当地的官僚和地主联合组建，具体指挥权属于组建者。
咸丰皇帝于1853年下令长江南北的在籍官绅组建团练，曾国藩因家在湖南的湘乡，就积极响应咸丰，于这一年回到家乡，协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从此，曾国藩开始了他的“元凶”生涯。
曾国藩在同乡儒生罗泽南的帮助下，先建立起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然后逐渐扩大。他十分了解清朝八旗兵、绿营兵的腐败，因此，在组建队伍时，首先注意了从平民当中招募士兵，绝不引进官僚子弟，其次是他十分注意宗族关系，把军队组建成一个血缘家庭性质的组织，以增强战斗力。
曾国藩的军队与清军和其他团练武装相比，有如下明显的特点：
一、士兵均来自质朴壮健的湖南乡民，既易于训练，又勇悍善战，坚决拒收城镇油滑市民和老兵油子，以免带坏了队伍。军官则多来自他的亲友中的读书人，要求肯为“卫道”、“忠君”而献身，不能急功近利，坚决杜绝清廷八旗贵族军官的争权夺利倾向。
二、把父子、兄弟以及有其他血缘亲属关系的士兵编在同一组织内，利用宗族亲缘关系维系士兵，使士兵打仗时能互相救助，且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一旦失败，全宗族就会遭到灭族之祸。曾国藩的这一招的确十分有效，把一支国家的军队变成了宗族军队，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果然大大地提高了战斗力。这一创举也开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先河。
三、在组织上，曾国藩规定，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这样既提高了组织指挥的战斗力，也为曾国藩建立了一支私人的军队。
曾国藩虽然坚决反对满族人担任一般的军官，以免影响战斗力，但为了取得朝廷的信任，他特别推荐了满族人塔齐布为湘军大将，荐举多隆阿为湖北将军，在一切准备完成后，曾国藩的这支湘军开出湖南，准备同太平军作战了。
1854年（咸丰四年）5月，曾国藩率湘军出战，在岳州与太平军接触，没想到一战即溃。曾国藩出省时共有湘军一万，包括水、陆军各五千，连其他人等共一万五千多人。岳州一战，水师被彻底击垮，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可能是从未受过失败的滋味，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便投水自杀。他的部下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湘军统帅死去，赶忙把他救了出来。
